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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由杨兰春编剧、曾未之执导的豫剧《朝阳沟》被搬上了影幕。1964年元旦，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此剧并接见全体演员。这表明中央最高领导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全力支持，《朝阳沟》也因而风靡全国。该剧描述的是城市下乡知青银环扎根农村的故事。城镇高中毕业生银环，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与同学拴保一道回到拴保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劳动生产中，两人的爱情经受了考验：银环曾一度想回城、考大学，但在回乡知青拴保为代表的农民教育下，最终与栓保成婚，扎根农村。在编导者的笔下，以银环为代表的城市知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愚笨而可笑，因而必须下乡接受农民的教育。请听拴保如何教银环学锄草：
拴保：（唱）你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见银环又锄掉了根禾苗）又叫你把它判了死刑。
银环：（道白）这个锄不好使。
拴保：（道白）这不是锄的问题。
银环：（唱）看起来庄稼活非常简单，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难。两只手就不听自己使唤，挪一步一身汗东倒西偏。心有余力不足眼迟手慢……
拴保：（唱）勤劳动才能够突破这一关。
银环：（唱）唉！难呀，难呀难！
这段唱词体现了“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思想。不仅如此，市民银环娘也要接受农民的教育。当她拉银环“马上离开这老山窝，快给我进城考大学”时，拴保唱道：
朝阳沟一年四季都开课，课堂大来老师多，你是学造林，你是学治坡，你是学移山，你是学改河？学斗争辨敌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天功课都不耽搁。
银环娘受教育后，翻然悔悟，也落户朝阳沟。在这里，编导们把堂堂皇皇的大学，变成了造林、治坡、移山和改河的农业劳动，从而把毛泽东农耕主义的“教育革命”思想，演绎到了令人咋舌的峰巅。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许多河南人——我可爱的家乡啊——还在津津有味地传唱《朝阳沟》！
对于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大多数知青来说，他们并不认同《朝阳沟》式的农民教育。到农村后，他们最为困惑、最难接受是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
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中学老师的信中说：“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
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1964年12月24日，《新华日报》在一篇《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文章中透露，有个下乡知青说：“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
据报道：插队到内蒙草原上的知青，为了接受牧民的“再教育”，与牧民“相结合”，就要“插包”住进蒙古包里去。牧民本能地按照他们长期形成的习俗和观念来“教育”知青：男知青整天外出放牧，女知青如牧民妇女一般，成天待在蒙古包里烧茶、做饭、拉水、捡粪(牧区以干牛粪为燃料)、挤奶、缝缝补补。刚“插包”时十分热情的知青，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伟大领袖”要他们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与现实不符，而与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的辉煌相比，天壤之别又使他们难以接受，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于是热情急剧下降，对“插包”兴趣索然，纷纷要求离开蒙古包。
笔者在农村生活十二年，对农村并不陌生。在中国，在各国，农村在经济、文化、政治建设上，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城市领导农村是自然法则的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的“再教育”理论，是自然法则的忤逆，是历史趋势的反动，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教导，是句美丽的谎言。中国农村的确是个“广阔天地”，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集体主义被美化、神化、从而官僚权力化，人皆有之的人类天性——自由、私有和个人主义被妖魔化，农民们由此被奴役，他们的智慧必然被约束在雇主和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官员许可的范围内，不可能自由发挥。因此，城市知青被驱赶到那里，是不可能“大有作 为”的。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的作者邓贤，曾在云南边疆当插场知青七年。九十年代，他重返云南边疆，行程数千公里，采访收集了大量历史和个人资料。在“走向混沌”一章里，他记录了一些知青对政府驱赶他们下乡的怨声：
北京二龙路中学初六八级女生铁卫红说：“‘一二二二’指示发表当晚，学校工宣队就连夜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工宣队长宣布：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年，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过元旦。我父母都是工人，文化不高，但是对执行最高指示可不含糊。学校一来人，父亲就当场表态：统统下乡，一个不留！这样，大姐去北大荒，二姐去内蒙古，我去云南。没想到后来大姐在北大荒受伤成了残废，二姐嫁了当地贫下中牧，只有我回了北京……十年，好长好长呵！”
参加橄榄坝农场抬尸游行的北京河北中学知青瞿燕清说：“……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右派，毛主席指示一下达，父亲根本不用学校来动员，主动替子女报名下乡。还打听哪里艰苦就报名去哪里，比工农家庭还积极。回到家里，父亲一下子搂着我们姐弟三人老泪纵横。父亲说：‘不是我不想留住你们，是不敢哇！爹对不住你们……’
“那一晚，一家人哭成一团，父亲一夜间白了许多头发。黑五类家庭本无出头之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咬咬牙，去了最偏远的云南边疆，姐姐去了山西，小弟去陕北插队。后来小弟永远没能回来，他死于一次意外车祸……
“我始终忘不了父亲那双被痛苦折磨的眼睛：惊惧，内疚，悔恨，悲哀……子女下乡不仅不能使他灵魂获得赎罪，反而增添沉重负担。他于一九七一年冬天死于肺病。”
“瞿玲仙事件”（4）目击者之一，上海知青陈饶萍说：“阿拉（我）莫啥好讲，下乡那年才十五岁，一点点大。谁愿意下乡？莫办法哇。侬要不去，居委会婶婶大娘就天天来做动员，学毛主席语录，工宣队师傅把被盖搬到侬家里办学习班。阿拉父亲是干部，科长，单位就把他关起来住学习班，啥时辰子女下乡啥时辰放回家。侬想想，鸡犬不宁，一家人过啥光景生活？眼看躲不过去，姆妈哭着恳求阿拉：囡囡就去锻炼两年吧，侬爹爹心脏有病，再办学习班就回不来啦。阿拉咬咬牙，就去了云南。“那些工宣队光骗人，说锻炼两年，阿拉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十年哪，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上海崇明农场中学知青丛正平说：“阿拉这块是郊区，本身就是农场。一九六七年上山下乡，统统要去外地插队，阿拉有个姐姐，比阿拉大两岁，爹妈不放心，就跟学校工宣队商量，让阿拉顶替姐姐到边疆。男孩子，终归好办些。这样，姐姐照顾到本地农村插队，阿拉到云南支边。“侬问阿拉有多大？告诉侬，那年阿拉小学才毕业，整整十五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童工保护条例》……”
昆明五华中学知青陈明忠说：“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开火车，牵引一列长龙般的车厢，在铁路上风驰电掣。想想看，那该多神气！文革时正好赶上初中毕业，砸碎旧的教育制度，大造反，大串联，炮轰火烧，想干什么干什么，别提有多痛快。可是一九六八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全傻了眼，原来造反造来造去，反而连农民都不如。没办法，铁路中专是考不成了，只好乖乖打被盖去边疆。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临下乡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外号叫耳朵。耳朵小时候跟人打架，把耳朵拉掉一只，所以总爱戴顶护耳帽遮丑。耳朵没考上初中，在街道办事处当了几年社会青年，就分配到铁路上跑车。虽然不是开火车，可是穿上那身铁路制服，居然也神气十足。耳朵老远跟我打招呼：咱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往后蹭火车不用打票，包在哥们身上！把我给气得扭头就走。那小子还追着嚷嚷：别走啊哥们，啥时空了来铁路上聊聊……
“咱们有什么过错？不就白念了三年初中么？不读书的成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读书的反而要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这是哪门子王法？x他妈，真叫人想不通！
“想不通也得下乡，只好怨自己生不逢时，怨知识分子晦气。没想到一去就是十年！x他妈，青春也就耽误了，腰也坏了。回到城里，人家却拿咱们当废物，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
“你问我现在干什么？奶管站刷牛奶瓶。工作不累，一月工资带奖金能拿一百五。”
比起自杀和犯罪，陈明忠等人当属“幸运者”。据报导：1979年1～5月，北京下乡知青待业者自杀80人，占全市自杀总数的18％；齐齐哈尔市犯罪分子中，下乡知青待业者占三分之二。
在“主旋律”制导下的“青春无悔”的高歌声中，能听到这些低层的怨气和呻吟，应归公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翻墙软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