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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庆霖“告御状”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李庆霖，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和自己家庭的困难，批评干部们为子女“走后门”的腐败行为。他是一个知青家长，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应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对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早已有所了解的毛泽东，突发异想，4月25日提笔给李庆霖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的复信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主管知青工作造成诸多灾难的责任人周恩来，闻风而动。1973年4月27日，在毛泽东复信的第二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已存在多年的知青问题。他派出13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自治区进行调查。6月22日，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宽松的知青政策，其中，关心知青生活，切实解决知青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下乡知青的积极作用，严肃处理迫害、奸污下乡知青，做好城镇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等等规定，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周的迅速行动，起到了关心知青的作用，受到了知青及其家长们的好评。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革命运动中苦难、死人乃至家破人亡之事，早已熟视无睹了。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次革命都会有代价，苦难、死人的事很正常。翻开历史看看：
1952年他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1953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他警告全国农民：“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结果约有10～20万农民因反对合作化被打死或自杀身亡。
1958年大跃进运动伊始，他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并讲大批死亡是“白喜事”，结果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
1966年《五一六通知》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对此，他对“御医”李志绥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结果有数十万人自杀。
1966年底，他号召“全国全面内战”以夺取“走资派”的权力，结果在尔后的几年里，就有50～60万人为夺权和反夺权而“牺牲”。
1969年中苏核战危机时，他明确地告诉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
在十年文革中，他先后支持、纵容了六次大屠杀，使上百万人死于非命。
…………
这样一个将生命视若草芥的革命家毛泽东，你能期望他同情知青的苦难吗？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了如指掌，回信中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话便可证明。但面对李庆霖的来信，他为什么能突发善心并寄300元加以慰问呢？
林彪摔死后，毛泽东的“伟光正”形象受到严重质疑，其威望陷入低谷。对此，“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是不甘心的。为了扭转颓势，安抚党心、军心和民心，他稍施计谋，把文革造成苦难和杀戮的责任，统统推到林彪身上；他还在高参的合谋下，伪造了一封从滴水洞发出的信，借以证明他多年前已看出林彪是个要借刀杀人（打鬼借助钟馗）的坏蛋。他满以为，在“舆论一律”的专政下，他的目的完全可以达到。然而，他失算了。林彪死后，他的老对手周恩来威望如日中天，使他坐卧不安。为了巩固他的绝对领导地位，1973年初，他借“批林整风”，来批周恩来掀起的批左思潮。不料，善玩太极拳的周恩来，以退为进，用检讨和认“罪”的“痛心”态度，顶住了他的压力，并赢得了中、上层官僚特权阶级的广泛同情，使他弄巧成拙，怨气丛生。不甘心失落的毛泽东，欲再次寻找机会整治周恩来。他完全清楚，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甬者，对知青苦难也了如指掌；但他是“革命代价必然”论者，认为知青的苦难是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无须大惊小怪。但当看到李庆霖的来信，他忽然发现了周恩来的软肋：周是上山下乡运动组织者和管理者，对知青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于是，他从“革命代价必然”论者摇身一变，成了知青关怀者，用复信和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把知青苦难罪责的冷风，吹到了周恩来身上。那知，周恩来技高一筹，接过“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十三个大字，迅即做起关心知青的文章，制定了一些较有人性的新政。他还按照毛的指示精神，把小学教师李庆霖一路提拔到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领导岗位上，从而使毛的预谋没能得逞。
周恩来的知青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青的苦难。当人们在高呼知青苦难的始作甬者“毛主席万岁”时，当人们在颂扬知青苦难的执掌人周恩来对知青的“关怀”时，人们是否应当感谢为知青冒险“告御状”的李庆霖？然而，李的飚升，也使他不自觉地陷入党内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
李庆霖的信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倾诉了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压抑在心头的苦楚，喊出了人们不敢喊的“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无奈，揭露了“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官场腐败，代表了大多数知青及其家长们的心声。然而，李庆霖上书鞭挞所及，多为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官僚特权阶级，他们都是造成知青苦难的具体执行人。这些人听惯了知青典型人物的歌功颂德，没成想李庆霖竟敢把他们的种种劣迹捅上天廷，示之于民，受到人们的普遍指责，自然因难堪而恼火。李庆霖的信触痛了特权阶级的神经，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自然也为他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当李庆霖的靠山毛泽东一死，右派官僚掌权，为知青仗义执言的他便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977年11月14日，李庆霖以“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罪行”，在福州被捕。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以“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等”罪名”，判处李庆霖无期徒刑，剝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改为八年徒刑。
权力可以用谎言来判处说真话的老百姓有罪，老百姓不敢用真话来质疑权力的谎言——这就是谎言横行霸道社会里的特色！
李虽然获得减刑，但直到1994年３月，才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的李庆霖，生活窘迫，每月仅210元收入，且有帕金森、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的困扰，2004年２月，终于在贫病交迫中，凄惨离世。一人落难、株连全家：其妻张秀珍在戴上“反革命”帽子后被开除公职，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长子李良模，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在那里劳动，后来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由于父亲的株连，被县公安局除名，几经周折后，在他母亲生前工作过的莆田四中，找到了一份差事，当了一名校工。
李庆霖为自己、为知青鸣不平付出了惨痛代价！
历史记住了李庆霖！下乡知青不可忘记李庆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