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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是《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这支歌创作于1969年5月下旬，原名《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没有当年“东风吹，战鼓擂，人民、美帝谁怕谁”的革命豪情，也没有当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巍巍壮志，它以思乡的缠绵情怀，揭示了知识青年们青春失学的无奈、背井离乡的忧伤和前途未卜的迷茫，引起了广大知青的共鸣，旋即在大江南北的知青中传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是南京市五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8年12月，他同其他“老三届”同学一样，因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不得不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打起行装，泪别妈妈，告别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当农民。
在接受“再教育”中，任毅学着农民那样，身上痒了，脱下衣服抓虱子，活干完累了，倒在地头睡大觉；当镰刀划破了手时，他也会像农民那样，用水冲洗一下，再紧紧捺住伤口……但“再教育”并没有使他变成地道农民。每当晚上，自小喜爱音乐的他，便怀抱吉他，用旋律排遣心中的郁闷、无奈和失落。五月的一天，忽有所感，“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一首词曲便跃然于他的弦上，冲出了他的口腔。他的琴弦拨得女知青们纷纷落泪，他的歌声被人仿效，传向四方！
1969年9月，阴云密布，中苏两党两国，怒目仇视，剑拔弩张，热核大战，一触即发。当是时，任毅突然接到留城同学郑剑峰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他惊呆了：他的《我的家乡》已被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以男生小合唱的形式，在仇敌苏修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里，反复播唱。他颤栗了：仿佛镣铐已锁住了他的双手，铐住了他的双脚，甚至亡命牌已插倒他的背上……惊恐之余，在反复思量后，他自首了。
但任毅并没有因自首逃脱厄运。1970年2月19日，南京革委会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他逮捕。
羁押期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审讯人员，对任毅的歌词一一定性，使他无言以对；正道遇痞子，对也没有用。审讯者判定：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教育路线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脚印"，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是使用革命的词藻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审讯者定性的革命判词，在毛泽东时代司空见惯：既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荣、正确”，也体现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灼见高妙，真理永恒”！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原市五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下乡知青，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毛书）、宝像(毛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广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请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危在旦夕。
在江苏省委批复前，在南京“一打三反”的三、四、七月的三次屠杀中，任毅都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为死刑犯“陪绑”。
在文化革命中，不知从那一年开始，执行了一项不成文的约定：在杀人前，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把犯人的主要罪行公布于众，诸如什么“恶毒攻击”、“幻想变天”、“反动透顶”、“罪恶昭彰”、“罪恶累累”、“气焰嚣张”，等等，听取与会群众的意见，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尽管与会者不知道“恶毒攻击”的内容，也不知道“罪恶昭彰”的根据，更不明白“罪恶累累”具体都指什么，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大声回应：“杀！”最为可怕的是，已被内定徒刑的犯人，他们也高喊：“杀！”对此，有人说，这是“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的恶果；也有人说，“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等等。笔者则认为，归根结底，是在一党专政的“舆论一律”条件下，在马列阶级仇恨主义酱缸里的长期淹渍中，使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退化、普世价值丑化的结果，从而使仇杀取代了和谐、报复取代了宽容、专政取代了民主、践踏取代了人权。在仇恨主义泛滥的氛围里，仅仅写了一首思乡曲的任毅，也难逃被群众喊“杀”的厄运！
所幸的是，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在公判大会上宣布。
对此有人写道：“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将军怒斥“岂有此理”是有据可查的：在“打倒许世友”的乌云翻滚中，南京市五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勇敢地贴出多达两万张“许世友、杜平老子保定了”的标语口号，力拨乌云，使将军看到了阳光。对五中的亲切感，使将军看见“五中”两字时，激动万分，便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据说，九十年代，任毅曾专程到河南新县许家洼将军墓前拜祭，报答将军不杀之恩德！
“有恩必报”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任毅对许世友将军的拜祭，体现了普通百姓的报恩美德。但许世友主政江苏期间，是说一不二的，仅在“一打三反”中，就屠杀了上千人。其中1970年，在南京市屠杀的57人中，全为错杀，错杀率达百分之百。文革后被平反的南京马列小组知青查金华和为查金华鸣不平、高呼查金华为烈士的知青陈卓然，都在“一打三反”中先后被枪杀于南京。许将军没有为他俩高抬贵手，因而他俩没有任毅那么幸运。历史将如何评价许将军呢？笔者认为，“一俊遮百丑”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都是不足取的。
但也会有人对许将军做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推断：他不杀人，别人也会杀；他可能会因而下台，甚至被关、被杀。因此，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滥杀，亦即所谓“违心”之错，是可以愿谅的。“违心”之错，是横行于中国数十年的赤文化之一，已经成为各级政要不反思、不认错的“公理”。他们认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滥杀无辜，亦即所谓“违心”之错，应该由历史去负责。对此，历史无法辩白，因为，她早已成了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他那首171个字的《南京知青之歌》，使他坐了九年大牢；而平均每19个字获刑一年的判决，也为现代中国文字狱的历史，增添了一项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