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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文革之初，下乡知识青年们曾做过了一次大返城的尝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当年，“自愿”下乡知青们，凭借红卫兵造反之势，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纷纷“杀”回城里。据统计，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青多达120万人。其中，广州有3万多，约占广州知青总数的2／3；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场的九万多知青，有五万多人返回上海。
回到城里的知青，揭发、控诉了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批判上山下乡运动是“黑暗运动”。他们揭露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冲击了文革前树立的绝大部分知青典型，使其中有些典型一蹶不振，从此消声匿迹。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杀”向北京的70多名知青，占领了中央城市知青安置办。他们砸开了档案柜，向社会公布了许多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迫使其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办公。成都市有90％的知青返城。1967年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多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迫害，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和静坐活动。广州的绝食和静坐，累及广东和南方一些省城，促使那里的知青又掀起了一轮回城高潮。
在江苏，回城的知青们，由于在农村吃了许多苦，有的还受当地干部的迫害、奸污，便把怒气撒到直接动员、驱赶他们下乡的基层干部头上。在南京市，约有70%的老知青返城后，冲击了基层单位。据报导：“95%以上的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被冲垮，有些干部被打伤住院；有的躲在家里；有的外出避风。全市军管会都遭到连续的冲击。”返城知青冲击政府基层单位的目的有三：迁回户口，供应粮油、安排工作。例如，南京市红卫区（今建邺区）1964年下放到六合县的知青，在农村，他们袭击粮管所，强盖公章，抢走户口迁移证、粮油供应迁移证及空白证明、介绍信等；回到南京后，由于三个目的没有达到，一怒之下，他们砸了区军管会办公室，冲击了省军管会办公大楼，下乡上山办公室的负责人也遭到他们的拖打。
返城知青迁怒于政府基层是有道理的。这些安置办和街道的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党委交给的“死”任务，在动员、驱赶知青下乡时，他们都曾欺骗过知青。如说什么“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说什么“那里很富裕（下乡的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有鱼，有肉，有电灯，住瓦房。”等等。如果谎言这一“软”招不能奏效，他们便用“学习班”的“学习”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去恐吓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下乡后，知青们发现上当了，于是回城后，便先拿这些干部出气。谎言加恐吓是赤文化之一，整个运动都充满了谎言加恐吓。如果这些干部不会欺骗加恐吓，就会被淘汰出局。在谎言酱缸的长期腌渍中，除少数觉悟者外，多数知青很难分清真与假。因此，他们未必明白，他们揪斗的人，不过是毛、周谎言加驱赶政策的替罪羊抑或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而已！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返乡。很快，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挥舞下，在各地基层干部监督、驱赶下，他们都不得不沮丧地返回到插队、插场的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