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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起云涌——回家之路多坎坷
对于下乡知青来说，1978年是他们充满希望的一年。
那一年，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已掌管了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开始清算党内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到11月，全国各地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全部完成。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评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宣布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浩劫”。全会决定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邓小平的一系列新政，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在这个短暂的春天里，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的知青们，在走头无路中，看到了回家的希望。他们高呼：“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
李先念的“四个不满意”表明，上山下乡运动己失去了民心、军心、国心，也受到了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黑龙江省知青办第3期《情况反映》中记载，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有人论证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第一，农民不欢迎，和农民争口粮，争土地，是变相缴纳“知青税”；第二，单位背包袱，负担重，既拿钱又拿物；第三，青年下乡后家长不放心，有的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四，青年不安心，贻误了青年的前程。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一位教师，在辅导干部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上，当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邓副主席也讲了这个问题”时，引起全场热烈鼓掌，突现人心之向背。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同情、默许、支持知青返城的政策相继推出，加上许多地方出现了驱赶知青回城的情势，动摇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基础。但以党内右派王震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在“拨乱反正”中，坚持认为上山下乡方向正确。1977年，又有171.6万知青被“动员”出城市，去农村插队、插场。
显然，中共党内在知青政策上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尽管他们在口头上都说“方向正确”。毛泽东死后，以中、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有权力背景的下乡知青，通过参军、招工、提干、上大学等各种渠道，返回了城市。到1977年底，滞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63.8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这种不平等的去留政策，不仅戳穿了毛泽东“再教育”的谎言，也使不满呼声日益高涨。
为了平息不满情绪，有些地方根据中央容忍的范围内，推出了一些有利于知青返城的“病退、困退”新政。例如，天津市发出通知：天津市公安局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返城手续。通知下达后，立即在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在哈尔滨市郊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几乎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天津市的新政，很快引起连锁反应，其他省、市纷纷效法。插队爱辉县的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理了“病返”手续。在内蒙古，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
在黑龙江，各国营农场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病退、困退”为干部和医生们制造了一个以权谋财、以权谋色的腐败平台。为了能借“病退、困退”顺利返城，有些女知青不得不把贞操献给权力。此外，为“病退”离婚、为“病退”自残也屡见不鲜。
知青为“病退、困退”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钱和性。据北京知青明州在《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一文中披露：“有一位知青已婚，见到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军川农场。”“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除“病退、困退”外，已婚知青返城请愿成风。据《中国知青史》一书记载，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4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迫害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月2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在文革中，辽宁是党内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201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诱惑下，10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家庭破碎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有些地方还发生多起自杀、凶杀案件。
到1978年秋，农村干部安置知青思想开始异化，认为，安置下乡知青是强加给他们的负担，是变相缴纳“知青税”。于是，一些地方干部开始抵制知青工作，许多社队开始排挤甚至驱赶知青。据国务院知青办、黑龙江知青办的《情况反映》中记载，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农村干部们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由于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1978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走，使全省30多万名插队知青(约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1／3)倒流进城市，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势头。到1979年，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吉林等省，排挤知青现象进一步发展，有些地方公开驱赶知青回城。例如，陕西省一些社队，“动员”知青回城自找门路，规定领取口粮时要向生产队交钱，直到离开为止。广东省从化县吕中大队，有31名知青被赶回广州，靠做临时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山西省太原市郊西温庄大队，曾由各生产队划出400亩地创办的知青队，被各队以“行使生产队自主权”为由，赶走知青，收回土地，知青们盖的房屋也被占用，并要求知青赔偿占地几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的农村干部，放弃了对知青的管理工作，听任农民盗、抢知青点的财物。有知青返回农村后，见房子被占，窗玻璃被盗，劳动工具、粮食、蔬菜被分，已无立锥之地，只好两手空空返回城市。
由于遭到驱赶，各地知青纷纷涌回城市，长期不归。1979年4月12日，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反映》中记载：1979年春节过后，农业生产进入大忙季节，但多数下乡知青却滞留城市长期不归；如陕西省占到2／3以上，山西省归队的多些，仍有近一半的人待在城里；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绝大部分在沪滞留不归；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知青点空无一人。对此，国务院知青办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鉴于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人民日报》被迫在1979年4月24日发表了《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呼吁立即制止这种现象，要求各地农村、农场应该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欢迎他们回来，保护他们的财产，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关怀他们，使他们感到同家里一样温暖，等等。这种有气无力的呼吁，与当年“人民战争”的暴力驱赶，形成鲜明对照，恰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光返照。
十年前，农民本不愿接受知青，那是雇主强加给他们的政治任务，他们不敢不接，城市知识青年本不愿下乡务农，那是毛的中共驱赶他们的结果，他们不敢不下；十年后，邓的中共“拨乱反正”了，许多农村开始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了，在这种大气候里，两种情势便拧在一起，形成一股知青愿走、农民愿放的返城潮流。但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思想指导下，党内右派顽固势力用种种借口反对和阻绕知青返城回家，因而使矛盾激化，引发了知青返城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