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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要回家”——云南知青首义返城风暴
罢工。全国知青返城风暴是从云南插场知青那里首先刮起来的。
毛泽东死了两年后的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农场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然而，寄出的联名信如石沉海底。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农场知青们对会议有很高的期待，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会议形成的文件表明，插队知青“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插场的要按国营正式职工对待，“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一决定，在农场知青中，引起了激烈反应。他们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怠工、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农场兴起。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由于联名信再次杳无回音，12月7日，他们在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发出第三封请愿信的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北上请愿团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包括先已罢工的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内，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大罢工，支持北上请愿团。罢工浪潮，迅速席卷云南全省，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云南省农场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左右，不足十万，但他们首发罢工、请愿的义举，引发了全国性的返城风暴，成了全国人民的注目中心。
云南农场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是突出的。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农场的前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多达430余人。知青在农场奋斗多年，面貌无啥改变：他们最早到农场的已达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许多草房不能避雨；他们的饮食没有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一年六两肉，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贫苦生活；他们住在深山老林中，交通不便，文化生活枯燥单调，有些连队为了看一场电影，要跑几十里的山路；他们每两年享受一次探亲假，往返于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就要花近半个月的时间；据记载：从1969年至1979年十年间，死于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近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由于深感在农场没有前途，知青们利用“病退”政策通过各种关系回城。据统计，农垦十年，病退回城的知青总数已达两万，其中有2/3是“人造疾病”，有以权谋病、以贿谋病或以色谋病之嫌。
最使知青感到上当受骗的是，绝大多数干部子女，都能通过权力早早回城。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云南农垦兵团十万知青中，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子女，约有一万人，约占农垦知青的10%，其中地、师级或行政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子女，约为一千三百多人，约占农垦知青的1.3%。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后，大批右派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知青中干部子女数急剧减少：1974年，滞留在农垦兵团的干部子女已不足千人，约占农垦知青的1%；到了1978年，又下降到不足百人，约占当年滞留在滇五、六万知青的0.18%。
在云南插场知青的眼中，“北京五十五”下乡和返城表演，最具刺激性。这个以高干子女为主的五十五个北京知青，1967年11月底，直接上书周恩来说：“我们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他们的要求受到了周的表彰。第二年3月，他们来到了地处边境的西双版纳大勐龙农垦兵团安家落户，并很快成了知青瞩目的典型。然而，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夕，第一批四名男女知青不辞而别，到1975年兵团恢复农场建制时，除两名因病遗骨边疆外，其余四十九名都先后返回北京，“光荣”地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历史使命。
1978年，五六万多没有权力背景的知青，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知青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历史使命，兴高采烈地返回城市，而他们则被迫留在农场继续接受“再教育”。但他们也没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在翘首等待着政策的变化，期盼终有一天，他们也有机会享受一下平等权利，返城回家。然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不办理病退、困退”的新政，使他们失望了。在失望中，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不平等权利的“再教育”下，他们由失望而绝望，并在绝望中觉悟了——平等权利不能靠别人恩施，要靠自己去争取。于是，他们发出了罢工、请愿的呐喊！时势造英雄，在罢工、请愿的呐喊中，丁惠民、叶枫、周兴儒等知青领袖人物，脱颖而出。
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在分场卫生所分娩时大出血，卫生所接生医生烂醉如泥，耽误了抢救时间，致使产妇母子双亡。瞿玲仙之死，触发了橄榄坝农场万人抬尸大游行，要求惩办肇事医生、改善医疗卫生条件。1978年11月21日，西双版纳州委公开表态，强硬命令抬尸游行的橄榄坝知青撤回农场。政府的强硬政策，使形势急转直下，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丁惠民一声号令下，全线停工停产，揭开了云南知青百日大罢工的序幕。他们的《罢工宣言》已不是什么“惩办肇事医生、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而是“行动起来，大罢工，大返城！”景洪农场十分场知青提出的“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得了农场一万多各知青的响应，纷纷在《罢工宣言》上签名。知青罢工的消息，在云南边疆垦区引起连锁反应：到12月上旬，全省五十多个国营农场，纷纷成立罢工委员会或者指挥部，全面停工停产，罢工人数达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知青返城要求，显然不是云南省、州政府所能答复的。在中共“团结群众，分化瓦解，政策攻心，找出（坏）头头”的“既定方针”下，政府与知青的谈判破裂，知青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也遭到州政府的拒绝。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请愿筹备组。9日，“联席会议”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请愿。
期间，有两个云南知青熟知的教训，使“联席会议”和他的总指挥丁惠民明智起来。
一个是“八二八知青大逃亡”失败的教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9,000多名上海、四川等地的知青，常年生活劳动在瑞丽县绵延百里人烟稀少的边防线上。1974年8月，农垦兵团要改制为国营农场，现役军人将全部撤回部队，农场干部由省农垦局负责调整。消息传出，知青哗然。他们是以兵团战士的身份来边疆的，转瞬间，他们变成了农场工人，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使他们深感上当受骗了。于是，他们提出了返城回家的要求：现役军人可以回部队和转业，我们为什么不能返城回家？当要求遭到政府拒绝后，他们于8月28日自发地开始大逃亡。数千知青冲破瑞丽江桥防线，走上了滇缅公路，向昆明进发。沿途畹丁、遮放、芒市、保山各师、团知青相继加入，逃亡知青人数已达两万余人。从瑞丽到昆明千余里，山路崎岖，坐班车尚须四、五天，他们步行时间可想而知。于是，他们手持芟刀，拦截过往的所有车辆。他们的逃亡惊动了党中央。云南省领导动员沿滇缅公路的公社农民进行拦截，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命令“不许放过一个人”。 于是，逃亡的知青便陷入了“人民战争”式的汪洋大海中。数十万农民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手持铜枪、猎枪、锄头、扁担，撒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不到一周，两万多逃亡知青，全部被擒拿归案，押解回农场。
另一个是解放军武力镇压回民、夷平沙甸村的教训。沙甸是云南蒙自县的一个较大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聚居村。1967年，“夺权风暴”也刮到了这里，很快形成了“八派”、“炮派”两大武斗组织。到了1974年，派性武斗已经演变成民族武装冲突。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点，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驻云南部队以三个团兵力，打着镇压“叛乱”的旗号，对以沙甸村为中心的回民进行武装清剿。经过八天战斗，打死回民1,600多人，打伤5,000多人，将4,400多间房屋的沙甸村夷为平地。
两桩知青熟知事件给丁惠民们的教训是：中共镇压老百姓从不手软。因此，罢工、情愿不仅需要自觉，更需要组织、纪律和策略。
请愿。为了达到上北京请愿的目的，他们采取了明修栈道和化整为零的策略，与地方政府周旋。
12月14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15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片区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17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143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徒步强行北上；18日，第二批知青代表160人离开思茅，徒步强行北上。很快他们都被大批军警、干部拦截在公路上。接着在19、20两日，各农场又先后派出十一批知青代表，计两千多人，相继从各个农场出发，强行北上，沿途又受到了各州、县、区、社机关干部、军警和农民的拦截，被强行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这一切都在罢工总指挥部的预料之中。12月21日，一批知青请愿团一行14人，乔装打扮，分乘汽车、火车，大摇大摆地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数十名请愿团成员，也陆续抵达昆明。25日，他们合零为整，集聚到一起的一百多名请愿团成员，公开身分，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与此同时，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先后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法律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支持知青返城回家的要求，力图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共鸣，借以达到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此时，受阻于景洪、思茅、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知青，佯动的目的已达到，纷纷撤回各农场，继续以罢工支持请愿。
12月26日，云南省委负责人会见了请愿代表团。但由于省委不准许请愿代表团上北京，并命令他们停止罢工，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代表团集体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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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请愿团在做登车北上准备时，代表们发现，一万多元经费和上北京的火车票，不翼而飞。当他们看到招待所内的便衣警察在窥视他们时，他们查觉，失窃不是刑事事件，而是政治事件；他们还发现，车站内警察增多，是针对他们的。他们得出结论：无论他们有没有车票，当局都不会让他们登上北去的列车。他们面临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的选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商讨，总指挥丁惠民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卧轨！1978年12月28日，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集体卧轨，切断了昆明与京沪、京广、陇海等铁路干线连接的大动脉，数十对客、货运列车受阻。三天三夜的大卧轨，震动了全国，也惊动了“上帝”。中共中央通知云南省委，同意请愿团来京，人员30名。1979年元旦后，请愿团胜利到达北京。
然而，他们失败了。（图20-4）元月4日，顽固强硬派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在接见中，王震虽然说什么“你们也是受害者”，答应“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等等，但却严历批评了他们的罢工和请愿活动，坚持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警告他们“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要求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并要他们“回去要作自我批评”，等等。在王震的软硬兼施下，请愿团屈服了，不仅以公开信的形式做了检讨，闷闷不乐地返回农场后，还被迫下令结束罢工。对此，各大报纸发表了《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的报导，实际上替丁惠民宣布了“我们要回家”的大罢工和大请愿的失败！
绝食。正当请愿受挫时，滇西临沧地区勐定农场（七团）知青，异军突起，四营近千名知青在新领袖叶枫的率领下，于元月5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打着“我们要回家”的旗帜，进驻场部，宣布总罢工，策应北京请愿团。
在傣语里，“勐定”的意思是“会弹弦的坝子”，国营勐定农场就设置在这里。这是一个以橡胶种植及粗加工为主的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农场由五个分场、一个医院、一个电站，还有几个直属连组成，共有7,000多知青，其中成都知青5,000多名。由于地方政府拒绝罢工的要求，赴京请愿受挫，为了争取到知青的合法权益，知青罢工总委员会决定罢工升级，进行绝食，并把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场部招待所院内。总委员会还决定：叶枫带领身体好的200多名知青进行绝食，周兴儒等在外面组织知青策应，李光明为纠察队长，负责档案室、机要室、武器库以及家属区的安全保卫工作。据《云南农垦纪略》记载：“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正当绝食刚刚开始进行，武器库被抢的风言四起。周兴儒等立刻警觉起来：这是武装镇压的信号。果然，内部传来消息，上面已下达命令：“如情况属实，就按既定方针办，就地解决。”何谓“既定方针”，就是武力镇压，也或“先杀后抚”。为了挫败武力镇压的企图，王道明等25名知青共产党员，联名给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发了加急电报。他们以自己的党性向党中央保证，知青们在整个罢工、绝食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更没有打开武器库；明确表示，知青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回家。与此同时，知青纠察队对武器库的保护更加严密，不准任何无关人员接近。罢工总委会的警觉，挫败了顽固派武力镇压的阴谋。
在中共改革派与顽固派的较量中，由于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开战在即（1979年2月17日开战），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是时的中共，对处于前线的云南边疆的社会稳定特别关注。他们不仅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向回族人释放出了要平反“沙甸事件”的善意，对知青的罢工、绝食未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们否决了顽固派镇压的指令，立即派出以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的调查组，飞赴边疆，安抚知青。
1979年元月8日下午4点左右，绝食三天的知青们，当得知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即将来勐定解决知青问题的消息后，罢工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绝食，许多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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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0日下午四点左右，赵凡一行来到了勐定农场场部的知青绝食地点，那里已经聚集了1,500多知青。赵凡在台上正准备讲话，现场所有知青突然向他下跪。一个跪在台上的女知青，抱住赵凡的腿哭道：“伯伯，救救我们吧，放我们回家吧！”台下下跪的知青哭声一片！（图20-5）
改革派赵凡，立即将他在边疆看到的知青们极为艰苦的生存状况和他目睹的知青大跪求，写成报吿，电话传向北京。他的报吿很快得了改革派的支持。在与顽固派较量后，元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于是3～5月的两个月间，五万多云南知青，像旋风一样，通过步行、汽车、火车，又返回了城市。据统计，有3,000多名知青留了下来，约占知青总数的2.3%，他们中许多是“知青贵族”，即当了领导干部的知青。
三十年后的2009年2月，被誉为知青之父92岁的赵凡，在接受采访时说：“是政治局先讨论（笔者：1978年3月），这次知青下乡根本就是错误的，买了个四不满意。你说花这么多钱，总理都快累死了，没有钱也得给，人下去了也得拨款，也得拨建设资料；家长不满意，他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就业年龄，你们把我的小孩弄走，你叫我们怎么过。大家思想都一致，应该解决这个“四不满意”，一个一个不满意来解决嘛，把这个工作做通了，就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