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暴，很快刮向全国，引发了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风暴。
在黑龙江，原有知青47万人，1978年底，利用各种渠道回家的已达20多万人。在返城风暴中，留在农场的20多万知青，把返城申请表纷纷送到领导机关，其中，仅哈尔滨市知青办，到1979年3月，已收到返城申请表五麻袋零一箱。
1978年末，在军川农场，团委书记已走了33％，团员走了28％，党员走了30％。1979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走了5,000多人，技术骨干走了8,000多人。一些单位出现机器无人开，生病无人看，学生无人教，账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1979年3月1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该市知青3,000多人到市革委会门前示威，要求返城，高呼“要民主、要自由、要工作”口号。此后，3月2～3日，有数百至数千下乡知青，在哈尔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就业问题。在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已占全局职工的80％以上。到1979年3月，其中有77％知青已返城，劳动力奇缺，春种无法进行。该局化肥厂一些知青，围攻领导，组织静坐，威胁要把尿素装置炸掉；领导无奈，只得宣布停产，放他们回城。在浩良河化肥厂，1978年底，一次返城560人，使很多岗位无人操作，被迫停产。在香坊农场的一个奶牛场，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没人挤，产奶量大幅度下降。据《饶河农场志》记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一些农场领导认为，知青是“飞鸽牌”的，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有的农场为保险起见，干脆把一些原在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撤下来，换上本地青年，让知青去当农田工。香坊农场成立了一个“返城排”，把要求返城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干较累的活。一些知青说：“我们不走，在这也没好了，这是逼我们走啊!”
在返城风暴中，知青典型和知青贵族，也先后随大流返城。例如，知青贵族金士英，时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在返城风暴中，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又如，知青典型高崇辉，他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八十年代初，他借风离开了农场，扎根到都市。此外，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也背弃了“扎根”誓言，在风暴中，借势返城。
据报导：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多人，约占全部插场知青的4.2%。
又据报导，在1979年，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过知青请愿、卧轨、绝食等事件。例如：
在江苏省南京市，元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
在浙江省杭州市，一些知青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有些知青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则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2月5日起，有些知青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集会，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这些知青多数是文革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达14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游行。其中，有34名知青绝食、绝水4天后，生命垂危，被送入医院。
在江西省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在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四川省重庆市，一些知青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民主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其中许多是回城知青。他们尖叫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桶；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中断，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
在上海市，滞留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的知青，2月5日下午5时开始卧轨请愿，到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使铁路中止运行12个小时。由是，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八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打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经过请愿、卧轨、绝食等争取“我要回家”的权利，其中，绝大多数知青都如愿以偿地返城回家，尽管他们行动都曾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和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