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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返城中的失败者
在大返城风暴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三万多上海知青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在上访、请愿两年多后，遭到了严厉的镇压，最终被迫永远留在了新疆。
他们是文革前来新疆的10万上海知青中的一部分。从1962年到1979年的十七年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通过权力、后门、病退、困退等方式回到上海，剩下来的三万多人，其父母多为上海弱势群体，离权力太远，丧失了返城的权利。为了争取平等权利，他们也像云南知青那样，成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组织，开始领导罢工、请愿，其中，在阿克苏垦区的两万九千多名上海知青，成为闹返城回家风的主力。
1979年春到年底，“上青联”先后组织过多次静坐、示威、罢工，四次上访，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他们心理上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最凶，走得最多，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知青闹得最凶，问题解决得最好。因此，尽管多次受挫，他们的返城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为了坚守上山下乡的正确性和有始有终的坚定性，在顽固派的支持下，中共决定拿阿克苏的上海知青问罪，以儆效尤者。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说：“从1979年2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罗织“罪行”和制造谎言是中共的特权，不许答辩，更不许局外人辩护或调查。中共的这种特权，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通告》进而结论说：“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动乱，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通告》对知青和平请愿强加的“罪行”和制造的谎言，是为武力镇压制造舆论，替中共和毛、周破坏宪法、驱赶知青到边疆、干涉知青“迁徙自由”和制定不平等返城政策开脱罪责。而此时，知青红托儿们正在北京作“最后表演”，以配合镇压。
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部署到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至此，权力扼杀了权利，谎言战胜了真理，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风，终被镇压了下去。
最终，在“最后表演”的配合下，留疆的三万多上海知青和组织他们请愿的领导骨干，都成了毛泽东发动、周恩来领导的上山下乡运动祭坛上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