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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返城风暴席卷全国其飙势不可阻挡之时，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抑制返城狂飙的同时，为失败了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名。为此，他们又把各地知青典型——红托儿们召到北京，进一步发挥他们的托儿作用，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坚定知青“扎根农村不动摇”的信念，把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向一个新高潮。
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34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应召来京参加座谈会，其中自然少不了邢燕子、侯隽、蔡立坚、薛喜梅等老牌知青典型。26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华国锋讲话中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当然，缺点也不少，特别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显然，此时的他，有意“忘记”他在去年针对上山下乡运动所提出“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的评语。胡耀邦则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他批评了知青的返城风，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光荣历史丢了。”华、李、胡充满谎言的讲话，显然是座谈会的基调。
据报导，“与会代表在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表示了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心。”邢燕子为自己当年带头走这条路，深为自豪。她表示在农村“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侯隽为了撇请与“四人帮”的亲密关系，把上山下乡比喻为“一个好孩子”。她说，一个很好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沾了一点灰尘就把他丢掉；洗掉了身上的灰尘，他照样是个好孩子。河南的知青典型薛喜梅表态说，尽管不少人劝她离开农村，但她“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北京的全国楷模蔡立坚，发言依旧那样掷地有声：要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走到底，“八条黄牛也拉不回头”。遗憾的是，座谈会没有召唤“决心”在农村“走到底，永不回头”的知青典型曲折，也没有召唤发誓“扎根农村奋斗六十年”的知青典型柴春泽，如果召唤了他们，他们也一定会有上乘表演。总之，参加座谈会的一些典型们，特别是作上述表态女托儿们，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害关系太深了：她们的青春和理想，她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她们那段光荣而丑陋的历史，以及她们在政治上的沉浮和官位的升迁，都与上山下乡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她们利用这次宝贵机会作如上表态，继续充当红托儿的脚色，是预料中的事。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信中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使上山下乡这项大有前途的革命事业继续巩固和发展。显然，新疆阿克苏垦区三万多上海知青的和平情愿，就是座谈会要排除的干扰。
对于知青典型们在座谈会上的表演，有些在乡知青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次会不过是三十多个知青尖子的事，人家早已是干部，与俺处境不同，解决不了俺的具体问题，与俺无关。”更有知青直言不讳地说：“知青工作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对口单位不满意，名声很坏，像一只泄了气的破皮球，现在拼命打气，也蹦不了多高。”《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调查时发现，总共176名知青，没有一个愿意在农场继续干下去。
知青红托儿们在座谈会上的表演，也收到丰厚的回报，个个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知青贵族。正如邢燕子说的“展翅高飞”，她们先后都“飞”出了农村，“飞”进了大城市，“飞”上了领导岗位：1980年，侯隽出任天津市宝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任宝坻区政协主席；1980年，薛喜梅“飞”回到了下乡出发地郑州，上了两年大学后，荣任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信息研究所所长；蔡立坚没有“飞”回北京，但她在1980年荣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后调任太原市省委党校工作。只有邢燕子在农村多“扎根”了几年，但最后也“飞”出了农村，1984年被任命为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副主任。与知青典型们“展翅高飞”的同时，全国包括新疆阿克苏垦区三万多上海知青在内的二三十万知青，不请愿地替红托儿们兑现了“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誓言；其中，“上青联”的“总部为首分子”，还要为红托儿们“永远扎根农村”的“崇高理想”，在高墙里度过漫漫刑期！
知青贵族们的表演，不是最后的“最后表演”：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红托儿们又“飞”了起来，他们要为失败了的上山下乡运动树碑立传！
附1、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四项基本原则是：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原注处）
附2、插队(生产队)：当动员城市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当“新型农民”的时候，主管周恩来总理针对知青不同去向做了命名设计：到各地人民公社基层生产队里去当农民的叫“插队”，到国营农场（兵团）基层生产队里去当农工的叫“插场”。（回原注处）
附3、插场(农场—兵团):1968年，中共决定在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到1971年，全国共组建了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师，分布在18个省、区的广大荒野上。1974年5月，兵团番号撤销，回归农场。本书多处“农场”、“兵团”两词混合使用，就是这种体制变化的结果。兵团建制撤消后，许多知青习惯上还沿用兵团的师（农垦分局）、团（农场）、营（分场）、连（生产队）的称谓。（回原注处）
附4、瞿玲仙事件：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在分场卫生所分娩时大出血，卫生所接生医生烂醉如泥，耽误了抢救时间，致使产妇母子双亡。瞿玲仙之死，触发了万人抬尸大游行，继而引发了数万知青罢工和返城风暴。（回原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