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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号简报》出来后，惊慌失色的江青，拿着简报，领着如惊弓之鸟的张春桥，来到毛泽东御前告状。毛泽东看过简报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收回《第六号简报》，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没给副统帅留一点面子。毛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之举。在他看来，林彪对他并非绝对忠诚，选其当接班人是一种权力交换。九大后，当林、江两派争斗愈演愈烈时，他心目中的信任天平，正向江派一边倾斜。二中全会前，他发现林在军队里的势力快速膨胀，而林的“第一号手令”的下达，公然挑战他的权威，有篡夺军权之嫌，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令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林在全会上批张时那一呼百应之势、以及《第六号简报》那股浓烈的火药味，都公然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尽管善玩“阳谋”的他，曾私下准许林不指名的批张，但出乎意料的是，批张来势迅猛，已经威胁到他的台前代理江青，使他大吃一惊！猜忌心结促他立即做出判断：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批张行为，是林彪搞的阴谋。嗜权如命的他，忽然发觉大权旁落的危险已经再次出现，刘少奇第二就在眼前。对此，他不能听之任之。他迅速做出决定：遏制林彪集团，保护江青集团。为了分而化之，各个制伏，他先稳住林彪，抛出常委陈伯达当其替罪羊，针对陈选的几段语录，写了一篇《我的一点意见》，借以警告林。他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的一点意见》通篇充斥着专横、武断、谎言，又是不值一驳的文章。在民主社会里，这种专横文章是没人敢写的。因为，在中央全会上，自由表达意见是党章上规定的民主权利；但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一篇不值一驳的侵犯民主权利的谎言，便能震慑住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反驳。陈伯达是从文革发迹的领袖级人物，是党和国家的第四把手。然而，仅仅一篇支持林彪的“天才”论，使他从权力的峰巅，堕入万丈深渊。陈的倒台再次警告人们：一手遮天的毛泽东，打倒二号领袖刘少奇历时三年，而打倒四号领袖陶铸和新四号领袖陈伯达，只用一句话——这就是马列主义者倡导的民主集中制。
据笔者考察，陈伯达是个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忠于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并在福建军阀张贞部当少校秘书。1935年参加编辑《华北烽火》。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在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解放”前，在毛泽东同肩负莫斯科使命的王明、周恩来权斗中，他协助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战胜王、周联盟、巩固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积极配合毛泽东，起草了《七大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对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贡献。其中《论联合政府》载入《毛泽东选集》，著作权归毛。当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他写了批蒋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受到毛高度赞扬，被上层精英们誉为“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是一本“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书，等等。“解放”后，他紧跟毛泽东，起草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在“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中，他紧跟毛泽东进行过疯狂，使数千万农民饿毙。他积极参与毛推动的中苏论战，起草《二十五条》，参与“九评”文章的编写。当获知毛要整刘、邓时，他起草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十三条》。他点睛式地修改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使《纪要》一下子蹿升到马列主义理论高度，等等。文革中，1966年，他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了文革中的权力中心。他秉承毛旨，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文革纲领性文件，为毛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手持毛的“尚方宝剑”，一夜之间，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力，自任总编辑，秉旨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等系列社论，鼓动造反，引发和推动了“红八月”大屠杀，导致全国十万人丧生，其中北京有五千多人死于非命。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毛泽东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接着在1967年元旦，他的《人民日报》又秉旨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掀起了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全面夺权斗争，得罪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为文革后科以重刑埋下了祸根；11月6日，他的《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颂扬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等等。
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最主要任务是，要善于赞颂最高领袖，因此，要求理论家们要擅长揣摩最高领袖的思想，并将其思想转化成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而布教全国；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最重要使命是，要善于紧跟最高领袖，因此，要求政治家们要敏捷领悟最高领袖的意图，并将其意图转化成宽猛相济的指导方针而付诸实施。做为中共理论家兼政治家的陈伯达，公正地说，这些任务和使命，他都做到了。到了九大，陈伯达事业已达峰巅，当选为政治局五大常委之一，大名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康生之前，成了炙手可热的党国第四把手。因而，他获得了极高的赞誉：“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显而易见，陈伯达的一生是配合、紧跟毛泽东的一生，是秉承毛泽东旨意进行革命的一生。文革之初，他原本是江派的领军人物，但在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几年中，备受江、张的掣肘和排挤，权力逐渐为江、张所取代，成了半傀儡。由于争宠夺幸，他逐渐与林派靠拢，谋求林的支持与江、张抗横。然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揣测领袖意图”出了偏差，导致马失前蹄，酿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尽管他还不是林派人马，但在毛泽东看来，他在全会上的发言和选编的语录，是投靠林彪的铁证。他已触犯了毛的禁忌，很快变成了毛必欲铲除的对象，向他发出了声讨檄文《我的一点意见》。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根据毛的讨陈檄文和面谕，中共中央发出“批陈整风”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一个政治局常委，企图揪斗一个政治局委员（这个委员在毛死后被判死缓，真的倒了），成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反党分子，而一个党主席轻而易举地又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却变成了反对分裂的革命者。这就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
全会后不久，陈伯达的“罪证”又迅速升级：他不仅是个阴谋家、托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而且还是个罪行累累的叛徒、特务和国民党反共分子。因为，毛泽东曾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话，对长期追随他并担任他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大加鞭挞：“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不罪则已，罪必罪死的毛泽东的权力情结。周恩来不敢怠慢，紧紧跟上，他说陈是“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他投入秦城监狱。文革后，党内右派复辟，他的罪行也随之翻新变性，上述罪行包括钦点的罪行，都不翼而飞，旋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罪，堂而皇之地写入判决书中，科以18年重刑。1988年10月刑满释放。
为了遏制林彪集团，毛泽东为什么先拿他的忠臣陈伯达开刀呢？在档案死不解密和拒绝独立调查的情况下，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对陈伯达的疑虑，也不是没有来由。那就是陈伯达的三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聚了不少人气，许多人倚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当然来自毛的判断），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接班人林彪的动向，这种种迹象不能不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历史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除毛泽东外的四大常委中，在党政军中“人气”最旺、“山头”最高的不是林彪，更不是陈伯达，而是周恩来。与周恩来相比，陈伯达那点“人气”、“山头”，如果不是借口打人，简直不值一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当时真正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周恩来，其次才是林彪。当年他提拔林为副帅，是对付劲敌的权谋：打倒刘、邓，抑制周恩来。然而，星移斗转，刘、邓已倒，左派分裂，林彪势力要打倒他的前台代表江青和张春桥了。嗜权的本能，使他敏锐地查觉：林的抑周作用不再有效，而且还有被周所利用的危险；如果周、林联手，则权力危矣。因此，他当机立断：联合尚不敢轻举妄动的周恩来和右派势力，将羽毛尚未丰满的林彪拉下马来，保住江、张。《第六号简报》发出后那迅猛的批张形势，又使他清醒地看到，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党心、民心。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夺权、武斗、“清队”、“群众专政”和“一打三反”等各个阶段的“战略部署”中，陈伯达同江青、张春桥一样，都是他的忠实执行者和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在反击林派和党内右派掀起的批张风潮中，都应站在一起，团结对敌；然而，陈却站在林彪一边，反戈一击了。盛怒之下，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为了倒林，他再次起用同倒刘、邓一模一样的层层剥笋战术：既然你陈伯达主动跳出来为林彪充当倒张的马前卒，那就先拿马前卒开刀，在以儆效尤的同时，顺便安抚一下对文革抱有怨气的党心。毛这一招果然高明，在中央委员会里，陈的积怨并不亚于江、张，因此，当毛利用权力把怨张的怒气引向陈伯达时，不论中委中的中间派和右派多么厌恶江青、张春桥，但要打倒陈伯达，他们都能借机吐一吐心中的恶气。由是，中共政治局第四号常委陈伯达，就变成了副帅林彪的替罪羊。
从陈伯达紧跟毛泽东舞笔弄权、浩劫中华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但从他配合、紧跟毛泽东和秉承毛泽东旨意进行革命来说，判他18年徒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如果说可以给刽子手周恩来戴上个“人民的好总理”的桂冠，并推举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给文痞陈伯达冠上个“人民的理论家”的称号，并还原其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不足为奇。
陈伯达出狱后，对采访他的作家叶永烈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人们还不太清楚他的“愚蠢”、“负罪”和“发疯”具体指什么，但他能忏悔，仅此一点，这个罪犯远比中共几代领导人诚实、文明因而人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