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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逼向“九一三”
王年一、何蜀、陈昭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他向林彪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息：我倚重的不是你，而是你反对的江青、张春桥。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的康生，九届二中全会后，便称病不起，实际大权落入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九大”后，中央组织宣传组，取代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权力更大的一级官衙。毛泽东便可随心所欲地以其夫人江青为代言人，并通过她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号施令。
批陈逐步升级到批林彪的亲信。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认的“天才论”。当人们已厌倦文革的形势下，毛要批陈的前三论，恰恰是人们所响往的，因此，批陈阻力很大。为了仵逆人心而动，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警告各级政要：“‘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但收效甚微。恼羞成怒的毛泽东，把北京市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大员打成反革命，同时，用他惯用的置敌于死地的罗织和构陷伎俩，把陈伯达的“罪行”升级。他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道：“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为了打倒陈伯达，连他自己长期重用“特务”“叛徒”做政治秘书的“脸”都不要了。
毛泽东舞剑，意在林彪。很快，批陈“四论”的矛头指向林彪的亲信“五虎上将”——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主要负责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军委办公厅主任叶群、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部长邱会作，合称“黄吴叶李邱”。
据当事人回忆，1970年8月31日下午3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吴、李、邱和中央为公厅主任汪东兴开会。会上林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然而，除毛的亲信汪东兴外，包括军委办公厅主任在内的“黄吴叶李邱”等人，用检讨来与陈伯达“划清界限”时，却越检讨越划不清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会上，批陈之剑直指“黄吴叶李邱”，批判他们犯了“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尽管“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做过多次书面检讨，但他们的检讨不仅过不了关，而且越陷越深。毛泽东在他们的检讨书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他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道：“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他在林彪夫人叶群的检讨书上批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并批示前面加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显然，“各同志一阅”意在敲山震虎，威逼林彪认罪。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太监总管“美誉”之称的汪东兴，是毛的亲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最高，火药味最足，“黄吴叶李邱”甚至陈伯达，都无法与之相比；然而，毛却“赦免”了他。李肃在《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决裂的》一文中，引用《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的话说：“当时九届二中的时候，实际上出面批判张春桥的可不是林彪，而是包括毛自己的一些所谓亲信，像汪东兴。后来汪东兴事后痛哭流涕，跪在毛面前求饶，就是因为他误会了毛泽东。他原来以为说，批张就是紧跟毛泽东，就能得到毛的欣赏。但没想到毛对张春桥只是想鸡毛掸子轻轻拍一拍。拍重了，毛就觉得伤到他自己了，他就反过手来打击。”由于毛仍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釜底抽薪。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他曾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是心术不正的流言痞语。这样的流言痞语在毛的辞令中并不少见。例如：
“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
“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屁股……”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
“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一定要嗅一嗅。”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
“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泽东这些流痞语言是阴暗心理的反映，几乎都能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权谋联系在一起。为了打倒林彪集团，他专横霸道地甩出《我的一点意见》和一些批语，当作石头，砸向林彪；猜忌使他对他任命的忠于他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产生怀疑，以“不透气”之名进行改组，调入李先念、纪登奎等左派亲信，痞其名曰“掺砂子”；由于错把陈伯达特别是汪东兴批张的发言，当成传达他的声音，形成了火药味十足的《第六号简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大员，这些本不属林彪集团成员而对他效忠者，“聪明反被聪明误”，效忠失检，反而被他打成反革命，当作林的“墙角”挖掉，“挖”进了秦城监狱。1971年1月24日，毛泽东为防止林彪政变，决定重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此外，毛还争取与林彪有宿怨或抵梧的军中老帅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的支持，谕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拒绝与林彪见面。为了缓和矛盾，林曾多次求见毛泽东，都被拒之门外。据“林办”秘书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要让林彪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林虽没见到毛，却留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由江青拍摄的林彪读毛著的照片。另据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多年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又据《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说：“据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由于见不到毛泽东，林彪当然心知肚明。他太了解毛泽东了：毛在打人时拒绝与被打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只准被打者“低头认罪”——这是毛泽东打人时的一贯手段。此后，个性倔强的林彪，便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他还曾对紧跟他的大将黄、吴、李、邱等人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大不了做彭德怀第二。”他做好了被毛打倒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