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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后构陷
中共的赤文化之一是构陷。据说，毛泽东对专案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要求搞专案工作者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冤枉好人”，等等，对证据更有明确规定：“推不倒，驳不翻，四脚落地，经得起历史考验！”然而吊诡的是，在毛死后三年多中，被平凡的冤假错案，竟高达300多万件，蒙冤受屈者数百万，株连数千万人，此外还有55万右派分子被“改正”——这些冤案都发生在毛统治的27年里。显然，毛泽东长期鼓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意孤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如果说这几百万件冤案并非出自毛一人之手，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毛直接查办的几个大案，几乎与那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同出一辙。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对毛的“三面红旗”政策不满，给毛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毛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竟被毛以分裂党的“理由”，将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毛的原秘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持彭的相同观点，被毛打成了反党集团。毛死后，该案获得平反。由于彭被囚毙、周自杀，他们俩没能等到平反那一天。
“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案。为了打倒刘少奇，毛先拿刘的干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开刀，指责他包庇、重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参谋长罗瑞卿本来是毛的亲信，因有投靠刘的嫌疑，便以企图夺林彪权力的野心家的罪名将其逮捕。为了打倒刘少奇，毛要制造舆论，就要批判“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文教等知识界，而他们的顶头上司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首当其冲，罪责难逃。之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本是毛宠信的近臣，但在秘密录音中，录上了毛与幼儿教师在列车上寻欢作乐的性丑闻，使毛十分尴尬，杨因而获罪。“彭罗陆杨”四人之间，只有一般工作关系，并无深交，却被毛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毛死后，该案也得到了平反。庆幸的是，该案被平反时，涉案四人还能与家人坐在一起，欢宴重见天日。
最冤枉的要算潘汉年投敌案。当年中共与日伪汪精卫相互勾结分享情报的当事人潘汉年，是毛拍板由新四军派遣的。潘的情报，曾使中共在对蒋的军事行动中屡屡得手，取得了许多次重大胜利，从而把毛泽东推上了“用兵如神”的神坛。“解放”后，对中共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因嫌官小，潘上书中共，详细报告了他与日、汪分享情报的过程和贡献。位居神坛上的毛，为了掩盖其通日罪行，确保“用兵如神”不被质疑，看到报告后，勃然大怒，遂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CC派人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最终杀人灭口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那些曾埋伏在敌伪机关中的革命功臣们，也被一网打尽。毛死后，潘被平反。而今，他与日伪勾结的业绩，在做了“美容”和“变形手术”后，搬上了影幕，肯定了他对中共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见，毛泽东直接查办的几个大案，没有一个“四脚落地，经得起历史考验”！现在再来看毛如何给林彪罗织罪名。
毛泽东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想当国家主席，也许在其他国家有“分裂”、“夺权”的嫌疑，但在中国，完全是欲加之罪。何也？因为在毛看来，“国家主席”不过是个礼仪上的职务而已。人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共中央主席是国家第一大官，其次是掌握军权中央军委主席，再次才是国务院总理或国家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同时他也是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即三位一体机制。几年后，他厌烦了这个礼仪上的官，便在1959年4月把国家主席这个烦差让给了接班人刘少奇。中共九大后，他再三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但其他俩个握有实权的主席位置，他从不歉让。自1959年4月起，三位一体机制中断了三十多年，直到江泽民执政时才得以恢复。其间，在三十多年中，刘少奇（中共副主席）、董必武（中共政治局委员，非常委）、宋庆龄（党外人士、名誉主席）、李先念（中共政治局常委，位排常委第五）、杨尚昆（中共政治局委员，非常委）等人，都先后担任过国家主席一职，其中刘、董是毛钦点的。由于这些“主席”手中没有握有中共中央主席（或叫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最高实权，因此，他们都是礼仪上的国家元首。据史家们考证，林彪由于身体上的原因，根本不想当这个礼仪上的国家元首，说他想当是毛硬加给他的不实之词。退一步说，林想当，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林是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又是明文规定的毛的唯一接班人，毛不想当，自然非林莫属。由此可见，林“急于想当”这个礼仪上的官，与“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根本扯不上关系。正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73年8月24日，根据毛泽东审定的文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1970年８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未遂政变，1971年３月制订《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９月８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９月13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据史家考证，政治报告给林彪的定性是张冠李戴：把林立果的“罪”扣在林彪的头上——这是封建株连政治的继续。
中共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赤文化传统是株连。在封建社会里，株连是延续数千年的酷法。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说，谁若在战争中不服从命令,就会将他同他的儿子一起处死。这个训词被称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由于启、汤为历代颂扬的明君，族刑也就堂而皇之地泛滥起来，而且长盛不衰。继株灭三族之后，又出现株灭九族、十族之刑，其中，株灭九族之刑最为火爆。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十族者，在九族之外加学生也。文革中，毛泽东、江青最为推崇的法家代表人物秦相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中华先贤们并不赞同这种酷刑，甚至有坚决反对者。《孟子·梁惠王下》提出了“罪人不孥”的原则, 亦即不罪及妻子儿女；荀子则大声疾呼：“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但由于历代帝王都是专制独裁者，他们自称“天子”，即上天所赐，因而他们镇压人民的反抗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到了“解放”后的毛氏王朝，“毛共精”继承“上天所赐”的谎言，改头换面为“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使独裁变本加厉，株连有恃无恐。如，填写个人履历表时，要填三代（祖、父、己或父、己、子）、十八亲（嫡亲4：兄弟姐妹，堂亲6：伯叔及兄弟姐妹，母家亲3：外祖父及姨舅，妻家亲5：岳父及兄弟姐妹——或因人而异有所增减）；虽无株灭九族之刑，但这种毛氏履历表，为连坐和罪连数族提供了刑讯资料。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大审查中，履历表中的三代十八亲，就是连坐资讯，随时可拿亲是问（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果在中国，甭想当个科长）。1931年5月，周恩来代表中共勒杀顾顺章全家、哥嫂及嫂弟夫妇等，就是株连政治的典范。到了文革，在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和广西为代表的毛氏“群众专政”中，株灭三族、四族即同时处决祖孙三代和四代，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株连这个泛滥成灾的赤文化，是封建专制株连政治在中共“新中国”的蔓延和发展。因此，把儿子林立果的“罪行”扣在父亲林彪的头上，是赤文化之使然，不足为奇。
据“毛共精”们说，他们缴获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铁证”。但据史家们考证，林彪和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吴、李、邱等将领，不仅没有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又据史家们考证：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直接证据；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处，至少有三个版本，却没有一个能印证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的正式文本。对此，有作者这样写道：“至今找不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由此可见，“毛共精”们的“铁证”，是根据株连政治思维“推理”出来的“铁证”，是毛泽东强加给林彪的不实之词。
为了证明“林彪反革命集团”搞军事政变，“毛共精”们又搜出了许多“证据”。例如，他们说林彪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的手令，就是林彪下达军事政变的命令。这个被中共认定为唯一“证据”的“手令”，见过它的知情人有的说，“手令”是横排的，有的则说是竖排的；有的说“手令”字迹象林彪所书，有的却说很象周宇驰的摹仿体。而据史家们考证，一个关系全局的政变命令，仅凭14个字的“手令”来表达，既无目的，又无方略，一个“盼”字又丧失了它的权威性，完全与领兵元帅的作风相悖，显然是伪造的。但这个漏洞百出的伪造手令，却成了善于弄虚作假者手中的物证。又如，他们说林彪的“一号号令”，是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据林彪日记记载，“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但在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四人不赞成的情况下，还是通过了毛利用外患强化国内专政的“战备紧急动员”动议。根据会议决定精神，为了防止二十日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十月十八日下午五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副统帅林彪，在疏散地苏州，本能地以中央军委名义，作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六条口头命令：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十月十八日晚，接到这个电话紧急指示后，副总长阎仲川和一位值班参谋不敢怠慢，于当晚21时30分，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近期，党史研究学者指出：“毛泽东当年搞出‘战备紧急动员’，是企图借此凝聚全党全国力量，摆脱文革困境，把国人目光转移到‘反对外国侵略’上。”然而，善玩“攘外以安内”权术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的毛泽东，没有受到遣责，而在会上不赞成毛的动议、会后又不得不执行“战备紧急动员”的林彪，却被“毛共精”指斥为“反革命政变预演”，真乃千古咄咄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