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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阴谋暗杀
在毛泽东的咄咄威逼下，林彪的反抗是不认罪、认命，而他儿子林立果却与他相反，不仅不认罪、不认命，还要造反！林立果主持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他的造反宣言。在《纪要》里，暗杀毛泽东是他推翻毛氏王朝反动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
文革专家舒云在《林彪案件完整调查》书中写道：
以前的探讨九一三的文章，毛南巡和林立果的动作是各写各的，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把毛的行动和林立果的行动放在一起看，虽然包括汪东兴的文章也简单提到毛对林立果的行动有所察觉，但未深入。我第一次把两者放在一起，惊异地发现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刚刚议论之际，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议论如何杀毛的时候，毛分外警觉。林立果说炸专列，毛马上命令专列转移，汪东兴还提出在专列上搭个棚子防晒（实际是防轰炸）。林立果说炸硕放桥，硕放铁路沿线马上派部队巡逻，严查铁路涵洞、桥梁。毛突然调回专列，紧急开往上海。林立果想烧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汪东兴命令油库加双岗，毛泽东到了上海不下专列，随时准备出发。最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白天到了丰台，却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身边有毛的耳目。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舒云的重大发现是“林立果身边有毛的耳目”，但这个发现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证实；也无须证实。在伦理共识特别是“驯服工具论”的长期薰陶下，在“揭发”有功和“包庇”有罪的重奖重罚下，无论你是大人物，还是一株小草，身边都会有毛和中共各级领导的耳目，都有监视你言行的背叛者和告密者——这就是反文明、反道义的赤色出卖文化。当年笔者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个“好友”戴龙山的背后告密。因此，林立果身边既是没有毛安排的耳目，在利益驱使下，背叛者、告密者等出卖者，也会跳出来充当耳目。
笔者认为，舒云的“重大发现”，可能是林立果的暗杀计划一直停留在“议论”、“说”和“想”上，根本没有展开。对此，另一位文革专家张聂尔持相同观点。他在他的《风云“九一三”》一书中指出：“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是的。枪支、炸药等物资的准备、提供物资的单位、地点、数量、运输路线以及具体操作者等等，都有证据吗？没有！但汪东兴却在他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说，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炸药、机关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机关炮、高射炮和伊尔—10轰炸机全都用上。这位当年毛身边的“太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荣升中共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他所写的这本书，被史家称之为“一部充满谎言的书”。但“充满”并非完全是谎言。他同其他中共大员一样，都是真言假语搀和着写的高手：真其表而假其里，使真假融为一体，从而使假升入逼真的境界！例如，他和他们利用株连推理和唯一的伪证——“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便把林立果等人策划的暗杀行动，全部栽到只认命、不认罪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身上。这种张冠李戴的栽赃手法，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种系，是毛泽东制胜敌人的谋略之一。
周恩来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另立中央”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一。汪东兴在他的书中写道，林彪“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在书的另一处，他说得更加明白：“……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在1981年的审判闹剧中，“另立中央”仍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两谋”的罪行之一，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等中共开国元勋们，仍被科以16～18年的重刑。
据报导，1971年9月12日晚，当获知毛泽东已回京的消息后，林立果等人策划的南下“另立中央”计划立刻启动：由林立果于9月12日晚，乘林彪专机256号三叉戟飞山海关机场，翌晨七时携全家飞往广州；在北京西郊机场，由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调用准备好的四架飞机，胁迫黄、吴、李、邱“四大金刚”登机，于13日七时飞往广州。但令林立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胞姐林立衡出卖了他，向中央警卫团告发了他和他的母亲叶群，要“挟持”林彪出逃广州和香港，并说今天晚上要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等等。林立衡的出卖，使他的“另立中央”计划全部泡汤；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携父母北上逃亡，最后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汉。
在林立果等人启动“另立中央”的计划时，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刚”都在干什么？
先说接班人林彪。据林彪的准儿媳张宁回忆：
那天（笔者：9月12日），一家人正在看电影，林彪吃了安眠药，进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来，把叶群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密谈。随后，叶群向大家宣布，作好准备，明早7点乘飞机去广州。与叶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给警卫部队打电话，向中央告密。11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叶群在电话里谈了10多分锺，显得很慌乱。放下电话后，她改变了决定，要求大家立即出发。林豆豆拒绝离开；林立果没有去叫已经蒙蒙入睡的我，而是带上几名亲信，和叶群一起把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架上汽车，驱车向山海关机场冲去。
在叶群“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和“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的呼喊声中，林彪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两个多小时后，摔死在温都尔汉。
再说总参谋长黄永胜。9月12日，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4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的时候，他才坐车从西山出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八点半周总理在那里召集的会议。那个晚上他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关注着林彪的一举一动，却没有听到来自北戴河的一点信息。他知道他被软禁了。9月24日，当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捕时，大喊“我冤枉！”，声音悲凉凄惨，很多人都听到了。
三说空军司令吴法宪。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后便倒头睡觉。下午，他要夫人陈绥圻同他一起，编写他的第三次检查材料。9月12日晚8点，他先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继而与新来空军文工团的指导员谈话，以解决文工团内的派性问题。9月12日晚上11点多，保密红机子响了，让他魂飞魄散的事件发生了：周恩来问他山海关机场停的那架256号三叉戟时，他竟不知道；周要他下令要那架三叉戟飞回北京时，得到的回答却是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他按周的指示下达了不准任何飞机起飞的禁空令，并下令飞行员潘景寅不准起飞时，但256号三叉戟机还是起飞了；当林彪专机飞近中蒙边界时，他建议“拦截”，却传来了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声音。很快，他失去了自由。
四说海军政委李作鹏。9月12日，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李回到海军大院，处理海军军务，忙了整整一天。当晚他服了安眠药刚刚躺下，电话传来了周恩来声音，命令海军管理的山海关机场立刻关闭。李不敢怠慢，同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做了记录，然后用电话向周复诵了一遍：“256号三叉戟的行动，要听从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李作鹏的指示。”当听到周的肯定答复后，23时35分，他根据周的指示，即向山海关机场发出命令：“这架三叉戟的行动，要听从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指示。”然后，他又服了几片安眠药入睡。然而，凌晨三、四点，他又被唤醒，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会上周恩来宣布：林彪已乘256号三叉戟“跑了”，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失去了自由，成了林彪“另立中央”主犯之一而被捕。
五说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9月12日那天，邱会作的孙女出生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很忙，就挪到了星期天。由于添了个孙女，邱高兴中多喝了几杯酒，有些飘飘然，晚上便很快进入睡乡。凌晨三点多，他突然被唤醒，要他立即到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开的紧急会议。在那个不平凡的夜晚里，在“四大金刚”中，只有他最为“干净”：对林彪出逃事件一无所知。他很自负，在参加会议之前，不论会议主持人是否事先告知会议内容，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这次他掉板了，竟猜不出紧急会议的内容。是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用不着三更半夜开会啊。是他的检讨书出了问题？不像，因周说他的检查写得比过去好。北戴河首长那里有什么情况？也不像。因为几个小时前，叶群与胡敏（邱夫人）在电话里还互相祝贺：叶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邱给孙女起的名字起得好；胡祝贺林的爱女豆豆与张清林订婚。如果“首长”那里出了麻烦，叶群怎么还有心情给女儿举办订婚仪式？放电影？但当李作鹏向他暗示，北戴河可能出事了，他的心立刻忐忑不安起来。当他听到周恩来大声宣布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后，他已感到大祸临头。果然，会后不久，他失去了自由，旋以“另立中央”的主犯之“罪名”，被捕入狱。
据史家考证，“另立中央”不仅林彪不知情，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更是闻所未闻。
六说其他。“另立中央”的地点在广州，广州的“封疆大吏”当年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将军，能逃脱干系吗？按照株连政治逻辑，曾杀害过女医生官朋华的刽子手丁盛，在林立果“另立中央”的失败中，成了胜利者的阶下囚。对此，文革专家丁凯文在《猛士悲歌唱大风－－读〈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一文中写道：
1974年是王洪文、张春桥在北京硬逼丁盛承认事先知道林彪南逃。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各种卑劣的手段都使将出来，如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广州军区承认他们事先知道林彪要南逃。丁盛气愤地说：“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笔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不知道，孔石泉（笔者：广东省委书记）、任思忠（笔者：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如果说，1974年“四人帮”横行于世，可以随意制造冤案，可是到了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何中共还要继续追查广州军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制造这样的冤案呢？显然，邓小平的中央继续在林彪南逃一事上作文章，目的就是要将林彪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将文革的罪责转嫁到林彪与江青身上，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
历史业已证明，丁盛将军是“落难英雄”；但历史也同样记录了他是个双手沾着人民鲜血的“落难英雄”！
为了控制权力或曰“维稳”的政治需要，中共是不惜代价的，无论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是毛死后的邓小平，都会严历批判死人林彪、镇压活人“四大金刚”，借以警告那些跟着林彪南征北战的粗野彪悍的将军们和同情林彪的群众。因此，林立果、周宇驰等少数几个人的南下“另立中央”的计划，不仅成了林彪和“四大金钢”等高级将领们的“罪行”，而且也株连了一大批无辜者。
“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牵连之广、受迫害人之多，比刘少奇一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专家们统计，中共军内被立案审查的军以上干部就达千人之多，遭受批斗、审讯和各种形式迫害者多达三十万之众，其中许多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相比之下，被判重刑的“四大金刚”，还算幸运。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老百姓涉案率相对较低。
为了政治需要制造冤案，是中共的赤文化之一，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谁当党的领袖，概莫能外。据王年一教授说，千秋先生在网上发表了《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一文的末段写道：“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中顾委常委向邓提出，趁他们这些老人还在，还历史一个真面目，为林平反。邓拒绝了，他说：这是要林还是要毛、要共产党的问题，没的谈。”三十年过去了，许多专家、学者站出来，公开要求为林彪平反，但执政当局充耳不闻。何也？人们很快从邓小平的“没的谈”对话中发现：邓小平在平反了毛泽东制造的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布“恩”之后，又施“威”的一手，制造了一个新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冤案，其目的无非是要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一代、二代、三代以至万代地永远传下去。
邓氏“恩威”两手表明，冤案在中国必将不断发生，这是一党专政体制下之必然。请看：在毛泽东制造了大量冤案之后，二代“设计师”不仅制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接着又制造了数千伤亡的“六四动乱”惨案；三代“核心”紧紧跟上，一手炮制了取缔法轮功“邪教”案，严禁数百万人修炼身心，以酷刑酿成上千人死亡的悲剧；四代“胡温”也不甘落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镇压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民主诉求，逮捕高智晟、刘晓波等异义人士的自由呼声，构陷了一系列“颠覆”案……显然，一党专政体制不结束，冤案必将被中共继续制造下去。
值得人们深思的另一话题是：冤案受难中，许多人都曾经是冤案的制造者。历史留下了这样记录：林彪和黄、吴、李、邱等高级将领，同刘少奇、陈伯达、丁盛一样，既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冤魂，又是大量冤案的炮制者和刽子手。例如：
林彪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制造了贺龙、罗瑞卿、许光达、“杨余傅”等冤案，使贺龙元帅、许光达大将含忿而死；
黄永胜主政的广东期间，制造了文年生等人的“反革命”和使7,200多人蒙冤的“广东地下党”等冤案，使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不治身亡；
1967年7月26日下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在批判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反党”罪行时，吴法宪伙同武空政委刘丰等将领，冲上前去，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进行拳打脚踢，并把陈打翻在地，遍体鳞伤；
在海军，独眼将军李作鹏，组织千人以上的批斗会30多次，中、小批斗会不计其数，海军37名党委委员中，16人被立案查处，7人遭残酷批斗，终致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死于非命；
邱会作曾被造反派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打断了右肋骨，曾多次昏厥，被林彪救出，但当了总后勤部部长后，仅制造的“特务叛国外逃集团”一案，就株连了总后原政委李聚奎等26名军职以上干部和269名师职以下人员，终使副部长汤平中将死不瞑目，此外，邱还采集了23种刑罚，用于专案刑讯。
为了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就要不断制造冤假错案，这是一党专政体制下之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