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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造假
据说毛泽东从故纸堆里，找出了几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例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又如：“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等等。显然，他想借古人之口，来为他错识林彪找个下台的阶梯；但这些诗句并不能修补摇摇欲坠的“伟光正”形象。于是，在他的默许或参与下，与造假高手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起，共同制造了一篇《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向全党、全国公布，以此证明：毛早在一九六六年，已有了识破林彪“野心家”、“阴谋家”的“先见之明”。《信》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笔者：1966年）
应该承认，这篇伪造的家书水平较高，从政治思想和文字格调上，都基本上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文笔。毛死后人们得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看一看当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们的资历、才华，便知他们与毛文的关联是多么深奥：
胡乔木，曾当过中宣部部长，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
陈伯达，曾任政治局常委，被誉为“人民的理论家”，1971年被捕，后判18年徒刑；
周小舟，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在彭德怀事件中，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1966年12月26日，自杀于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那天；
田家英，14岁被誉为“过目不忘”的川中神童，后又被赞为“京兆一书生”，当了18年毛的秘书后，于1966年5月被迫“自杀”于中南海办公室；
李锐，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与彭德怀“勾结”，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7年11月起，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8年，文革后主要著作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等等。
对党务、政务、军务繁忙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大腕秘书们不是橱窗里的摆设。看看当今各级政要下设的那些秘书局、处、科、室，里面都云集者众多高学历、高素质的秘书，他们大都能替首长飞笔走墨、敲键谋篇。这些司空见惯的代笔者，都肩负着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光荣”使命：为党、为首长贡献自己的才华。据报导，毛的许多文章都是秘书们代笔，或者是两人以上的集体写作。就著作权而论，参与写作的人都有署名的权利，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代笔和集体写作的著作权，非毛莫属。上行下效，各级党政军首长，不管他们能不能写作，都有大量著作出版。例如某李总理，就为某基金会“捐出稿费300万元”。又据报导，胡乔木临终前，曾要求党中央将他为毛泽东起草的文章“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据说，还包括他为毛写的或修改的诗篇，如《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等。然而，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些报导被官方“证明”为谎言，但却没有人能证明官方的“证明”不是谎言。由此可见，这篇家书由江青主持、张春桥起草、康生修改最后由毛亲自订正的可能性很大。又据官方说，《信》经周恩来、王任重等人过目后，“江青已将原件烧掉”。因此，再正确的推理，也在“或然性”之中。
就在《信》将成千古之谜时，毛的后院起火。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在回忆毛的“实事求是”精神时，在把造假责任推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同时，却不自觉的道出了《信》的隐情。她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和我。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又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张玉凤说过这些话吗？她说的都是真话吗？在充满谎言的党里、社会里，在档案既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你已经相信“江青已将原件烧掉”，那么，“通房大丫头”的假言里有真，抑或真语里藏假，还有什么值得你去深究呢？
毛泽东想依靠“几年前”的一封《信》来修补“伟光正”形象，已诚属可怜巴巴了；倘若连这样的《信》都没有，你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导师，还能称得上“洞察一切”吗？据说，在“批陈”中，有人曾引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的话以批孟子，触及了毛和毛左派的神经。在受到启示后，一封“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的《信》，便被炮制了出来。文章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尽管文字水平较高，但它不会成为文学佳作，只能是千古赝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