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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列平反
《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并没有给“伟光正”形象加分，相反，在左派眼里，《信》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愚昧，在右派眼里，《信》是“欲盖弥彰”式的蠢行。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一世的毛泽东，到头来在人们眼中，却成了聪明谎言的制造者。
但毛泽东毕竟是天才，打倒了那么多的干部，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会不考虑他的未来和死后？几年来的打打杀杀证明，红卫兵靠不住，造反派也靠不住，靠得住的还是跟着他南征北战的老干部。尽管这些干部都是高高在上的不太听话的官老爷，但经过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威风不再，老实得多了，听话得多了；如果再对他们施之以恩，诸如“平反”、“解放”，他们会感恩戴德，会更听话，会自觉地给“伟光正”加分，远比虚拟的《信》更实际，更有效。于是，他开始实施抑威扬恩的谋略：“平反”那些被打倒了的功臣，“解放”那些受过委屈的元老，并把打倒他们责任都推到林彪身上。
1971年1月6日，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参加陈毅元帅的葬礼，并在接见陈的亲属时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一句话，使“靠边站”多年的陈毅，在死后获得了“解放”。陈的亲属和参加葬礼的官员，听了“最高指示”后，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在1967年，在毛、周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以姚登山为代表的外交部造反派，夺了陈毅的权，使陈毅靠了边。此时此刻，这些旧怨成了过眼云烟，没人再敢去深究了。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即大闹怀仁堂平反。他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们(笔者：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刻，他已“忘记”了，当年当接到大闹怀仁堂的报告后，他勃然大怒，放出狠话：“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此刻，他也“忘记”了，他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会议上，指责邓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伊始，他又把邓定为二号最大走资派，列入坚决打倒之列，全国上下一致高呼：“打倒邓小平！”然而，时过境迁，1974年10月，邓小平被他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又任命邓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此刻，毛也“忘记”了，这些老干部都是在他的眼皮下，被打成判徒、“走资派”的。
1973年12月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为被整死了的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平反，恢复名誉。
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后，治病或分配工作。
毛泽东“伟大”之处在于，在“平反”、“解放”干部中，他把揪斗、打倒老干部的责任，统统推到林彪身上。由于周恩来借机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或被监禁的老干部和知识精英，毛的推脱罪责的理由，除能蒙蔽亿万芸芸众生外，大多数高级干部和知识精英，并没有因此而给“伟光正”加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借林彪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老干部们和知识精英间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