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仰危机
林彪摔死后，特别是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向全民公布后，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声音暗潮涌动，“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告危，毛泽东的权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潜在的挑战。人们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和将领们，不仅质疑他对刘少奇、陶铸等人死的责任；质疑他鼓动红卫兵、造反派造反、揪斗“走资派”和夺权的独断；质疑他的“武装左派”、“群众专政”和“全国全面内战”的政策；质疑他坚持人民公社和狠批“三自一包”的专横；在“批陈整风”中，又质疑他狠批“华北山头主义”、改组北京军区、撤换政委李雪峯和司令郑维山的决定，是打击他的忠臣良将，令人心寒，等等。一言蔽之：质疑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
如果说质疑只是停留在敢怒不敢言的层面上，毛大可不必担心；但当质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挑战。果然，当他准备杀一儆百、“诏批”要杀掉林彪的“四大金刚”——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部长邱会作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五十多名高级将领，联名上书，提出“四大金刚”虽“有罪”但“罪不至死”的诉愿，公然挑战他的权威，迫使他最终放弃了“开刀问斩”的霸心。
毛泽东曾多次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攫取权力的资本。如今，推翻国民党的资本逐渐贬值，而文化大革命的资本，也在潜在的质疑声中，面临崩盘的危险。
毛泽东不愧为天才的革命家，在潜在的质疑和公然的挑战中，他没有卒然反击，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地面对之。此刻，凭着灵感，他觉察到一场个人崇拜危机就在眼前：他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高大形象，正在经受严竣的考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个性坚强，在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的危机中不退缩，不认输，他要运用批斗、镇压等专政手段，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人们对他的崇拜，从而挽救由个人崇拜危机导致的对中共崇拜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
毛泽东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忆当年，“解放”之初，他从国民党惨败中获得一个重要启示：蒋介石兵败于军心不整和民心涣散，而军心不整和民心涣散，皆源于信仰缺失。在他看来，民主使三民主义信仰缺乏生气，自由使宗教信仰教派林立，人权使蒋介石的权力无法施威。天才的毛泽东从蒋介石的失败中懂得：要坐稳江山，就要征服民心；要征服民心，就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构建起一个统一的信仰和崇拜，取代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为此，在短短的几年里，他便为中国人设计并构建了一个主义信仰和两个图腾崇拜——信仰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图腾崇拜是对人民公社和“伟光正”两个图腾柱的崇拜。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是原始人迷信的产物，崇拜的对象。图腾柱是最典型的图腾标志和崇拜对象，现今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多立有图腾柱者。
构建共产主义信仰
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他又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要中国人民信仰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要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崇拜。
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毛泽东和他的导师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所谓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无数次向中国人民兜售，这个“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各取所需”就是“需要什么拿什么”——多么美丽的想像啊！后来，“经典作家”们认为，“各取所需”这个词组自由主义太浓了，与马列主义教义有冲突，便大笔一挥，把它改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经典作家”们的这一改动不打紧，“天堂”里便出现了主管分配的管理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业已证明，在所谓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后又改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旗帜下，主管分配的管理层人员，纷纷取代地主、资本家，变成了鱼肉和镇压老百姓的官僚特权阶级，按毛泽东的说法，都“蜕变”成了“官老爷”、“官僚资产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管理层可以“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谁能保证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管理层不发生“蜕变”呢？
对此，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们，用“理论”解决了人们的疑虑。他们“论证”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资财富已“极大丰富”，甚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完全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人们的思想水平已“极大提高”，人人都是大公无私者，不会胡要乱拿；主管分配人员，个个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会“蜕变”。显然，这是他们用“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史观“论证”的结果——在以全民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产生私有观念的“温床”已不复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圣贤！尽管这种马列主义式的“论证”，同行善以修来世福禄的佛教和赎罪以求死后上天堂的基督教，在宗教式的虚无缥缈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舆论一律”的强权洗脑下，包括笔者在内的芸芸众生，都曾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憧憬过共产主义的美好，相信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
这样，毛泽东用异想天开的“理论”构建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为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构建人民公社图腾柱
马列主义者自称是无神论者，“经典作家”们抨击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申明共产主义不是宗教，是“科学”。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典作家”们还信誓旦旦地说，共产主义不是虚无飘渺的上帝和来世，也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可望又可及的现实。1936年，苏共党魁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1952年，他在死前一本书里，大讲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三大条件，其中之一是集体农庄国有化。斯大林的继任人赫鲁晓夫上台后，同他的前任一样，也热衷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7年11月，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提出苏联在今后15年内要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在苏共党内确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两个月后的苏共二十一大上，他公开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他除重弹列宁“苏维埃加全国电器化”的共产主义口号外，又加上他提出的“土豆烧牛肉”的新条件，就是共产主义天堂！尽管工农业严重失调，物资短缺，特别是食品和生活用品奇缺，使苏联人民生活过得相当艰辛；但在一党专政下，苏联人民又不得不在“勒紧裤带住高楼，骑着摩托啃土豆”的窘境中，翘首期待“天堂”的降临！
以“老大哥”为榜样，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权力情结使他在刚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的1958年，便急不可待地要让中国人民看到“大救星”为他们构建的“人间天堂”：8月初，他在他树立起的一个图腾柱上，刻上了五个大字：“人民公社好”。接着，他以枪杆子为后盾，统帅官员和御用精英们，利用金字塔式的各级政府组织和全国所有广播、报刊，向中国人民“传销”他发明的“最进步、最合理”的“产品”——人民公社。在“舆论一律”强权下，他的“传销”计划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到10月底，全国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2.6万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把苏联“老大哥”远远抛在后边。对此，御用精英们连篇累牍地高呼：“这是人民的选择！”
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另一次中央会议上，他自豪地说：“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他还得意忘形地嘲笑“老大哥”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断言：“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到1973年，中国将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此，御用精英们又放声高歌：“这是历史的选择！”
为了十五年“跑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的统帅下，1958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苏联“老大哥”还在“发慌”中，毛泽东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向中国六亿人民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九千万人齐上阵，小高炉遍地开花，年底中共宣布，钢产量比去年的524万吨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070万吨。那一年，农业高产“卫星”纷纷上天，其中，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中稻的“超级卫星”，最为光彩夺目。年底中共中央宣布，粮食和棉花年产量，分别达到了7,500亿斤和6,700万担，均比去年翻了一番多。其中，每个中国人拥有粮食1,250斤，已经多得吃不完了。那一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巡游中华大地。在河南封丘，他对农民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由于担心粮油棉多得吃不完，用不尽，没有足够的仓库贮存，他告诫河北省徐水县干部说：“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同时，他决定到国外寻找买家，大规模出口粮食。据统计：次年1959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8年的266万吨，猛增56％。那一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亿万诗人，纷纷登台亮相，高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赞歌，来颂扬共产主义天堂。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影片中，御用精英们把二十年后即1978年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和美满，活脱脱地摆弄在中国人的眼前：三大差别已被消灭，十三陵库区已变成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十三陵共产主义公社”；诗人郭沫若等人，在公社一棵巨大的长有多种水果的树冠下，“各取所需”地采摘、品尝各种瓜果；老红军陈培元，已经“飞跃”成航天科学家，他的文件包里夹着飞向火星的计划，带着年轻美丽的妻子，坐着沙发式的飞碟，直上蓝天，飞向远方——这些都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丰硕成果。那一年，中共党员和干部们，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御用精英们，大都在高唱共产主义颂歌，向人民承诺，共产主义的美满幸福就在眼前，连年逾古稀的朱老总，都说他一定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鲜有不谐声音者。那一年，笔者在北大荒当农工期间，曾有幸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吃的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总之，那一年，“大救星”异想天开的权力情结，压制了所有务实主义者的理性思考。
然而，饱尝了共产主义社会幸福美满眼福、耳福的中国人，在无限美好的憧憬中不到一年，便陷入大饥荒中；在而后的1959～1961年的“三年人祸”中，有3,000～4,500万人饿毙在“天堂”里。1960年，笔者常以水煮未脱皮的玉米粒填肚，还曾用玉米苞叶做的淀粉充饥。信仰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毛泽东为中国人营造的人民公社图腾柱，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失去了昔日的光芒，上当受骗的感觉席卷民心。更有甚者，在黑龙江农村的贫苦农民中，笔者曾多次听到过“宁愿作亡国奴，不愿当国家主人”的牢骚，怀念伪满拓荒时代。
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引发了中共高层的分裂。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得势，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不甘心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在暗箱里策划向刘、邓兴师问罪的文化大革命。
构建“伟光正”图腾柱
“解放”之初，毛泽东就为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上了一个鲜红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标志，即树了一个“伟光正”图腾柱，要中国人民去顶礼膜拜。自从他在批审“五一节”口号时添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的新口号后，“伟光正”的光环，也自然而然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三年人祸”后，他的权威遭到了党内右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挑战，“伟光正”光环也黯然失色。但他不愧是个革命家，在“三年人祸”后人民刚刚能填饱肚子的1962年8月，他重返一线，便向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叫喊，并开始为打倒刘、邓为代表的右派势力的文化大革命做舆论准备。
舆论准备的重点是：重塑已黯然失色的“伟光正”图腾柱。
毛泽东是个“个人崇拜主义者”，他认为没有崇拜就不可能有领袖权威。因此，他反对苏共党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主张“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于是，1963年3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
毛泽东为什么要中国人民学习雷锋呢？笔者曾第六章“学雷锋”一节中做过介绍。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主要看上了雷锋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显然，他号召学雷锋的动机，其表是叫人做好事，其里则是要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学生，从而以达到重塑“伟光正”图腾柱的目的。
心领神会的林彪，立刻在全军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接着，他又下令《解放军报》编纂《毛主席语录》，使全军四百多万指战员人手一册，从而成功地使学习雷锋运动演变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运动。
乘着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东风”，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领袖和政要的共同策动下，《毛主席语录》成了东方“圣经”，几年间出版了五十多亿册，并向150多个国家输出了数千万册。与此同时：他们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终困死于北京囚禁中；他们把在数千万饿殍的“三面红旗”面前说了句“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真话的刘少奇，宣判为“叛徒、内奸、工贼”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最终拖死于开封密室；而造成数千万饿殍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则被他们包装成“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的理论又被他们媚美为马列主义“顶峯”，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并献谄于毛“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无上称号，要全国人民顶礼膜拜他。
大规模造神的个人崇拜运动的成就，使毛泽东终于又看到了“伟光正”图腾柱上的闪闪红光。文化大革命几年间，在“伟光正”图腾柱的血光照射下，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横扫”、破“四旧”、“批资”、夺权、全面内战、“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系列批、斗、打、抄、杀的红色恐怖中，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包括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在内的200多万“阶级敌人”亦即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都先后死于非命，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
保卫信仰、图腾柱
然而，“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向全国公布后，沉睡中的中国人民，开始有所醒觉。
共产主义理想早已日薄西山。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用“五七指示”去修补共产主义信仰，但用“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农耕思想亦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陶渊明主义，去取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实在是中国人民难以吞咽的苦瓜。
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人民公社呢？它已威信扫地。尽管毛泽东对它动了大手术，全民所有制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一草一木归集体”的社会主义，也大踏步地后撤，退到允许社员拥有三分自留地的资本主义。但毛式农业合作化的毒瘤没有摘除，土地仍然把持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手里，亿万饥饿农民，不得不继续在人民公社图腾柱的阴影下，辛勤耕作，不得不继续在“瓜菜代”的充饥中，艰难度日。当年河南农民谣曰：“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得活！”城市呢？国民经济被毛整到了“崩溃的边缘”，亿万城镇居民，也不得不在低标准供应下，天天为吃饱饭而奔波。当年城市小学生顺口溜道：“小朋友，快点长，长大当个事务长（注：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管理员）。偷点米，偷点面，小两口吃得真舒坦！”
人民公社的失败是理想主义的失败？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御用精英们既不敢说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反动，也不敢触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奴役本质，却自作聪明地“证明”说，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对此，毛泽东并不买帐。他认为，这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也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例如，在总结饿死数千万人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毛泽东带头给林的讲话鼓掌，并称赞其讲得“很好”。显然，人民公社的失败，并没有使毛泽东幡然悔悟，改弦更张；相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镇压下，人们不得不在失去光彩的图腾柱前，勒紧裤带高呼“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忍着饥饿年复一年地唱着那支“公社是个红太阳”的歌，直唱到毛死。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毛的滔天大罪，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个以“三面红旗”命名的曾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民公社图腾柱，依旧耸立在南京长江大桥的两端。
之于“伟光正”图腾柱，已被《“五七一工程”纪要》推到了崩塌的边缘。林立果一针见血地写道：“（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一句话，催醒了沉沉睡梦中的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他们抛弃了理想，选择了现实；在现实选择中，他们突现自我价值，唾弃了毛的个人迷信；在突现自我价值中，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中，很快消磨掉了革命的激情，开始为小家庭的温饱奔波。到此，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设计、构建的信仰和崇拜，逐渐被人们自发的“金钱崇拜”所取代，或皈依其它宗教，寻觅精神归宿。
权力拜物教信徒毛泽东看到，个人权力的危机就在眼前。这个危机虽表现为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但其实质是他个人权力的危机。在毛的哲学世界里，目的和手段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为了权力，在他的导演下，美丽的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夺取和巩固权力的手段。因此，为了确保他绝对权威的不可动摇性，就要保卫他的文革路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看来，这条路线和理论，是他构建信仰和崇拜从而确保他绝对权威的思想基础。在“舆论一律”的强制下，这条路线和理论，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传销”空间。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所有独裁者都善于用美丽的辞藻去掩盖他卑劣的目的；又如《君主论》所言：一个天才的君王，为了权力，总是能在芸芸众生里找到许多“上当受骗的货色。”
的确，芸芸众生上当了：在御用学者、专家、教授的包装下，毛泽东成了理想主义的化身。但他们无法遮盖住高级干部、将领和众多知识分子的耳目。
权力拜物教信徒毛泽东不愧是个天才的革命家。他发现，那些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主要来自于党内，特别是来自于高级干部、将领和知识分子。于是，他再次动用无产阶级专政武器，进行批判和镇压。他在伪造的给江青的一封信里，重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警告党内右派，警告那些异己的高级干部、将领和知识分子，“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又来一次”横扫、夺权和内战，因为“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告诫中国老百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要一直革到共产主义社会。
“非跳出来不可”的“理论”是有据可查的。自毛泽东夺得政权以来，党内“非跳出来不可”的高级牛鬼蛇神计有：
第一个是1954年的高岗，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罪名是攻击毛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第二个是1959年的彭德怀，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因攻击毛发动的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三面红旗”运动，被判组织“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罪；
第三个是1966年的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因向全党说，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正确不正确“很难说”，被判定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叛徒、内奸、工贼”，是“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是“鞭（毛）尸”的主要嫌犯；
第四个是1971年的林彪，时任副统帅，罪名是“发动突然袭击”，攻击毛的得意门生毛、江集团的高参张春桥，企图“抢班夺权”，接着“叛党”、“叛国”而去。
高、彭、刘、林四人已先后被毛“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都先后死于非命。其中，刘少奇、林彪两人都是毛亲自挑选的接班人。
那么，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亦即第五个“非跳出来不可”的高级牛鬼蛇神是谁呢？毛泽东锁定总理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