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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周角力
林彪摔死后，周恩来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党国第二把手，离取毛而代之，只有一步之遥。他深知，这是机遇，更是生死挑战，因毛从来就不愿把权力交与他，而且还有驱逐甚至剪除之意。但为了匡正毛的错误，拯救他心目中的党，他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他曾对亲信们说：“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就是当年被时人称道的“不要倒、不要走、不要死”的“三不要主义”。于是，他升级太极软功，以绵里藏针、柔弱克刚之势，更以左其表、右其里之策，与毛周旋，小心翼翼地去修正毛的文革路线，扭转文革给中共和国家带来的困难，力图争取以中、高级干部和将领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使己立于不败之地，伺机取而代之。这表明，“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走匡正毛弊拯救中共的务实路线。
对周恩来来说，在“九一三事件”后的几年，是他威望节节攀升的几年，但又是他遭毛泽东连连重创后致死的几年。
当接到林彪摔死的正式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张春桥等人以胜利者姿态喊道：“拿茅台来！”叶剑英闻声不屑地说：“一个副统帅死了，难道还要庆贺吗？”在周恩来那里，当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了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后，当着部分官员，面壁片刻，突然失控，两肩颤抖，嚎啕大哭起来。对于这种哭声，虽有不同的解读，但与毛、张辈等人的幸灾乐祸，大相径庭。周的兔死狐悲的哭声传出后，赢得了党内右派特别是中、高级官员的理解和同情。当毛听到周的嚎啕后，有什么想法？人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是，毛、张们的“幸灾乐祸”，不可能赢得党内右派的理解和同情。
面对党内外压力，以出席陈毅追悼会为契机，毛泽东开始了逐步解放、平反老干部的部署。周接过毛部署，利用职权，力排以江青为代表的毛左派集团的干扰，果断地解放了大批干部和将领，并根据不同情况，安排了适当工作。例如，他并非军委负责人，但他有意识地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同军委负责人叶剑英元帅一起，一举“解放”了157个将军，并同他们一一谈话，解决他们的问题，给他们安排了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其后，在贺龙元帅平反后的追悼会上，周拖着病体，被人搀扶着，连连喊着贺的遗孀名字：“薛明，薛明，我没有保护好贺龙，我对不起你啊！”声音凄凉。尽管有人认为，他有虚伪和作秀的成分，但总比毛、江、张、姚等党内左派冷若冰霜脸，要人性得多。无形中，周又得到党内右派高干们的谅解、同情和支持，尽管他在文革头几年，说了许多使党内右派干部伤心的话，做了许多令党内右派干部怀恨的事。而此时，毛对周借他的名义做收买人心的过头之事，又警觉起来。
在清查“五一六”中，周恩来将许多造反派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加以惩处。对此，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党内右派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和将领，乐见其成；但支持造反派的毛左集团的江、张等人，却耿耿于怀，声称要反击“右倾回潮”。显然，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周虽获得了党内右派集团的大力支持，却得罪了江、张等极左派大员。极左头目毛泽东会袖手旁观吗？
最使中共引为自豪的是，外交上的重大成就：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并继承了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登门求见”，来访中国，并在上海发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缓和了两国长达20多年的对抗；同年9月25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一系列的外交成就，没有使主人毛泽东威名大振，却使助手周恩来在国内外英名远扬。有些西方媒体说“中国外交最杰出的领袖就是周恩来”，“中美关系的教父是周恩来”，等等，周这种功高盖主之势，使毛看在眼里，忌在心中。
1972年8、9月间，周恩来曾发表过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周批极左思潮的目的是想结束文革，并以大搞经济建设来拯救中国共产党。在“九一三事件”前，周的这个想法曾与林彪不谋而合。但他是处事谨慎的人，不会轻易干毛不高兴的事；而同时，他又是个善于利用毛的言行大做过头文章的人，借以实现他的“拯救”目的。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经将林彪定为极左派。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人民日报》14日的三篇批左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之剑，直指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博得了党内右派的喝彩，却引起了毛、江左派集团的不满。因为，批判极左思潮，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
至此，毛周角力已明朗化起来。在毛看来，周是一个早晚要“跳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党内右派领袖。
行文到此，须要说一说方位词左、右变成形容词后的政治定义。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左派是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而加了引号的“左”派，在他看来，是打着革命和马列毛主义旗号的假左派、真右派、真反革命，即所谓“形左实右”者。这样，在毛的词典里，左、右被打上政治标签，并使其政治化。于是，左被封为革命者，右被挞为反革命，如右派分子，这就是许多中国人有“宁左勿右”心态的原因之一。但毛并不像有些中国人那样愚蠢，他经常根据需要修改定义。例如，在一次会议上，他用“粗话”来定义左、右。他说：“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这样，毛泽东又使左、右分不清谁革命谁反革命了。其实，左、右原本无革命与反革命之分，那是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强加上去的。在中国，由于左、右完全政治化，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对各种不同立场的人物赋以左、右定位。在文革中，对左、右政治定位，可从不同层面上去区分：第一层次是自由主义与马列毛主义，一般认为，前者为右，后者为左；第二层次是中共党内思潮，一般认为，保守为右，激进为左；第三层次是左派内部，可有中左和极左之分。“九一三事件”后，周弃极左而趋中左。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极左分子，亦称极左毛分子，都是权力拜物教的极权主义者，他们崇拜、追逐和使用权力，几乎达到疯狂地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极左毛鼓吹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枪杆子主义”，传布“血统论”、“官本论”、“大汉民族论”和“一元化领导论”，否定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颠覆真、善、美的华夏文明，推崇个人崇拜，宣扬对领袖的忠诚和服从，力主少数人的“集体”专政和个人独裁，用暴力镇压异议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实行红色恐怖统治——这些都是极左毛的鲜明特征，与法西斯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极左毛亦即极权主义者，成了谎言、野蛮、邪恶的代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