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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批右
同任何一个独裁者一样，毛泽东追逐、捍卫权力的疯狂性，与他的“大救星”、“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情结密不可分——这是权力拜物教权力情结之使然。“解放”前的毛泽东，他追逐权力的疯狂性建立在审时度势的务实和权谋基础之上，因而使他取得了胜利，达到了夺取权力和改朝换代的目的；“解放”后的毛泽东，地位大变，成了独裁者，在马列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美丽词藻包装下，妄自尊大的权力情结恶性发展起来，异想天开的狂想“理论”，也被他制造了出来，诸如什么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化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等。对此，御用学者们把毛的权力情结，谄之为革命家的“理想主义”，更有专家把毛的狂想，媚之为诗人的“浪漫情怀”，等等。但在“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下，毛泽东酿造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权灾难，先后造成五千多万人死亡，伤残无法统计。这些灾难包括：枪杀150～300万人的“镇反”运动，打死、枪杀100～150万人的“土改”运动，逼死、打死数十万人的“一化三改造”运动，饿死3,000～4,500万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导致200～300万人毙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毛泽东权力情结引发的狂想所酿成的灾难，不啻是对那些谄媚学者、专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权力情结使他的狂想进一步发展，他要“过七八年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一直革到共产主义。因此，正如“序幕”中所说，对毛泽东的一生，只能用八个字加以概括：权谋盖世，罪恶滔天！
“解放”后，紧跟毛泽东狂想“理论”疯狂了20余年的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有所觉悟，他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于是，他用务实的现实主义与毛泽东的狂想相周旋，力图匡正毛的错误，拯救他心目中的党；但毛不许他“立地成佛”。毛、周的关系史，原本就是一部即联合又争斗的历史，“九一三事件”后，毛、周又在狂想与务实间展开角力。
在周恩来威望节节攀升、功高盖主的形势下，特别佯做交权的试探后，毛泽东已得出了结论：埋葬文革者周恩来也！如果他死在周的前面，潜在的鞭尸者亦周恩来也！因此，年长周恩来五岁的他，必须活过周，堵死周自然接班之路。
由周恩来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组反左文章，引起了毛、江左派集团的不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更借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的枕头风，吹进毛泽东的耳里。
毛发现周又借他的话大做过头文章，倍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反制。1972年12月17日，他召见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在开门见山地诏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之后，他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接过“圣旨”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于12月19日，一起召集《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在传达会上，江、张、姚等人，对周叫人写的那几篇批左文章，大加挞伐。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周节节败退。尽管他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但他不得不承认，他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周毕竟不是动辄便熊人的江青，他是个善于争取别人同情、理解和支持的人，于是主动承担责任说：“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
1973年1月1日，凭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权威，张春桥、姚文元挥笔发表了《新年献词》。《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全党全国在批林整风中，重点批判林彪反动路线的“极右实质”，“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从而中止了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毛、周第一回合的角力，以周恩来承认错误而告终。但周虽败犹荣，他已赢得了许多党内右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1972年5月，在一次尿常规检查时发现，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个消息对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非常担心他死后周能自然接班的毛泽东来说，未始不是一个好消息。他决定用权力干预医疗。据高文谦在《晚年的周恩来》一书中记载：“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到九个月后的1973年2月，周大量尿血。高文谦继续写道，“即便如此”，周“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周恩来膀胱癌的最佳手术机会，就这样匆匆而过。
对此，文革专家辛子陵写道：“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为了对付周氏紧握权力的“三不要主义”，正如辛文所说，在干预周恩来治疗的同时，毛泽东加大了对周的精神压力。197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同时批判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立场。为了羞辱病中的周恩来，毛泽东决定要周主持批判他自己的政治局会议。善行太极软功的周恩来，立马采取主动，一面在会前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会议上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试图化解批判会议的批判势头。然而，做为毛的前台代表江青，不依不挠，激烈批判周恩来。她指责周左倾，“是霍查”(1)，“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认真执行“联美整苏”的方针,又批周“瞒着主席”同美国人密约，要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等等。久经沙场的周，当然知道这是毛事先定下的调子。因此，面对江青咄咄逼人的批判，抑情敛容，沉默不语。见周有抵触情绪，有“圣旨”在胸的江青，便大发起雌威来。在狠批周恩来中，她把“丧权辱国”、“蒙骗主席”几顶大帽子戴在周的头上，并用人格污辱的语言骂周“给美国人下跪”，硬逼周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等等。沉默不语的周恩来，终于被激怒了。他猛拍桌子，对着江青吼道：“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贯以“顺守”太极功的周恩来，为什么感情突然爆发，敢向第一夫人拍桌子呢？对此人们虽有不同的解读，但江青欺人太甚，恐怕是主因。换位相对：如果我是周恩来，很可能抓起口杯，砸向江青！
那么，江青为什么敢于辱骂周恩来？话得从头说起。
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从那阵兔死狐悲的嚎啕恸哭中，已洞察到周恩来心底的秘密：胸怀二心。据他观察，一年多来，在批林、批左、解放干部和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工作上，周都在利用他的话做过头文章，私下诋诟他的前台代表江、张、姚等，以寻求党内右派更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最使他无法容忍的是，外交上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亲自做出的，但成果却都被记在周恩来的名下，中国的外交，也竟被中外人士称赞为“周恩来外交”！显然，这种图谋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不仅暴露了周反文革之异志，也再次暴露了周必取他而代之或等他死后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他决定双管齐下，在干预周医疗的同时，从周主管的外交部入手，整肃周恩来，以堵死周的野心。
常言道：“磨道上找蹄印”，那有找不到之理？周恩来的“辫子”很快被抓到了。
对于周恩来直接掌管下的外交部来说，1973年是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外交部不断出“错”，不断受到毛泽东严历批评；在毛的批评下，周恩来不断做口头或书面检讨。例如，２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周谈判时，要求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答复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我们愿意和平解决，但不能对任何人做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对于这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外交辞令，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极为不满。他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又如，外交部曾计划邀请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访问中国，被毛批犯了“检芝麻，丢西瓜”的错误；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布当选为巴国总理，外交部的计划没错。再如，周恩来为了实现毛泽东制定的“联美整苏”的对美外交政策，打算应美方的邀请访美，毛泽东一句耐人寻味的批评，打消了周回访美国的计划。毛说：“台湾那个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谈？我们不搞一边倒，也不能挟外以自重。”等等。
据说，这些都是“小”事；但对这些“小”事，毛泽东却大加鞭挞。他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他还批评外交部说：“你们送的报告我是基本不看的，因为是不胜其看，随便一个什么屁司也能代表党中央说话吗？”显然，此时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同一年多以前林彪直接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一样，面临被整肃的命运。外交部人心惶惶。不久，外交部的“大”事也被毛抓住。
1973年6月，外交部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在内部刊物《新情况》发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大骂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怒气未消的毛泽东，又借故严历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一篇文章何以使毛泽东大动肝火呢？对此，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毛心目中的接班人是江青和张春桥；为了防止周自然接班，毛有意在寻衅找茬。笔者认为，根据毛的德性，说他“寻衅找茬”没有错，因为这是他置敌于死地的惯用手段。但毛这次“找茬”是歪打正着，实实在在找到了他与周的根本分歧上——毛的狂想与周的务实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