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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要当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狂想由来已久。历史纪录了他狂想的骸影轨迹：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间，中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9篇编辑部文章，综称《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苏共中央否定斯大林、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议会道路”等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批判。《九评》昭示：苏共已经变修（正主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与此相称，毛泽东已取代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的“合法”继承人，因而，登上了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宝座。
“三年人祸”后，中共党内务实主义者纷纷起来对抗毛的狂想“理论”：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上，他们提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新政；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他们提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的新思惟。以刘、周、邓为代表的务实主义新政、新思惟，受到了毛的批判。1964年2月9日和29日，毛泽东在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尖锐批评了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不要社会主义”，说“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他下令外交部和中联部，对外要“三斗一多”即对帝、修、反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据报导，毛在位的六、七十年代，每年外援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在5～7％之间。其中，仅援越就达200亿美元。又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笔者计算，当年阿国有200万人口，等于我国给他们每人平均发了4,500元的红包；而这每人每年643元的红包，是我国当时人均年收入150元的4.3倍。为了肩负起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重任，毛泽东要中国老百姓为他所谓的世界革命，勒紧裤带，做出贡献。
1961年４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发表了一篇《新基本粒子观对话》的论文，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据传，美国一名科学家，由于赞扬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主张把新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子”。本来对自然科学陌生又缺乏热情的毛泽东，因坂田昌一文章和“毛子”的启迪，突发异想，在亿万农民还在“瓜菜代”贫困中挣扎的时候，决定拨重金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使他的“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响誉世界，从而充分享受世界级大思想家的殊荣。1964年8月21日至31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名科学家，云集中国首都，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尽管会议的主持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中国科学家们的推动下，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还是引起了各国科学家们的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是绝无仅有大思想家和全世界人民导师的狂想。
1967年11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在一篇编辑部社论中写道：“现在，世界已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为了使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发扬光大，被誉为“东方圣经”的《毛主席语录》，几年间，印数高达五十余忆册，其中向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出口数千万册；几年间，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种类约4万余种、总数达22亿枚以上，向国际友人赠送不计其数。许多国际“友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纷纷来北京取“经”，讨要革命经费。对此，中国政府根据毛的“三斗一多”方针，慷慨解囊支援，据说，几年间，援助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有报导称：一个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在北京一次领取了50万美元革命经费，回国后，便从地球上蒸发，消失得无踪无影。
矜而自恃的毛泽东，俨然以导师和领袖的身分，左右开弓，前后打人：他不仅要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以印度为首各国反动派，更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于是，他于1968年4月16日，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两年后的1970年5月20日，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中，毛以导师的口吻断言：“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1974年2月22日，毛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使他“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第三世界领袖，当上了全世界人民的导师。
1969年，中苏热核大战危机在美国干涉下，转危为安，但乌云并没有完全散去。中苏热核冲突的教训使毛泽东有所省悟，特别是当他获知美国在制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定性作用后，开始意识到他左打苏修、右打美帝政策的不明智：他要利用美苏矛盾“联美整苏”，用一个拳头狠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在反美的《五二○声明》发表后不到一年，即1971年4月，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美国展开笑脸外交，以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机巧，向美伸出了橄榄枝。基于国家利益，美国尼克松政府，接过橄榄枝，便报之以桃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登陆中国，开始了中、美修好因而惊诧世界的“破冰之旅”！
毛泽东决定“联美整苏”的新政时，并没有忘记他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身分。在他的新政中，“整苏”是实，“联美”是虚。在他看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纸老虎，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张牌而已，他完全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他的“联美”的“联”字，只能是“利用”一词的同义语。换句话说，他想利用美国对苏联的敌视情绪，使美为我所用，以达到整治苏联的目的。他的这种想法，在接待尼克松的设计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用他的副手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对谈，他只在书房里象征性地接见一下尼克松。对于西方政客来说，接受这种接待设计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注重的是结果，而非接待形式；但这种接待形式对中共来说，却是个原则问题。中共是阿Q主义者，满足精神上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尼克松“登门求见”，中国二把手与美国一把手不对等级别的谈判，以及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来“朝圣”的美国总统，等等设计，不仅捍卫了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地位，也极大地满足了许多中国人“天朝”无上的狂想，正可谓不战而屈美之兵！
但周恩来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中国都没有实力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抗衡，因而只能推行和平与发展战略（后被邓小平发展成“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暂时无力主宰世界。外交部在周的务实主义思想影响下，便出现了“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结论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否定了毛做出的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定位，也嘲弄了毛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狂想。因此，毛泽东读后大发雷霆，大骂文章是“放屁一通”。
为了抵消周的外交形象，毛泽东刻意扮演了主管外交的脚色。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显然，毛直接向基辛格表明，“中美关系的教父”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
也许是实务主义“作祟”或“三不要主义”的顽固性，周氏并没有吸取教训，又一个“大”事很快又被毛抓获。1973年11月13日晚，当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提出军事合作的临时动议后，病人周恩来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谈，商定今后双方各派一人继续约谈。这种并无结论性的约谈是无可厚非的外交辞令，却触怒了毛泽东：毛怎么能不生气呢。六年前，他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已经对他的思想和中国的作用，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位：“现在，世界已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被誉为“东方圣经”的《毛主席语录》，已发行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就是证明。但这个重要原则，却被周大管家忘得一干二净！做为全世界革命中心，做为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竟要美帝国主义来保护，“岂非咄咄怪事”？11月17日，他亲自出马，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抨击周的“约谈”是投降主义。他还对着王海容、唐闻生两小姐和年轻漂亮的英文教师章含之的脸，放出狠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便应声召开，江青也应声对周大发雌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