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⑸、无疾而终
自从1974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全国上下所有广播和报刊，几乎口径一致地评法批儒：在批判孔孟之道的“克己复礼”、“三纲五常”、“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和子虚乌有的孔子杀改革派少正卯等反动罪行的同时，对法家及其代表人物秦始皇大加赞扬。一贯以“厚今薄古”自居的毛泽东，并不讳言他“评法批儒”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为打倒政治对手所做的舆论准备。
当历史把周恩来推上第二把手的高位后，毛泽东心中老大不快。善于打扮历史的毛泽东，决定用权力改变历史。他十分清楚，周恩来是反孔的，他搞的批“克己复礼”、“三纲五常”甚至“评法批儒”，周都不沾边；但他是“影射学”专家，善于”指桑骂槐”。由于孔子的“吾从周”的“周”和孔子推崇周公姬旦的“周”，与周恩来的姓氏不期而合，这就为毛、江集团提供了“影”弹。他几乎明白无误地告诉芸芸众生：林、孔是“桑”，周是“槐”，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批的就是你“周公”周恩来。
6月初，毛泽东认为，舆论准备形势已经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他的“罗织学”也派上了用场。何为“罗织学”？“罗织学”者虚构罪名也。其中，“张冠李戴”是“罗织学”的重要手段：在一党专政下，给你李姓戴上个“张”冠，你就甭想再姓你的那个“李”。于是，他把他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当打周“炮弹”，全部拿出来重新修改印刷。那九篇文章主要是抨击与毛对立的莫斯科派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的。其中有两篇指斥周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教条主义的“帮凶”。在整风中，周的“经验宗派”又被指责为“再来统治党”的“最危险的人物”，等等。显然，他要用“亲苏”这个陈谷子烂芝麻来罗识“最危险的人物”的罪名，以期扳倒周恩来。江青接到扳倒周的“密旨”后，紧紧配合。6月14日，她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她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借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尽管周姓“马列”而非姓“儒”。于是，新一轮“评法批儒”狂浪，腾涌而至。
然而，到了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突然批评起江青来：“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当众宣布，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他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他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小宗派呢。”使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请愿地又为他当了一次“屁股”。到了10月20日，毛泽东又发指示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
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毛在搞左右平衡，即在老干部与文革派之间搞平衡。权力平衡是政治家们控制政局的寻常手段，毛也不例外。因此，不能排除批江搞平衡。但毛在一个半月中，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则更像是毛、周角力的结果。
林彪摔死后，坚持“三不要主义”的周恩来，紧握手中的权力，首先借毛要解放干部的指示精神，解放了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将领，赢得了党内外右派的一片支持，从而成了他们拥戴的靠山；接着，他又借毛曾经的“批极左”讲话，大抓以造反起家的“五一六”分子并加以严惩，狠批文革派的极左思潮，让在前几年“造反”、“夺权”中备受折磨的右派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同时，他又借毛的“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积极抓国民经济建设，到1973年，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中止了文革以来不断下滑趋势，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许。这一切表明，“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走上了他匡正毛弊、拯救中共的务实路线。但天才的毛泽东很快警觉起来。他发现，周的务实路线与他的“继续革命”狂想尖锐对立。当他得知没有军职的周与叶剑英元帅联手，一举解放了157个高级将领后，他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与军方有很深渊源的周恩来，已经回到军中，并已插手军委领导工作。本来对周没有好感的毛泽东，决定在周、叶尚未形成联盟之前扳倒周恩来：在批周“反极左”、骂周“放屁一通”和批周“投降”后，又发动了倒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六月初，他对运动形势做出了判断：批孔赞秦警告周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他的现代秦始皇形象已经树立了起来。正当他拿出九篇文章来一举扳倒周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其中，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显然，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势头，已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止，并又开始大幅度下滑。面对国民经济下滑局面，联想到去年批周后那同情、谴责的两股地下冷风，使毛又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今日的周恩来，已是集党、政、军、民威望于一身的强劲对手，绝非昔日的刘少奇、林彪等辈可比。在对敌斗争中，一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毛泽东，斟酌再三后，决定再放周一马。他对他的外孙女王海容小姐说：“周不是不能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于是，7日17日，便出现了批江的平衡术，历经半年多的风驰全国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也随之无疾而终。对此，文革专家高文谦写道：“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老谋深算的周恩来，十分清楚“太极软功”的丰硕成果。不想“走”的他，借“组阁”之机，极力设法阻止极左派的人掌握实权。他对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说：“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极左派)手里。”12月26日，他不顾病痛，带着医疗组和抢救器械，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组阁”情况。经反复讨价还价后，毛一槌敲定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现在回头看去，那届人事安排，是个左、中、右基本平衡的产物，也可以看做是毛、周妥协的结果。对于右派来说，能与极左派平起平坐，就算取得了胜利。这当然要归功于他们领头人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