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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终周公
尽管毛、周角力使毛不得不“再放周一马”，但不等于说，毛在扳倒周问题上已无牌可打。毛扳倒周的王牌是周的膀胱癌。
1972年5月，当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以内部制定的医疗管理规定，下达了“不准手术”和“保密”的指示，使周的膀胱癌错过了最佳手术机会。直到两年后的5月，周才被“恩准”住院治疗。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术后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此后，手术不断。据报导，自第一次手术起到去世为止，周恩来做大手术四次，小手术达九次之多，平均每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到此，毛泽东终于放下心来：他最难缠的对手周恩来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当然，他已用不着再担心，他死后周能自然接班。
遗憾的是，讫今仍有学者认为，“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更有甚者，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仁慈”的领袖，不会对昔日的战友、同事无情，更不会“心狠手辣”！
毛泽东是否有“恶意”？是否“心狠手辣”？笔者选编了一些资料，供读者自我判断。
毛泽东是否有“恶意”？据报导：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医疗组医生们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接到报告后，毛泽东以内部制定的医疗管理规定，否决了医疗组的报告：下令“不开刀”和“保密”，并要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王洪文、张春桥、叶剑英、汪东兴去贯彻执行。其中“保密”是不准将实际病情告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此，医疗组很不理解。他们拒理力争，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但汪东兴答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他要求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医疗组又提出对周的身体做进一步检查，汪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忽觉话无情义，随补充一句：“不要慌么。”
九个月后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但没有修改“不开刀”的指令。医生们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分癌细胞。
发现癌症两年后的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开始扩散。9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周的病情严重，敦促中央批准周尽快住院动手术。对此，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说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按统一的口径说，张春桥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显然，这是“医疗为政治服务”赤文化在医疗制度上的体现。面对膀胱癌，做为这种医疗制度的制定者之一的周恩来，只好听天有命——一切听任毛安排。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邓颖超只好拜托周医疗组里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化验员小李，带着医疗组的诊断报告，绕过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各个领导的审查，径直向毛泽东解释周尿血的严重程度。邓这一招果然高明，毛泽东见过小李后，终于批准了给周做手术的诊断报告。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305医院接受了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不幸的是，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不久病情复发。两个月后的8月10日，周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闻讯后，自鸣得意地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事实果然被他言中：以后又接二连三地做了十一次手术，直做到周死。
毛泽东是否“仁慈”呢？看一看他昔日战友和同事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下场，再看一看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间所发动的二十七次政治运动（6）以及运动造成的五千多万个冤魂怨魄（另说：毛共已杀害6,378.4万人），以及再看一看在1978～1980年三年间，中共中央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的严酷现实，你能找到他“仁慈”的根据吗？
也许嫌周恩来“走”得太慢，1975年8月，毛泽东借评《水浒》又给周来了个最后的一击。是年，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抨击宋江驾空晁盖，篡山夺权，后又接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等等。《水浒》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宋江和108条好汉是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如果按毛氏反对“封建制”的逻辑，占山为王的宋江和他的前任晁盖，都是搞国家分裂，“理”应受到谴责，而不论这种分裂是否正义；与此相反，如果按毛氏赞扬“郡县制”的逻辑，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回归统一，“理”应受到赞扬，更不能视宋为“投降”。但信奉“理无常是”哲学的毛泽东，并不按他的“郡县制”理论出牌去评《水浒》，而是另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以“我”划线：他早已发现，周恩来要驾空他，要篡党夺权，于是，他狠批宋江驾空晁盖、篡山夺权的罪行，影射周的罪行不可宽恕；他早有预见，周恩来及其同伙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他又狠批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是投降行为，不指名地再批周的投降主义行径。人们不会忘记，1973年毛批周企图投降美帝、苏修，而今，他又批周妄图否定文革，投降资产阶级。毛的这一击是致命的，他要给企图在不断手术中求生的周恩来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周不能轻松地享用手术可能带来的一线生机。
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当然知道评《水浒》是冲着他来的：那“架空”、那“投降”的批判，特别刺耳、揪心。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彬彬有礼的他，有时也会像嚎啕大哭林彪那样失控。1975年9月20日，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由于对生命和权力的渴望，躺在担架车上的他，在将被推进手术室的瞬间失控了。他突然伸手抓住门扇，竭尽全力喊道：
“我周恩来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呼喊，使在场的高官和医务人员，愕然相视，怔怔地站在那里。对于高官们来说，毛、周角力司空见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一贯能顾全大局的周恩来，怎么能在那么多医务人员面前情绪失控！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毛、周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怎么突然间，他们敬爱的周总理竟变成了投降派！当邓颖超要求汪东兴将周的话上报给毛主席后，邓小平示意医务人员继续工作，担架车才被缓缓推进手术室。
由于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手术以再次失败而告终。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明了自己病入膏肓的情况：他不久人世了。据传，在他弥留之际，有一次清醒过来后，他握住邓颖超的手，相互望着，嘴唇轻轻抽动了几下，一句郁积在心底很久的话，终于吐了出来：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说着，眼泪夺眶而出！——一个毕生反对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作茧自缚，最终不得不在极权主义的幽禁中，作痛苦挣扎！
1976年1月8日，不愿“走”的周恩来，带着无限惆怅和遗憾，先于毛泽东九个月离开了人间，终年七十八岁。
⑶、十里长街送周公
周恩来死了，但却成功了！
“九一三事件”后，毛、周之间角力，表现为毛的硬功与周的软功的角力。
“解放”后，周恩来长期坐在第三把交椅上，与毛泽东之间总有一个人坐在第二把交椅上。这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为的是不让雄心勃勃的周自然接班。出人意料的是，当毛、刘斗法时，周是毛争取、团结的对象，又当毛、林斗法时，周再次成了毛争取、团结的对象，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刘少奇和林彪，成了周的屏障，都先后中箭落马，死于非命。林死后，周自然而然地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对周来说，这既是机遇，更是生死挑战。
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周恩来，深知面临的危险。他说他是“忠于党”的，这话是真。从勒杀顾宪章全家老小，到撤离井冈山前处决战俘和伤病员，再从支持红卫兵“红八月”大屠杀，到屠戮异己的“一打三反”，都出于他对党的一颗忠心。他说他“不是投降派”， 此话也真。从助毛搞大跃进饿死数千万农民，到指挥造反派大破“四旧”，颠覆华夏文明，再到推动和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大寨人敢于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革命口号，证明他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绝无“投降”之虞。“九一三事件”后，他发现，嗜权如命又独断专行的毛泽东，正在毁灭他所钟情的党。因此，他必须利用第一副主席的权位，与毛抗衡，匡正毛弊，以拯救中共于危难之中。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使他对毛泽东的品格、权谋和手段，都有深刻的认知。在绝对强势又不计后果的毛泽东面前，他吸取了刘、林的教训，既不采取刘少奇的软抗，也不效法林彪的硬顶，由是，他设计了以柔克刚的太极功和忍辱负重的“三不要主义”，以期与毛周旋到底。
周恩来以太极软功与毛的硬功角力中，从表面上看，他是节节败退。他十分清楚，他的太极软功虽已被识破，毛泽东不会放过他；但他坚信太极软功的魔力，他会取得成功，尽管在“膀胱癌”面前他的能力受限。因此，在毛咄咄逼人面前，他仍以忠毛、崇毛的姿态亦即所谓“保持晚节”来争取党心、军心和民心。在节节败退中，他不放弃任何可能做的工作。据报导，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的一年半里，在大小手术13次的过程中，他的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在癌症的折磨下，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毛泽东周旋。据统计，在这一年半里，他除正常批阅、处理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显然，在坚守不“走”的“三不要主义”的前提下，他败得有理，退之有序，在败退中，他赢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
人们已厌倦了文化大革命，对毛、江左派集团声嘶力竭的批判和无休无止的屠戮，早已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改变，盼望休养生息，渴望有一面旗帜，率领他们结束毛左集团的暴政。于是，他们从数年的毛、周角力中，找到了这面旗帜——周恩来！
此时气息奄奄的周恩来，历史地成了一面反抗毛泽东暴政的旗帜。党内、军内的右派甚至除极左以外的左派，都不约而同地走到这面旗帜下，人民群众——那些芸芸众生，已忘记了周的刽子手过去，也纷纷站到这面旗帜下。这是几股看不到、听不见的反毛潜流，正在汇合成汹涌澎湃的怒潮。
1976年1月8日，在节节败退中的周恩来，最后败退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死了！但他的死，却给毛泽东和毛左集团以致命一击！
在“不许用死人压活人”的恐吓下，在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的痛斥下，数十万人勇敢地、静静地站在长安大街的两边，为周送行。当年，小学课文《十里长街送总理》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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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图22-2)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课文是“主旋律”声音。尽管课文里没有听到人民要求结束暴政的呼声，但“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所向。
“民心所向”指什么？“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场震惊中外的“四五怒潮”，在周死了两个多月后暴发了——4月4日清明节前夕，接连数日，先后有一百多万人，抬着花圈，走上天安门广场，借祭奠周恩来之机，声讨毛泽东暴政，4月5日达到了高潮。“四五怒潮”虽被毛泽东残酷镇压了下去，但毛左集团自此江河日下，声名狼藉，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末日！
对此，有人这么说：“一生无敌手的毛泽东，最终却栽在被他拖死的周恩来身上！”
不过，文革后邓小平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却是奈人寻味的。他说：
“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