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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邓斗法
1、效忠信
林彪摔死后，特别是1972年“批林整风”后，接班人再次成了毛泽东挥之不去的纠结。由于历史的积怨，毛泽东从不愿意把周恩来当成他的接班人。然而，当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相继被他整死后，他最忌讳的事发生了：周恩来自然而然地当上了二把手，离接班只有一步之遥。为了掐断周恩来接班之路，他要物色一个能取周而代之的人。为此，他曾想把权力交给江青，但江太张狂，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重托；也曾认为张春桥才能过人，且对他忠心耿耿，但张在党内、军内树敌较多，势单力薄，不足以扛大旗；江、张两人也非周的对手，更不用说取周而代之了。思前想后，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他流放到江西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邓小平。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生于1904年8月22日。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苏联学习。1926年底回国，被派到冯玉祥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了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1933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被当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撤职——第一次被打倒。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第一次复出后，取代邓颖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在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抗日战争中，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共创晋冀豫等根据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7年，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他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向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进军。“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被毛泽东提拔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毛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毛提拔为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他同林彪一样，成了毛泽东手中制衡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一张牌，也成了毛的后备接班人。显然，他是毛派中的重量级人物。不慎的是，三年人祸中，他忘记了毛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的最高裁判，与毛的狂想渐行渐远，却与刘少奇的务实越靠越近，引起毛的反感，首先失掉了后备接班人的资格。
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新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他把社会矛盾划分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叫人民内部矛盾，一种叫敌我矛盾。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毛写道：“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又说：“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就是说，除了刑事罪犯外，一切赞成、拥护、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围，反之，都属于敌人范围。显然，这种以政治理念划分敌我的理论，是一个带有鲜明封建人治观念、与现代法制观念格格不入的专制理论。这种专制理论，把语义学范畴的人民即老百姓一词，变成了政治概念，并赋于“人民”以拥护中共、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显然，这种理论的逻辑是：一切听中共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照中共党的指示办事、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都属于“人民”范围，反之，都是敌人。简而言之，毛和中共党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唯一裁判：说你是“人民”，你就是好人；说你是敌人，你就是反动派！
按照这个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解决矛盾（冲突、问题）的方针截然相反：如果你被毛和中共裁判为“人民”，你的问题便属“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就会对你采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教育，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亦即对你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你被毛和中共裁判为“敌人”，你的问题便属“敌我矛盾”，党和政府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亦即用批（批斗）、管（管制、放逐）、关（入狱）、杀等专政手段进行镇压。
历史业已证实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裁判权，也证实了毛泽东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独裁性和残酷性。就听党的话、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言，一切反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农民和反对私人工商业国有化的资本家，以及反对批判彭德怀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对他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批、管、关、杀，而且“对敌人要狠”，决不能手软；然而，三十年后，政策打了个颠倒，三十年前的反革命分子虽没有平反，但他们继任者，那些赞同解散人民公社和合作社、主张和实行分田到户的农民、干部，那些赞同市场经济政策从而在官商一体中大显身手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官僚寻租阶级（官僚特权阶级），却都从“人民的敌人”变成了人民，对他们就不能实行批、管、关、杀的专政措施，而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就听毛泽东的话而论，刘少奇和林彪，因听毛主席的话，都先后当上了党和国家的接班人——毛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又说“林彪是忠于我的一员战将，我信任他”；但若干年后，他们两个又因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先后被罢黜，成了“死有余辜”的人民敌人：一个被拖死，一个被摔死，同时也成了“对敌人要狠”理论的殉教者。邓小平呢？在毛的封建专政体制下，他也逃脱不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宣判。
文革之初，邓小平因没有听毛主席话，与刘少奇“勾结”在一起，抵制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而被打成“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人民的敌人，遭到罢黜和毛式批斗——第二次被打倒。但由于长期“紧跟”毛，毛泽东便为他网开一面，在说了句“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的话之后，邓的“人民的敌人”的性质有所宽缓，处于人民、敌人之间的模糊中。这种模糊性质，使他在挨斗时没有像刘少奇挨斗得那么惨烈。到了1969年，当刘被整死在开封时，六十五岁的他，却幸免一死，全家被“恩”流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去劳动改造。
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拒绝反思他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等一系列反人类暴行；但根据巩固权力的需要，也被迫做了一个有限反思：打倒了一些不该打倒的干部。1972年初，他打算用他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把一些打倒了的干部，从敌人阵营里“解放”出来，拉回到人民范围中。于是，他借出席陈毅元帅追悼会的机会，当众宣布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闻讯后，邓小平发现机会来了。他于8日3日，给毛泽东写了封“永不翻案”的效忠信。凭着直觉，他相信，接信后的毛泽东一定会重用他。
邓小平给毛泽东效忠信的全文较长，为压缩篇幅，笔者摘抄如下：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历史上，我知道林彪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再一次是抗美援朝，他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林彪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刘伯承同志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总觉得（林彪）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
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的这封效忠信，极尽心机地委托江青转呈毛泽东。
邓小平的“直觉”应验了。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信上批道：“(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2月，邓小平应着毛的批示携全家回到了北京，做好了第二次复出的准备。果不出邓之所料，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到此，完成了从人民到敌人、又从敌人到人民往返过渡的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