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紧跟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中说：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邓小平何等聪明！当他看到中央的决定和毛的批示后，立刻意识到，要取得毛的重用，必须谨慎行动，主动接受毛的观察和考验。
在1973年这个多事之秋里，他冷眼观察到毛、周裂隙正在扩大。他清楚，从井冈山到北京，他都是毛的人。只是“大跃进”开始后，“大救星”情结使毛异想天开的狂想大暴发，他的务实主义才与毛拉开了距离，因而使他付出了代价：文革初期，被毛、林、周联手打倒，吃了不少苦头。他更清楚，毛这次叫他回北京，显然是念在他长期“紧跟”的份上。因此，要取得毛的信任，就要收敛务实，全力“紧跟”。如今，他已看出毛、周矛盾：一个要排除对方，防止对方自然接班，一个则紧握权力不放，力争党心、民心，与对方周旋。在这种情势下，他必须选边站队。从感情上讲，无论在井冈山或在延安，他同周都持有一定距离，文革初期，又加大了这一距离；然而，他的务实主义却与周不谋而合，这就为选边站队增加了难度。但他十分清楚，毛叫他出来特别是八月的“十大”上，又叫他当了中央委员，显然有叫他取代周的意思。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效忠，以接受毛的考验，尽管他并不认为周有什么大错。
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华访问，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分陪同客人到桂林参观访问。在送走外宾后，15日，邓小平专程到湖南韶山毛的旧居参观。他向毛泽东发去了主动效忠的信息。
但第一个被动效忠的考验突然来到了邓小平的跟前。1973年11月25日，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他，突然被毛钦点参加批判周恩来投降主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考验他的忠诚。
邓小平是个城府很深的政治家，面对毛的观察和考验，他会用什么姿态来对付毛呢？他对于批判周的投降主义，压根儿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不愿对此仓促表态，但他必须表态。他在大论国际形势中，高度赞扬毛的外交路线，巧妙地隐含了对投降主义的批判。面对江、王、张、姚等政治局委员对周的批判，特别是把对周的问题提升到第十一路线斗争的高度，他并不认同；但他却说出了毛泽东想说又不便说的话。他对周说：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这句话看似简短，份量却很重，不仅道出毛的疑虑和担心，同时也鞭打了周的太极功的目的。毛听了汇报后，高兴地对王、唐两小姐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值此，邓在取代周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对此，有人却说，邓小平是借批判周恩来复出的。这话显然过于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