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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接受毛的第四个考验：夷平沙甸——文革第五次大屠杀
沙甸是云南省一个回族聚居的村寨，属蒙自县管，后归个旧市辖，是昆明到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个旧和蒙自县，是多民族杂居的县市，汉族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其他为彝、壮、苗、回、傣、哈尼等民族，其中，回族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沙甸村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云南也是一个较大的回族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绝大多数是回族，约占95%。在其相邻处，还分布着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村落。与沙甸相邻的鸡街镇，人口数万，汉族占大多数，回族约占3.2%。
在“伟大领袖”发出“造反有理”的号召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全国。很快，这场红色恐怖的冲击波，也冲进了宁静而安详的沙甸等回族村寨。当是时，以汉族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在颠覆华夏文明的同时，还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文明。他们把沙甸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视作“反动”、“反革命”而任意践踏：清真寺被污蔑为“封建堡垒”，遭到封闭或砸抢；群众礼拜活动，在“横扫”中被严令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当做成“四旧”加以查抄、焚烧；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遭到任意批斗，残酷殴打……这与驻阿富汗美军不慎烧掉“古兰经”从而引发全球伊斯兰信徒抗议美国事件，其天壤之别无法对比。历史上，回、汉民族本来就有积怨，在“横扫”和破“四旧”中，又埋下了新的仇恨种子。这种严重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倒行逆施，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好几年。
但回族是个宗教观念强烈的民族，且民风彪悍，抱团儿，处于汉族居民包围中的沙甸村的回族，更其如此。当头几波“横扫”、破“四旧”和夺权风暴过去后，信仰又使他们团结起来，抵制住了外来汉族造反派的冲击，成了红河自治州相对安宁的地方。由于相对安宁，州内蒙自、开远、个旧等市县遭受文革迫害的回族干部和群众，纷纷逃来避难，多时高达500多人。当外地政府或造反派甚至省革委来要人或揪人时，都遭到了他们的严辞拒绝，甚至武力抗拒。于是，他们成了远近闻名的“马蜂窝”。
1968年12月8日，云南省革委会决定拿“不听话”的沙甸回族同胞试刀，以确立新生省革委的权威。他们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军宣队”，进驻沙甸，去捅“马蜂窝”。
进村后，“军宣队”无视宗教自由，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强硬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暴政下，他们把外来避难的回族干部和群众，集中关押在所谓的“学习班”中。在“学习”中，许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滇南挺进纵队”成员，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的牌子，武装押回原单位批斗、吊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他们又以“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小爬虫”等罪名，抓了200多名回族群众，集中到“学习班”里，进行毛式“学习”。在“学习”中，14人被迫自杀或气绝身亡，160多人被打伤、致残。他们还把回族群众要过的“开斋节”，批判成“反革命集会”，强行驱散，下令禁止。此外，为了强化用马列毛主义对回族伊斯兰教信徒进行思想改造，他们用枪杆子强迫其忠诚信徒阿訇、教长等，学猪叫，学猪拱，学猪滚。在清真寺里，他们大嚼猪肉，把猪骨头扔进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
“军宣队”在沙甸捅“马蜂窝”的罪恶行径，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等反人类暴行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严重违反了民族风俗习惯，极大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而且强化了回民对汉人政权的敌对情绪。
1958年3月，毛泽东曾对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说：“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显然，毛泽东要用共产主义丛林文化，去颠覆由中国各民族文化组成的华夏文明。由于汲取乌兰夫坚守“自治”、“信仰”而被打倒的教训，云南省委便顽固坚持毛泽东毁灭伊斯兰文化的文革路线，使民族矛盾不断升级。
也许受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受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鼓舞，1973年10月，沙甸群众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形势他们并不知晓，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势力，正在经受“势必搞修正”的批判，极左思潮已卷土重来。
沙甸回族群众打开清真寺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云南省委的“高度重视”。很快，红河州委便派出一支由近百名军人和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开进沙甸搞“反复辟”。工作队进村后宣布：“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到了1974年4月，他们又宣布：“批林批孔批清真寺。”他们用武力封锁通向清真寺的道路，驱赶和扭打敢于上清真寺作礼拜的回族群众。为了支持工作队的非法行径，9月，云南省委发出正式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云南省委的《通知》，回族群众不能接受。于是，沙甸回民组织了几百人到昆明上访，要求宗教自由；接着，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要求政府尊重回民信仰和风俗；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马绍华、郑全书等人（图22-6），被逼上京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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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访、游行和上京告状，成了回民“没有共产主义”的弥天大罪。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回、汉矛盾不断加深。1974年10月，当红河州革委会在鸡街成立了针对回族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后，矛盾迅向极端发展。鸡街汉族民兵进行示威，用大字报“揭露”沙甸“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还逮捕了两名沙甸回民，私设公堂，进行审讯，从而引发了回、汉流血冲突事件。流血事件后，沙甸回民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鸡街汉族民兵相对抗。从此，双方你来我往，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双方伤亡日渐增多。
为了用毛泽东思想亦即马列加秦始皇主义统一全国各族人们的思想，云南省委决定消除以沙甸为代表的回民反抗。他们用罗织罪名的特权，给不到八千人的沙甸回民，炮制了个“与苏修敌特挂钩阴谋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吓人大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小平，根据云南省委的报告，迅速将沙甸回民反抗地方政府的维权行动，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下令派兵清剿。军令如山倒！昆明军区立即派出以四十二师为主力的万人清剿大军，在师长廖锡龙指挥下，进军红河州，清剿以沙甸村为中心的回族“叛乱”村寨。
1975年7月29日凌晨，清剿战斗打响。由于回民的顽强抵抗，清剿开始并不顺利，解放军付出了死100多伤600多的代价，没能叫回民举手投降。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杨成武，这位备受“四人帮”迫害、全家死了三口人、刚刚被平反的原代总参谋长，恼羞成怒，立刻凶相毕露。他下令调集百门重炮，向沙甸等回民村寨狂轰滥炸。8月4日，不到一天，战斗结束。沙甸村和开远县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文山县的茂克等几个回族村寨，都被炮火基本夷平，其中沙甸4,400多间房子，仅剩下3间，击毙、炸死回民1,600多人，其中沙甸死900多人。由于杀红了眼，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民，在炮火中，举着双手出村投降，“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一个八十多岁的回族老翁，据传他曾开枪打死、打伤八名解放军战士，俘获后，“被捆上五十公斤炸药炸得不知去向”。 ——这种杀俘行为，被当权人描述为“无法制止的阶级仇恨”，是有情可原的；而这种“有情可原”的发泄，的确让杨成武和四十二师指战员，出了一口恶气！然而，世界太大了，类似事件比比皆是，使人取舍失道。与“有情可原”强烈对比的是：四年前的1971年3月31日，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终身监禁。其罪行是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清剿越共游击队时（1968年3月16日），他下令射杀平民。当是时，以村民为肉盾的越共游击队，躲在村民中与美战斗，造成多名美军伤亡。由于分不清游击队员和村民，中尉威廉·凯利恼羞成怒，立刻凶相毕露，下令向人群扫射。据美军官方报导称：一共射杀了168人，其中20%是越南平民。正是：
都道杀伐寻常事，奈何文明两重天！
回、汉仇恨在继续。战斗结束之后，云南省省委和政府，搞了个“武装平叛沙甸叛乱”30条宣传提纲，还举办“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在全省各地巡回展出。《提纲》和展览给沙甸等地回民罗织了许多罪名，诸如什么“武装叛乱”，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要“进攻个旧”，要“成立‘罕指奔拉协’（宗教性组织），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反对中央领导同志”，“搞打砸抢、挑起武斗”，“反对省委、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等等，继续煽动仇恨。回民数十人被判处死刑和徒刑，关押在“学习班”里批斗的回民，多达数百人。
迫于宗教界的压力和伊斯兰世界的声援，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做出了平反沙甸事件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1979年2月，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
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出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同中共中央把文革浩劫的罪责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样，沙甸大屠杀的罪责推给了两个死人，一个是1970年12月17日被暗杀于居室中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中将，一个是1975年10月3日因病死于北京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而将沙甸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并下令清剿回民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操刀刽子手杨成武，却成了“正确指示”的代表！
让两个死人为沙甸大屠杀负责，同把文革浩劫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样，是中共拒绝反省的表现。
八十年代初，政府拨巨款重建沙甸清真寺，抚恤回民，再次体现了“先杀后抚”即宽猛相济的权术。得到抚慰的回民，许多人已忘记了多年前的机枪哒哒和炮火隆隆声，感谢下令调动部队清剿他们的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为他们平反昭雪；颂扬指挥屠杀他们的中共，给了他们许多好政策：拨款数亿，给他们盖房、建清真寺，抚恤亡者后代，救助鳏寡孤独，等等——人质情结（9）又在他们身上大发作！
但回族并非都是人质情结患者。生于云南省澄江县黑泥湾小山村里的回族诗人马瑞鳞，面对中共惯用的“先杀后抚”或曰“恩威相济”的统治权术，怒火满腔地仰天长啸：
这是一本万古常新的书，
这是一棵永不落叶的树，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叹号，
这是一枚仰天长啸的音符。
这是一支催人进取的号角，
这是一面响彻云霄的战鼓。
记录下文明古国里的野蛮，
记录下人类历史上的耻辱，
记录下十年浩劫惨痛的悲剧，
记录下现代迷信残忍的一幕，
记录下雷的怒吼，
记录下血的控诉！
罪恶的毒焰夺去一个个生命，
罪恶的毒焰送来一片片焦土。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留给我们一堆堆白骨！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留给我们一条闪光的路……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内部发生“兵变”，新疆军区出动军队进行镇压，伤亡7,330多人，其中打死2,170人，另有8,137人失踪。遗憾的是，由于档案尘封，镇压的起因、过程以及重权在握的邓小平的作用等情况，笔者不得而知，无法书录于此。敬请后来人补遗。
图22-6：沙旬10人上京告状；包括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