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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邓分道扬镳
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翻案
通过批周恩来和阐发三个世界理论的考验，邓小平已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后，他的强悍形象在支持波尔布特、镇压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和荡平沙甸村上，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经过几次考验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以江青“抓革命”、以邓小平“促生产”、再以张春桥左右后补之的江青——邓小平——张春桥三架马车的接班架构，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但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大权在身的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已露出了清算文革的反骨。
江青——邓小平——张春桥三架马车的接班架构，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胸怀大志的邓小平，并没有把江、张等毛左辈放在眼里。尽管他在第二次复出后，不断向毛表忠、献媚，甚至在效忠信中明确表示文革“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和“永不翻案”，但骨子里反文革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这是中共谎言赤文化的寻常表演。1974年8月，当他获悉毛泽东已患运动神经元绝症最多还有两年的存活期后，特别是在获得周恩来理解和叶剑英的支持后，他的反文革立场逐渐流露了出来。对此，毛泽东也逐渐有所察觉。
1974年8月到1975年1月间，毛泽东曾先后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其目的是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接到“指示”后，胸怀大志的邓小平，便以真假搀合的中共谎言赤文化，巧妙地把毛的“三项指示”与他的“全面整顿”结合起来，即以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去实现翻案的目标。到了1975年5月29日，他明确地把为“虚”的毛的指示，拔到“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高度，使其为“实”的“全面整顿”出师有名，从而占据有利高地，摆开了与毛左集团相抗衡的架式。显然，他打着毛旗反文革，又是一个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范例。
1975年1月15日，邓小平首先拿军队试刀。在军内右派代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首先对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等三大总部进行整顿。他以整顿“肿、散、骄、奢、惰”班子和“安定团结、消除派性”为借口，调整了一些左派将领的权力，把军权牢牢掌握在右派将领的手中。他对由他任命的空军司令张廷发说：“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邓对军队的整顿，为翻案打下了权力基础。经过整顿，军队内部便有了“军队要有‘三子’来领导”的传闻。那“三子”是：矮子邓小平，瞎子刘伯承，瘸子罗瑞卿——清一色的右派将领。
有了军队的支持，邓小平便大刀阔斧地搞起整顿来。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堵塞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邓小平亲笔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在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铁道部部长万里的铁腕治理下，各路局中的以造反起家的左派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左派领导干部，许多人都被赶出了领导层。一个多月后，堵塞严重的几条干线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了计划。铁路整顿大见成效。
正当邓小平乘胜部署下一段整顿工作时，1975年7月，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发出指示。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这是钓大鱼的“阳谋”？还是真实表白？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但不容否定的是，毛的指示客观上支持了邓的整顿。邓小平乘机把整顿向全国全面铺开，开始冲向毛泽东文革底线。对此，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劝他不必操之过急，要稳扎稳打，因毛的时日无多。但作风强悍的邓小平，没能听得进去。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借评《水浒》给周最后一击的同时，用所谓“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来警告邓小平，勿上周恩来的“贼船”。但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一年多前频频效忠时的邓小平，他根本听不进去了。因为，他见到，尽管毛泽东的右眼手术后恢复了光明，但运动神经元绝症已使毛肌肉萎缩，步履蹒跚：一切表明，毛的时日不多了。
8月18日，不怕当“投降派”的邓小平，在形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草稿中，明确挑战毛、江左派集团：“（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显然是批判江、张、王、姚“四人帮”为代表的毛左集团的。其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一句话，直接挑战毛心目中的接班人张春桥。1975年4月，张春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受到毛的赞扬。张在文章里写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以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警告说：“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由于邓、张治党、治国理念针锋相对，《若干问题》被毛泽东压下。据“主旋律”作家们说：《若干问题》文件虽“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其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实指“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条件下”，是“主旋律”作家们误导读者的讳饰文法。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全面整顿思想，继续挑战毛左集团。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在这里，他吹响了全面翻案的号角。对此，“主旋律”作家们说：“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显然，“全面整顿”已有了许多否定文革的“全面翻案”内涵，但“主旋律”作家们却避讳了“翻案”两字。
又据“主旋律”作家们披露：“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此时，毛泽东已判明邓要否定文革，因而《论总纲》同《若干问题》的命运一样，被毛否决，没有能在报刊上发表。但以邓《论总纲》为代表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已得到党、政、军内右派和中间派的支持，打着毛旗反文革的活动，也得到了渴望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的人民群众的认可。此时的“全面整顿”，已发展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活动。
公正地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一定程度上中止了中共的衰败。据报导：“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显然，“全面整顿”已初见成效，而同时，邓小平也因“全面整顿”的翻案活动，赢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
如果说1972年周恩来批极左之剑直刺文革底线还仅仅停留在口头和文章上，那么，1975年邓小平批极左不仅见诸于他的口头和文章，而且用“全面整顿”之锤，直捣毛的文革底线。由于锤捣文革底线，许多以造反起家的左派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左派领导干部，被挤出领导层，引起了毛左集团的恐慌，状早已告到毛泽东那里。由于察觉到邓的不规，在毛的默许下，江青多次与邓发生正面冲突。而此时，在情感上与邓持有一定距离的周恩来，恰在治党、治国理念和反文革的立场上与邓不谋而合，终使他俩走到了一起。12月8日，当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刚刚刮起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见前来探病的邓小平，试探他“全面整顿——翻案”的决心：“态度会不会变？”邓坚定地回答：“永远不会！”周紧紧握住邓的手，满意地点了点头，轻轻地说：“那我就放心了！”周的“放心”，与曾劝邓不必操之过急，形成鲜明对照。
此时，邓小平已有应变准备：他看准患有运动神经元绝症的毛泽东，已没有多少时日折腾了，他不会把自己的未来与奄奄待毙的毛捆在一起；他判定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是个外强中干、势单力薄的左派集团，经过他和周、叶两年多年的联手经营，权力已牢牢握在右派老干部的手里；令他特别自信的是，毛无论身体上或政治上，都十分虚弱，已没有能力像处理刘少奇、林彪那样去处理他了，尽管当时毛还没有完全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