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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十分清楚,谁否定文革就打倒谁,这是毛的文革底线,而他的“全面整顿——翻案”之锤,已锤击了毛的文革底线。因此,他预感到,在“全面整顿”面前,他可能被撤,并做好了被打倒的准备。果然,1975年11月,虚弱的毛泽东,已判定邓“右倾翻案”的用心,于是,他向邓小平发出最后通谍,要邓小平根据其在效忠信中所表达的立场即文革“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和“永不翻案”的承诺,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善做“吹风”小动作的毛泽东,通过他侄子毛远新等人,已将他对文革的评价“吹”了出去: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
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前面我们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是个个性坚强从不认输的人。“解放”后,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是个不会犯错的“大救星”。笔者十三岁被“解放”以来,就没有听过他本人犯过什么错误,更没有听过他本人公开做过什么检讨、道过什么歉,或下过什么“罪己诏”。1959年到1961年即六○年那三年间,在他的领导下,虽然饿死了几千万人,出了那么大的事,也不过是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小事,或曰“一九开”,即九分成绩一分错误的小事,用不着大惊小怪;而那一分错,也是阶级敌人破坏和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他最多负点领导责任。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毛左们看来,文革以来,非正常死亡虽有两三百万之众,但不及六○年三年间的5%,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虽无起色,但农民们还有几个月的“瓜菜代”充饥,远比“解放”前吃糠咽菜好过得多,通过“忆苦思甜”教育,就可以使农民们心安理得。因此,他们认为,从“一九开”到“三七开”,是“伟大领袖”胸襟坦荡、宽宏大量的表现,也是对企图否定文革的党内右派所做出的重大让步!
个性坚强从不认输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资料显示,他的“最后通谍”是他通过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在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面前当众宣布的。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姿态:在威逼邓小平屈服的同时,震慑抱有异志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就像当年他威逼广州军区司令丁盛那样: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他召见了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等亲林彪将领,要他们向广州军区两千多名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倒林的《南巡讲话》,借以达到威慑亲林将士的目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邓小平全无当年丁盛等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当“最后通谍”宣布后,他立即站起身来,表达了与毛切割的决心: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至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展开了与毛、江为代表的党内左派新一轮的斗法——这是毛、周角力和毛、邓斗法的继续。
邓小平的反叛表态,使在场的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十分震惊。如果在两年前,听到这种反叛言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振臂一呼“打倒邓小平”,立刻就会引发群情激愤,纷纷起来响应,邓当场就会被人揪出批斗、打倒、坐“喷气式”。如今呢?那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经过毛、周角力和毛、邓斗法的洗涤,大多数人的立场已悄悄站到邓、周一边。而其中,尽管不乏有崇毛反邓反周者,也不敢妄自振臂。这些,邓小平心底有数。
会议情况很快汇报上去,气得毛泽东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刻,他怎能不生气?是他把邓小平“解放”回京,又是他亲委邓以党、政、军大权;然而,邓却以怨报德,真乃气煞人也!(1980年的超级审判中,江青说毛泽东是邓小平气死的,这话颇有一些道理。)而此时,因运动神经元疾病困扰而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的毛泽东,头脑尚不糊涂,他决定打倒邓小平。于是,他借清华大学刘冰的告状信发难,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由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图22-7)
图22-7: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据《人民网》编辑的《中共大事纪》记载:“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据知情者传:在一次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上,一贯紧跟毛泽东、但对文革怀有一肚子牢骚、又在“全面整顿”中曾紧跟邓小平大显过身手的胡子上将王震,拍案而起,大声嚷道:“他妈的,老子上山打游击去!”只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元帅对他吼道:“王震,你想干什么?”继而又说:“有毛主席健在,你怕什么?”一句话,化解了王的反叛。在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劝说和拉扯下,王震才在座位上坐下。
又据《中共大事纪》记载:“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四五怒潮”被镇压后,邓小平问题的性质突变。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是时,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升格为敌我矛盾,他本人已变成了“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批为“走资派还在走”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但第三次被打倒,却为第三次复出,积累了资本,并为而后的“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总是要见血——拿人祭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能例外。1976年4月12日,受邓小平株连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参加“学习”。在“学习”中,他没能顶住新一轮的“学习”折磨,终于昏倒在批斗会的现场。送入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不治身亡。59岁的教育部部长,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第一个殉难高官。周的命运与当年59岁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命运相仿:1967年1月22日,张为毛泽东夺权祭旗而被打死,两人殊命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