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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四五”怒潮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数日之内，为祭奠“反抗毛泽东暴政的旗帜”周恩来，先后有100多万人抬着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有三五成群的，也有整齐列队的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和军人。据记载，3月19日，朝阳区一个小学的一队小学生，把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3月28日，南京学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游行示威，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声讨张春桥遥控的上海《文汇报》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很快，南京大游行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南京“反革命事件”传到北京后，往天安门送花圈的人激增，到4月5日达到了高潮。据官方统计，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其中一个是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用钢筋、铝合金焊接成的高4米多的大花圈；送花圈的单位有1,400多个，其中包括部分军事单位。
据信，“四五怒潮”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本来在同周的角力中已处下风的毛泽东，本应以“宽以济猛”的权术，向以周、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势力示宽、示好，借以缓和对抗，但他却一意孤行，不仅高调打倒周的盟友邓小平，而对被他拖死的周恩来更无哀挽之心。据报导，被江青等人所左右的政治局，竟对周恩来的后事下达“五不准”的规定，即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挂总理像，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五不准”激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周、邓右派集团的强烈不满，使党内右派对抗情绪进一步发展。又据报导，当一些高级干部和将帅们上书毛泽东，希望他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以表达共事四十多年的情谊，他却不近情理地回应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当他看到邓小平致的悼词后，气愤地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最使周、邓右派集团不能容忍的是，从来不准放鞭炮的中南海，在1月30日即农历乙卯年的除夕那天，突然放起爆竹来。据传说：仅鞭炮纸屑就拉了一车。周、邓右派集团认为，这是毛、江左派集团在庆贺周总理的死，向老干部示威。周、邓右派集团的对抗情绪，被进一步激化。于是，他们借清明节之机，鼓动他们的子弟和亲朋好友，赋诗、送花圈悼念周恩来，煽动那些对毛、江左派集团不满的群众，去天安门广场上示威，掀起了声讨毛、江左派集团的怒涛。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此时的周、邓右派集团领军人物邓小平，组织或参与了“四五怒潮”，但毛、江左派集团仍然认为，邓是闹事的总后台。根据当年报导，笔者综述如下：
在烈士纪念碑上的一侧，张贴着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指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指江青）。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著。人们都知道，这是对邓小平的拥戴。（图22-8）
在碑的另一侧，悬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在碑上还张贴了一百多篇手抄诗词。例如：“昔日妲己毁一商，今朝‘艳妖’舞蹁跹。”“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周逝世日）。”等等。
此外，还有一首《莫猖狂》打油诗广为传播：“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落三起理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指邓小平），老子还他三百枪。”传说是许世友将军所作。在“四五”前后的郑州，笔者曾见到过这首打油诗的抄件。
最为著名的是高干子弟王立山所作的《祭雄杰》，勘称“四五”代表作。该诗当场被众多人传抄，有人则登高朗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指周恩来），扬眉剑出鞘。”“四五怒潮”平息后，这首诗被中共列为“001号反革命案”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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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语、诗词，表明毛、邓为代表的党内左右两派新一轮斗法，已趋白热化。
４月２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立了由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开始节制人们的悼念活动。他们发布命令，称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禁止职工送花圈，阻止职工上天安门广场。那时市内还没有出租的士，上广场，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但有些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不理会指挥部的命令，他们公然在站点上高喊：“去天安门的，一律免票！”
4月4日，联合指挥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将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在清理过程中，指挥部警察与守护花圈的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多人负伤，数十人被抓走，矛盾由此激化。第二天4月5日，十多万人聚集在联合指挥部和大会堂门前，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口号。接着，发生激烈冲突：在联合指挥部门前，愤怒的群众首先掀翻、点燃了门前停放的四部小汽车；又有数十人冲进指挥部，搜出了很多记录闹事人的“黑材料”；但见“黑材料”，不啻火上浇油，盛怒人们，放火烧楼。到此，局面已经失控。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君子动口也动手”的最新指示。于是政治局决定：下午６时，向广场反复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命令群众离开广场，８时出动民兵，对滞留广场的群众，采取武力清场行动。吴德在讲话中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时许，民兵、警察开始武力清场。对此，知情人刘天成写道：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据报导，那些在广场上演讲、赋诗、点火、烧车等活跃分子，大多数都是有党、政、军背景且消息灵通的人。当听完吴德讲话后，他们迅即逃离广场，剩下了一千多没有背景的自以为清白来“看热闹”的群众。
历史反复证明，中共上层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付出鲜血代价的，总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
“四五”当晚死伤究竟有多少？众言不一。据报导，有现场目击者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事后用水龙头冲刷了三天。但吴德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看来，只要档案不敢解密，不许民间人士独立调查的禁令不解除，“四五怒潮”中伤亡人数，同“三年人祸”中饿死了多少人一样，在“高度机密”的强权下，将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显然，“四五怒潮”是毛、周角力的结果，又是毛、邓斗法的继续，因而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较量、逐鹿的反映。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正式确定五十五岁的华国锋为毛的接班人。但决议对邓留下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尾巴，没有把他再次推成“敌人”。邓小平为了保全自己并为东山再起做准备，4月8日他立即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毛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五怒潮”中，尽管周、邓右派集团被镇压了下去，邓小平还在软禁中，但周、邓右派集团在暗中摩拳擦掌，重整旗鼓，很快在党内形成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邓、叶右派集团，展开了与毛、江左派集团新一轮恶斗。五个多月后，这种恶斗，使权力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图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