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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灾人祸
中共是个一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党，它的领袖都是“伟光正”的化身。因此，他们没有认错、道歉的习惯，也没有下“罪己诏”的义务，拒绝像古代帝王在大灾大难面前责备自己有不道言行而触犯“天条”那样。如果发生了某种无法回避的错误，转移视线的本能，使他们不是将错误归咎于天灾，便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这几乎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但当人们不相信阶级敌人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制造大灾大难时，他们也不会硬揪阶级敌人来充当替罪羊，却能制造出新的“行为准则”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为此，他们利用“舆论一律”的无产阶级专政利器，命令全国所有媒体大喊大叫：一方面把大灾大难中“坏事”即人祸因素，捂得严严实实，洗得干干净净，使人们无法知道真情，看到实景；另一方面把抗灾救灾中“好事”即党和政府抗灾救灾中的积极活动，无限放大，从而达到“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目的。于是，一条新的媒体报导原则又被他们制造了出来：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据报导，这条报导原则，早在1950年已开始强制实行，到今天，早已成了报喜不报忧之赤文化传统。
1975年8月8日，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的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7～10米高的水头，呼啸而下，横扫下游一切！又几乎与此同时，竹沟、田岗等五十六座中小型水库，也先后溃坝，扫荡下游一切！洪水所到之处，使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等七个县城，瞬间变成水深数米的泽国。据统计，溃坝洪水使29个县市受灾，河堤决口2,180处，积水面积12,000多平方公里，灾民一千二百多万人，毁房680多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京广线因而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图22-10）
图22-10：板桥水库溃坝后的惨境 |
1975年8月初到同年10月，即河南水库大溃坝使200多万农民在水灾中挣扎期间，正是党内左、右两派争斗再度白热化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简而言之，革命就是夺权。这样，为革命而争权夺利，就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在毛、周角力中，由于党内以周、邓右派集团势力反弹，使毛泽东不得不批评江、张、王、姚为“四人帮”。邓小平与周恩来、叶剑英结盟，乘机争到了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大权，并主持了中央工作。到了1975年5月底，邓决心打着毛旗反毛左，明确提出以毛的学理论、搞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向毛、江左派集团发难，夺取他们的权力。
正当周、邓右派乘胜追击毛、江左派和左派伺机反扑的时候，“7503号台风”夹带着狂风暴雨，来到河南伏牛山区。8月4～8日，以1631毫米的瓢泼大雨，倾注到驻马店地区的近百座水库里，使水库暴漲，很快水位超过警戒线，接近到了坝顶。板桥水库管理局人员，焦急万分，他们在瓢泼大雨中，急电上级管理部门，请求打开泄洪闸排洪。然而，他们连接急电三次，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据传：“上级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因有对“全面整顿”不理解的嫌疑，都进“学习班”学习去了，值班人员无权答复。无奈之下，他们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擅自决定开闸泄洪。然而，十七孔泄洪闸，除五孔能打开泄洪外，其他十二孔全因锈蚀而无法打开。情急之下，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下游撤离，但电话线路已中断，无法接通，使下游村镇、县城，在水头砸来之前，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预警。在管理区院内，他们眼睁睁地看见水已漫进院里，漫上小腿，更使他们不安的是，水开始漫过坝顶。8日凌晨0时40分，他们突然发现，水库水位极剧下降，管理局一名科长马天佑的脸，“刷”地吓白了。只听“轰”地一声巨响，数亿立方米库水，在狂风暴雨中，破坝而出，以十多米高的水头，垂直砸下，向下游横扫而去。几乎与此同时，石漫滩等五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也相继溃坝决堤，使12,000多平方公里的豫南地区，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
1975年的夏天，中共党内左、右两派，都在忙于角力的部署。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进行整顿的周、邓右派集团，正在以上半年生产统计数据向以“四人帮”为中坚的毛左集团施加压力，炫耀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他们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但人算不如天算。驻马店溃坝事件，让左派抓住了右派的把柄：没有促好生产，反而促成洪灾了。于是，他们借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
正当近两百万人泡在水里和围困在屋顶上、树上或河堤上等待救援时，8月14日，毛泽东发出了评《水浒》、批投降的指示，为反击右派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但“评《水浒》、批投降”无法排泄洪水，中共只好决定炸掉班台闸，使洪水流入安徽，让安徽农民分担泡在水里的约200万河南农民的痛苦。就在毛泽东发出“评《水浒》、批投降”指示的当天，一声巨响，班台闸所有的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被炸得腾空而起，分洪口门由此打开。不到一天，安徽阜阳地区也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十七万农民仓皇逃离家园。
溃坝洪水究竟吞噬了多少人命，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政府拒绝公开报导。8月1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带着《中央慰问电》飞抵灾区慰问。随行的新华社新闻记者当即请示如何报导，纪副总理指示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他特别嘱咐：“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显然，这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赤文化早已规定了的。果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大、小报纸，除头版报导中央慰问团慰问灾民和几段河南军民奋勇抵抗洪水灾害的新闻外，仅仅向中国人说明，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了洪水，而灾害情况特别是伤亡情况，报纸无权报导。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便为传说、谣言打开了传播之大门。
在大陆出版的气象学和水利学的著作中，虽有提及这次灾难的，但死亡人数说法出入很大。时至今日，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调查报告和系统的灾难分析。据说，灾难四年后的1979年，水利部的淮河委员会，曾作过一个板桥和石漫滩等水库溃坝灾难的调查报告，因系政府机密，没有公开发表，至今还锁在保险柜里。又据传，政府曾拍摄过一部河南省水灾科教片，记录了板桥等大、中水库溃坝事件；但该片仅在内部发行，只供教学和气象、水利专业人员观看。
由于讳莫如深，灾难究竟有多少人丧生，讫今说法各不相同。笔者从各种版本的著作中，筛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当年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在为板桥水库重建时所撰写的碑文中说：“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说，事故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万人。”这位省部级高干说的理由，很具中国特色。他说，死亡超过一万，国际上会有报导！
中国科学院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写道， 1975年，河南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
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在同一部书的前言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人。”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认为，溃坝死亡近十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等人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在编排的一期专题节目中，把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列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十大灾害》之一，死亡高达24万。其中直接死亡十万，瘟疫，饥锇夺走14万。
笔者不想论证孰是孰非，也不想证明哪个是传说，哪个是谣言。既然政府不愿让你知道真相，扼制调查，尘封档案，一切伤亡和损失的论证，都仅仅是“可能”，无法成为教科书。
发人深思的是：1975年的河南人为什么不去接受1963年河北省的溃坝教训？1963年8月2日的暴雨，曾使邢台地区东川口水库溃坝，造成5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同年8月8日的暴雨，又曾使保定地区刘家台中型水库溃坝，死亡900多人（另说，仅保定地区死亡1,928人，重伤2.4万余人）。然而，河北省的悲剧发生十二年后，却在河南省重演，而且“剧情”更加惨烈。这是为什么呢？
闭目塞听、严惩异己是导演这种恶果的元凶之一。当年，大陆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河南人，对1963年发生在河北省的悲剧，毫不知情；更不知道，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同河北省的东川口、刘家台等水库一样，都是五十年代大跃进的产物，都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隐患。但水利部和河南省的一些高官的无知，却把板桥水库称之为“铁壳坝”，对它的安全性根本没有怀疑。同时，他们为官尊严，又把曾对河南重蓄轻排政策说三道四的水利专家陈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贬流到信阳去劳动改造。陈惺曾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闭目塞听、严惩异己，为溃坝创造了必要条件，犹如1957年反右运动，为六○年前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创造了必要条件那样。
“抓革命、促生产”是导演这种恶果的主要元凶。“抓革命，促生产”是文革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周恩来于1966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首先唱响的，一直唱到文革结束。这个口号的设计表明，革命第一，生产第二，亦即在抓革命的基础上搞生产。如果颠倒过来，在抓生产的基础上搞革命，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文革以来，毛泽东反复批判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就是要确立“革命第一”不动摇。在毛的鼓噪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成了各级干部不约而同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领导干部都去“抓革命”了，一直“抓”得值班人员成了摆设；工作在基层干部和工人，在“抓革命”的同时，还要“促生产”，一直把生产“促”到泄洪闸锈得打不开，不能泄洪，电话线路断了没人修，无法通话！
9月，在“评《水浒》、批投降”的革命高潮中，笔者随工作组下乡到舞阳县北舞渡公社救灾。那里因沙河决堤被淹没，房屋80%倒塌，死2人。省委救灾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生产自救。工作组同公社干部一起，敦促农民发扬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的共产主义精神，先把土地整好，小麦、油菜种好；同时、教育农民将倒塌的砖、瓦和木料，从淤泥里清理出来，再用上级拨来的油毛毡，盖好越冬房屋。此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工作组干部们，早已从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学生，摇身变成了农民的先生和领导者。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命风声渐紧之时，在工作组和公社干部的领导、教育和敦促下，灾民们在第一场大雪来临之前，都住进了自建的油毡窝棚中，终于取得“抓革命、促生产、促生活”的胜利。我们工作组，也因而完成了使命，撤出灾区，回到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