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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山大震说政府 （图22-11）
图22-11：震后鸟瞰唐山市 |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导，其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整篇报导几乎都在大讲毛主席、党中央如何关怀灾区人民，人民解放军和各级领导，如何迅速到达灾区，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灾区人民如何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中抗灾救灾，等等，但对群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伤多少人等等，却讳莫如深，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句轻轻带过。这与云南通海7．7级强烈地震的报导同出一辙。那次强烈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４天之后，《云南日报》才奉命在省内做了报导：《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人们还能看到许多这样类同的新闻：“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于那次地震伤亡损失，政府密而不宣，30年后才不情愿地对外公布：死15,621人，伤26,783人，倒房34万间。显然，这些都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规定之使然。
十年九次强震后的1979年11月17日，姗姗来迟的中国地震学会正式成立了。在这个学会成立的大会上，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最大地震灾难的唐山大地震，在它制造了大灾难三年多之后，死伤人数才首次曝光：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会议闭幕第二天的11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会议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学会是政府的御用机关，它不仅不向中国人民说明唐山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也不愿对唐山大地震的严重伤亡做认真反思。
三十四年后的2010年7月12日，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市首影。影片在赚足了观众的热泪的同时，也叫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反思——被地震震得家破人亡的女主人李元妮，站在废墟对天大骂：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在李元妮的大骂中，影片将一场悲剧简化成对上苍的审判，而悲剧中的人为祸端，却被冯导用观众的泪水洗刷的干干净净！
人们都知道，地震是不可抗力，既是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地震预报也是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但人们同样也知道，在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世界各国在地震预报、设防和救援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而且能够把灾害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水平。因此，钱钢1986年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2005年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等著作，对唐山大地震的反思，远比冯小刚的反思诚实得多，深刻得多。
在地震预报上，钱钢认为，“老天爷”在震前已经对我们发出过严重警告：
7月20日前后，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
7月24日，赵各庄煤矿陈玉成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
7月25日上午，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徐春祥等人，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内大转移。
7月27日，在棉花地里干活的社员反映，大群密集的蜻蜓组成了一个约30平方米的方阵，自南向北飞行。
同日，迁安县商庄子公社有人看见，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100多米、自东向西飞，持续约15分钟之久。蜻蜓飞过时，一片嗡嗡的声响，气势之大，足以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笔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冯导也不得不把蜻蜓乱舞做为大震前兆加以展现。）
同日，天津市郊木厂公社和西营门公社都可以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天空中乱飞。
同日，大厂回族自治县陈福公社东柏辛大队李番：他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
…………
在地震预报上，专业人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实地调查，张庆洲和钱钢都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英雄，他们都是在基层工作的地震监测者。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在大震到来之前，都曾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过准确预报：
1975年12月——距唐山大地震八个月。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向国家地震局写了《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明确提出“1976年，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沿海海域，可能发生6级地震……”唐山恰好在这条线上。
1976年初——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实际负责人、敢说敢做的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从1968年起，他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在唐山市及其周边建起了四十多个业余地震监测台站。他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1976年7月6日——距唐山大地震二十二天。杨友宸属下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年7月13日──距唐山地震十五天。北京市地震队的专家们提出了七大异常。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其他多位地震工作者，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合称为七大异常，并在第二天电告国家地震局，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十四天。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杨友宸属下的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唐山二中教师田金武在汇报工作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就在脚下的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与此同时，杨友宸属下的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距唐山大地震十二天。杨友宸属下的乐亭红卫中学教师侯世钧，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六天。杨友宸属下的山海关一中以物理教师吕兴亚为首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唐山南火车站附近)，七月底八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
1976年7月24日──距唐山地震四天。耿庆国说：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地区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六级以上地震，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前！
1976年7月27日上午十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又说：“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大地震九小时。杨友宸属下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然而，这些比较准确的预报，都被权力斗争忽视了，革命斗争废弃了。据两书记载：
1976年7月12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国家地震局召开“批邓反右”会议，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批判。”此时的国家地震局，“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六天。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等地震专家，无法直接向局长汇报震情，只好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他建立的四十多个地震监测台站，选用的监测人员，大都是地质、物理本科生，不仅懂业务，也很有责任心。由于他敢说、敢做、敢预报，在他领导下的团队，到了“眼看就要摸着大震”之紧要关头，被以“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罪名，由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李世信代表“组织”宣布，将他免职并流放到104干校劳动改造。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听取了汪成民汇报后决定：下周一（笔者：即8月2日）开会再研究一下，并叫汪成民等专家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遗憾的是，大地震没有给副局长们留下“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的时间！
但也有例外者。在7月17～18日的座谈会上，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竟敢违犯纪律，擅自向下捅了震情：“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便火速赶回县里，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委书记冉广岐当即拍板抗震，并派百名干部奔赴各个公社，传达和落实预防措施。青龙县经受住了大震考验，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原报导死一人，后经核实，该人死于心梗），被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Jeanne-Marie Col）称为“奇迹”！
青龙“奇迹”是外国人的观念，但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奇迹”是一种政治负担。例如，创造“奇迹”的领头人县委书记冉广岐，二十多年后，仍拒绝接受记者采访，甘当无名英雄。因为，他懂得“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真实内涵：不治未病治已病。“辩证法”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只有通过抗震救灾，才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无限关怀。因此，他用预报、预防所创造“奇迹”，等于给党脸上抹黑。事实上，他也没有因“奇迹”受到褒奖或升迁。正是：
预报设防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为了减少伤亡，世界各国减灾的通行做法是对建筑物进行抗震设防。不幸的是，同中国各地一样，没有抗震设防的唐山大小建筑，在大地震来临之瞬间，被夷为平地，使唐山地震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难。三十二年后的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又发7.8级地震，除一些政绩工程外，许多城镇房屋大部分倒塌，政府统计的遇难人数已超过８万，比日本2011年3月11日9级大地震大海嘨死亡人数高出四倍，又创造了二十一世纪初地震死亡人数的世界最高纪录。这次大地震中，同样也出现了“预报设防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的故事：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平时重视预报、设防和防震教育，全校2,300人无一伤亡，因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校长”，但却无资格荣登抗震救灾功臣光荣榜；相反，北川中学死了1,600多人，但由于校长刘亚春等人，抢救人财有功，因而成了抗震救灾功臣。
中共党和政府如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呢？《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写道：
在最初的十天里，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
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
将军们回忆起唐山救灾，都认为第一天开进时没有携带大型机械是重大的失策之一。本来应该从天津、北京等城市调去大批吊车，野战部队也可以多携带锤、锹等工具。可是在猝不及防的灾难面前，谁也无法镇定自若、周密而冷静地作出快速反应。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直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这也就是说，废墟上这一场空前的残酷的赤手空拳的生死搏斗，已持续了十天之久！
由此可见，唐山大地震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难”，除地震本身不可抗力外，预报受制、防范无为和救援迟滞、失当，是无法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水平的主要原因。但中共和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在大讲地震不可抗力性的同时，否认预报，淡化和回避设防功能，力图把救援变成政治宣传阵地，以达到“把坏事变成好事”，从而达到讴歌中共救援之德、颂扬政府重建之功、衷心感谢“党妈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