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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拨乱反正——邓小平拯救中共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绝大部分民心，党心、军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拯救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尽管他们反思的深度、广度和角度不尽相同，但不谋而合的是，他们反思是保权反思，亦即在保住共产党权力基础上的反思，犹如他们当年反思大跃进恶果那样。坚定的马列主义革命家邓小平，自然也不能例外。
为了拯救中共，邓小平的反思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拨乱反正，经济上他改革开放。为此，他设计了两套实施方案，并利用权力，力排干扰而获得了成功。
1、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批左保右，其中之一就是拨乱反正，即拨除毛左文化大革命之乱，反归确保右派官僚特权阶级永远掌权之正。为此，他一切入，便重拳出击毛左顽固势力：首先，别出心裁地“改正”了右派分子的“反革命”属性；继而，“解放”成千上万个被毛左集团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新老干部；接着，又平反了大量普通老百姓中的冤假错案。邓氏的这一招，也确实高明，不仅为中共和他本人争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也为历史留下了一页能被后人称颂的篇章。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胡耀邦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被誉为“红小鬼”。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紧跟邓小平进行整顿而遭到毛的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总书记。其间，他又紧跟邓小平，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邓小平战胜以华国锋为首的新毛左集团，做出了贡献。
胡耀邦对中国的重大贡献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组织、推动、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自1979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据报导：
1978年9月19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除章伯均、罗隆基等五六个人外，其余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全部“改正”，变成了享受“人民”待遇的公民；但《方案》拒绝承认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所采用的“引蛇出动”“阳谋”的卑劣性。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期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怒潮”，完全是革命行动，应予平反；但却回避了声讨毛泽东暴政及其对“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定性的独断。
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推翻了毛泽东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的规定，中止使用长达二十八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左口号。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摘掉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却只字不提毛泽东组织和亲自修改《纪要》的决定作用。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所作的结论。尽管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曾说“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和怒斥邓、吴、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谈话之后，“三家村”遂遭灭顶之灾；但这一切，都被《决定》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帮”头上。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
最引人纳罕的是，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是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内部特工负责人。经过多年经营，他在国民党高层中，安插了多名情报员，获得了大量情报。在抗日战争中，他与日、伪汪精卫合作，分享情报，为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内战中，他为中共高层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政活动情报，使毛泽东得以知彼知己，从而把毛推上了“用兵如神”神坛，为中共战胜国民党最终夺取政权，又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因嫌官小，他上书毛泽东，陈述他的贡献。毛见书后，勃然大怒。遂被毛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CC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狱，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也被一网打尽。《通知》宣布：撤销对潘汉年的审查结论，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九十年代，中共批准30集《潘汉年》电视剧在全国放映，间接肯定潘与日、伪合作的“历史功绩”；但播放后不久，又禁止放映。
到1982年底，平反的冤假错案高达300多万件：约47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十万计的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本书所列的血案、冤案，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其中，被毛左绞杀的政敌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许光达、阎红彦、陶勇等高干和将领，被毛左枪杀的刘文辉、林昭、遇罗克、陆兰秀、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陆洪恩和死里逃生的马思聪、王容芬等志士仁人，也都相继得到了平反。
胡耀邦等人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所组织、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告慰了上百万个冤魂，使上千万伤残者、上亿万个株连者得到了精神上的慰抚。但在“四项基本原则”制约下，他们不愿追查制造冤假错案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官僚们的责任，更不愿去查追冤假错案的直接制造者以及那些打手、刽子手等痞子、流氓无产者的罪恶，也就是说，他们即不愿从保障人权高度，去追根制造冤假错案的源头毛泽东的独裁和马列加秦始皇主义的封建本质，更不愿从健全法制高度，去追诉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反人类的邪恶本性。
由此可见，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平反冤假错案，是文革浩劫之后拯救中国共产党的有限反思，是收买党心、军心和民心的一种策略，与封建帝王玩弄的“宽猛相济”权术，没有什么不同。基于这种保权的有限反思，胡耀邦同邓小平一样，都是马列主义亦即专制主义革命家，而非共和主义亦即民主主义革命家。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冤假错案。历史业已证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之后，中共历代领导人，都在利用专政权力，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例如，“六四”惨案、镇压法轮功案以及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晓波在内的大量文字狱案，等等。
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中国闭关锁国，舆论一律，老百姓对内能知道的是“大救星”、“社会主义好”等等，对外能知道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热切地盼望着中国共产党去解放他们，等等。上层权贵和精英们，与老百姓却不一样。他们都能从外交、外贸等外事活动中，知道外部世界许多真实信息。但在党的伦理共识作用下，他们都能戴上有色眼镜观察世界，做到内外有别：对党和政府，如果十件事办错了九件，他们会自觉地运用“一俊遮百丑”的思想，把办好的那一件事无限放大，反复向老百姓灌输，社会主义就是好；与此相反，对西方敌国，如果对方十件事办好了九件，他们会自觉地运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利器，把对方办砸了的那一件事无限放大，反复告诫老百姓，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那样反动、那样落后。然而，当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批斗后，他们开始有所反思，有所醒悟，有色眼镜逐渐退色。以邓小平为首、相对开明的上层权贵们，开始用退色眼镜去观察内部和外部世界。
在退色眼镜观察下，邓小平们“发现”，外部世界十分精彩。二战后的三十多年间，西方自由世界在战争的废墟上，突飞猛进，经济繁荣，现代化、城市化已高度发展，老百姓家庭都先后进入了小汽车和电脑时代。二战中战败的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已发展成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百姓普遍富裕的民主国家。在经济总量上，1960年日本已超越1946年曾高其两倍的中国，到1968年，又超越世界各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报导：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7％,到1976年，下滑到1％；同期,日本由2.4％上升到6％。资源匮乏、技术落后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也迎头赶上，纷纷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其中，人口600万、面积仅为祖国万分之1.15的香港，1980年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祖国的六分之一。邓小平们关注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完全看不到“水深火热”的样子，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我们去解放他们”的谎言了。反观国内，他们“发现”，自“一化三改造”起，先后历经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和“抓革命、促生产”等各个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迤逦蜗行，广大农民在“瓜菜代”中挣扎，城市居民在贫困中煎熬，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而在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也从1948年的40位，下滑到1980年的145位，为全世界倒数第五位。国内外的强烈反差，使邓小平们认识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虽能争取党心、军心和民心，但只有短期效应；就长治久安而论，要拯救中共，必须关注民生，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于是，邓小平勇敢地发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呼号，他劝告同僚，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告诫那些坚持毛左思想的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三十年的经验证明，计划经济模式的一化三改造，其结果是少慢差费，落后三十年；而文革中所谓的“继续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却把国民经济“促”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11月，以邓小平为首、相对开明的上层权贵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拯救中共的另一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即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去改造毛的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模式，并利用权力，排除干挠，最终取得了成功。
1978年，在邓小平中共的黙许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1979年9月，中共在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认了小岗农民分田到户的合法性。1980年9月，中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了1983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翻了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砸开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套在农民身上长达30年的枷锁。短短几年间，到1985年，就解决了毛泽东二十多年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
1979年，邓小平的中共，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吸引台资、港资和外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接着，在1984年4月，他们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起，又相继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经济开发区。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又做出了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引领了第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从1980年3,015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年增加了19.5倍。
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今天，中共才真正让中国人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还有贫困人口，但无论是农村最贫困的农民或者是城镇中的最贫苦的居民，他们都比毛泽东时代好过得多！
然而，由于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走官商一体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致权钱交易，腐败丛生，产生了一批官僚背景的红色资本家和拥有大量隐形资本的官僚特权阶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红色官僚资本家和官僚特权阶级，左右着中共党和政府，掌控了国家政治走向和经济命脉，从而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成为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少数国家之一。
据百度文库《中国的财富分配》一文记载，中国占人口1%的富豪，掌控财富占国家总量的41.4%；又据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中国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口为1.28亿，占总人口的9.62%，拥有财富仅占国家财富总量的0.63%，换句话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阶层，拥有财富不足国家总量的1%。
贫富的巨大反差，使中国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状態。据报导，由于官僚腐败，官民对立，民怨沸腾，每年群众闹事事件高达十万起以上，自杀数十万件。
为了“维稳”，历届领导人在上台伊始，都会一手举枪，坚决镇压老百姓的和平抗腐，一手举亷，信誓旦旦地反腐治贪。但腐败呈愈反愈腐态势：八十年代，腐败黑金规模还在数万、数十万元上徘徊，九十年代，黑金规模已扩大到数百万元之上，进入到二十一世纪，黑金已上升到数千万、乃至数亿元的规模。这是为什么呢？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党内自我反腐是“以黑制黑、以腐反腐”，因而是无效的。因为，中共反腐的前提是巩固一党专权，而一党专权的前提是党内官员利益均衡。但利益无法均衡。当今官场的现状是：权大者腰缠亿万，可以挥金如土，权小或无权者，相对“清贫”得多。面对利益失衡，官员们的心理岂能平衡？于是，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便与利益大小纠织在一起，引发官场权力争斗，使“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处于不稳定的振荡中。
为了“维稳”，新上任的当权者“大大”，在镇压老百姓的和平抗腐的同时，拿对手中的腐败分子开刀，借以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当年江泽民拿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开刀，胡锦涛重判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都是“法”办异己腐败分子的经典。2012年上任的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也一定会效法前任，“法”办那些异己的腐败分子。由此可见，一党专权下的反腐，是权力斗争的反映，亦即权力绑架反腐，其反腐力度越大，权力争斗越激烈，其结果不是越反越腐，便是同归于尽。
在权力绑架反腐的社会里，权小者或利小者，无法用民主手段获取更大权力时，便向“最高”挑战，鼓励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是痴人说梦。由于腐败泛滥，既得利益不可能均等，权力便失去了平衡，党内外角力不可避免。当年，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六四”枪声终结了自由主义取向，改革开放旋向左转，走上了官商一体的官僚资本主义歧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腐败猖獗，贫富悬殊，民怨沸鼎，毛左余孽们借机卷土重来，力图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终结邓的改革开放，以实现他们所谓的利益均等。与此同时，官场中失意和不如意的某些高层官员和精英，如十七大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和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等人，也一步步向左转，从默许、鼓励进而配合毛左余孽们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鼓噪。新一轮角力所引发的第二次文革潜流，正在中华大地底下形成！
在第二次文革潜流中，自由主义者呼吁中共民主改革，使中国人能在“天鹅绒”式的温馨和“茉莉花”式的芳香的政改中受益。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中共上层顽固不化，坚持一党独裁，坚持镇压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忤世界民主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必将把中国拖入到第二次文革或与其类似的流血革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