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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纪念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笔者曾计划在5月16日那天发表一篇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但人算不如天算，我的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疾迅速加重，用放大镜已看不清文字，眼睛近于失明。因青光眼手术失败而不愿再次手术的笔者，犹豫多天后，不得不求助于再次手术，因而计划的纪念文章也不得不推迟。也许是巧合，5月16日那一天，我被送上了手术台。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著名眼科专家余晓临亲自操刀下，眼睛恢复了光明。余教授精湛高超的医术，令人心悦诚服。遵照医嘱，两个月后，我重新开始了这篇纪念文章的写作。）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五十年过去了，曾承认文革为“浩劫”的中共，从不认真反思到拒绝反省的过程，是马列主义丛林文化本质所规定了的，因而是非常自然的。笔者在《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颠覆华夏文明、挑战普世价值的丛林赤色文化大革命，或曰赤化革命、痞子革命。从广义上来说，赤化革命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已经开始，讫今尚未终止；从狭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赤化革命的一部分，从毛泽东利用中共组织下令实施《五一六通知》起，到毛泽东死为止。”“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话没错。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转口传入中国的德国和英国货，而列宁主义则是正儿八经的俄国产品。马列主义的传入，使外来挑动仇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开始了以颠覆华夏文明、推翻以孙文思想和‘五四’精神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这种赤化革命，在1949年10月1日前，表现为武装夺权，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为掠夺和镇压！”
因此，毛泽东死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对文革做了保权的有限反思后，便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力图继续推进和强化赤化革命。但不论在中国抑或在世界各地，赤化革命越来越不得人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等革命口号，早被世界各国人民扫进了垃圾堆，赤化革命陷入危机之中，按照中共御用精英们的说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到了习近平时代，尽管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核心价值里塞进他们厌恶的“自由”、“民主”等字符，但继续推进和强化赤化革命的目标未变。尽管经过邓、江、胡、习等王朝的经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他们退化成了人们调侃中的笑料，但社会主义道路却被他们塑造成继续推进和强化赤化革命的“优良”产品。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学思想，主张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一切资源，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广为流传，发展出众多不同分支，大体上可分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在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公平、正义被阶级斗争所取代，科学被政治化，变成了服从苏共中央的代词，科学社会主义也因而演变成一党专权的斯大林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斯大林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稍加修剪后，便在中国生根发育，很快成长为毛泽东式的党国社会主义。
党国社会主义是以党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所谓党国主义就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前者，用武力把国家的一切资源据为党产，使中共党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者，用武力把党的权力凌驾于国家一切权力之上，用个人崇拜去神化雇主的绝对权威，用自订法律去强化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不二权力。这种党国主义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的中国化，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于是，在中国，便产生了长达数十年久淫不衰的“大救星”、“党妈妈”、“镇压有理”和“社会主义好”等“理论”。显然，这种党国主义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党国主义已蜕变成党宗主义。党国主义是把党的权力凌驾于国家之上，党宗主义则把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国之上。在党宗社会主义里，毛泽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一手遮天的结果使人为祸害接踵而来，从而使中国人民为他和他的社会主义付出了惨痛代价：
以镇反、肃反、土改、合作化等运动和每年逢年过节的“严打”为名义的大屠杀，全国枪杀、打死约为500～600万人，使中国老百姓长期处于红色恐怖中；
以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为手段的大掠夺，使国家经济基础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土地、矿山、工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文教卫生事业等资源，在“国有化”的名义下，统统变成了毛泽东可以任意挥霍的党产，而老百姓则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中国人民自此处于“瓜菜代”的长期贫困中；
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所引发的大饥荒，在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而官方只承认“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
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文革，导致全国200～300万人丧生，1,000多万人伤残，国民经济也被革命到了“崩溃的边缘”。
历史记录证明，毛泽东的党宗社会主义，既不是先哲们所描述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空想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独裁社会主义，犹如北朝鲜金家王朝社会主义那样。讫今为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人类没有带来公平、正义和光明，带来的却是野蛮、邪恶和黑暗。毛泽东用他的党宗社会主义给中国制造的四大灾难，证明他是谎言、野蛮、邪恶的化身，是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名的二十世纪四大杀人恶魔。因此，清算他的罪行，消除他的影响，把他和他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文化大革命钉在“罪恶滔天”的耻辱柱上，昭示天下以儆效尤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的党宗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四大灾难，使中共处于危机之中。毛泽东死后，为了拯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共，邓小平设计出了两套拯救中共的大政方针：一套是否定毛泽东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另一套是保护和美化毛泽东。邓小平的两策获得了成功，终于率领中共走出了困境。
但邓小平是个党国主义者，他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是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其私利性和权谋性十分鲜明。
首先，他的“拨乱反正”是收买人心的权宜之计。为了战胜当年中共党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毛左派，他主持平反了毛泽东时代制造的（不乏有他制造的）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使他有效地控制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为最终罢黜华国锋等毛左派、确立以他为二代权力核心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但他的“拨乱反正”并不是拨独裁专政侵犯人权之乱，反（返）人类公平、正义之正，因此，当大权在握后，党国主义使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赤化革命，人治红祸继续肆虐中国，冤假错案继续繁衍大陸。
相对而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是比较成功的。“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到2013年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但他是个党国主义者，毛氏党宗社会主义与他的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党国主义的滋蔓，两者本质相同。两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独裁、迫害、经济滞后加百姓共同贫困；后者——专制、腐败、经济高涨加官民贫富悬殊。显然，无论是毛氏社会主义还是邓氏社会主义，由于缺乏公平，排斥正义，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中国人民力图淘汰的制度。在邓氏特色社会主义里，以红二代、官二代为主的权贵们，以党国雇主的心态把持朝政，据领党、政、军、经、文各域要津，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敛财，贪污腐败横行霸道，从而使中国社会迅速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中共高层顽固不化，拒绝悔改，死抱住赤化不放，扩编警务，组建武警，加大维稳投入，强化镇压力度，力图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像秦始皇想的那样二代、三代地传下去，传之于千秋万代。
对于中共永保权力的心态，笔者曾在《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历史已经清楚地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暴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政策，是他们用改革开放推翻了毛泽东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引以为荣的反人类的文化大革命；一言蔽之：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间除一党专政和土地党国所有外所主导的一切！然而，正是他们这些人，却信誓旦旦地说要‘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他们都已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从而终结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教训中，获得了灵感：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永享既得利益，就要充分利用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泽东这具僵尸，用令人作呕的颂辞去美化这具僵尸，不厌其烦地用重复复重复的谎言去包装这具僵尸；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这面旗倒了，中国共产党就会像苏共一样垮台，他们的权力、爵禄以及他们子女、亲属的既得利益，都会付诸东流。”
因此，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保护和美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但邓氏四项基本原则使特色社会主义日益走向反公平、反正义因而反人民的歧途。在江、胡、习等几代王朝统治下，官民矛盾日趋尖锐化，民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自由诉求的潜流汹涌澎湃，使中共再次陷入执政危机之中。显然，邓氏拯救中共的两策，只能暂时缓解中共执政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权非法性所带来的无法稳定的痼疾！
但为了永享既得利益，邓、江、胡王朝，死抱住邓的保护和美化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不放。到了第五代的习近平王朝，保毛媚毛有了进一步发展，两个30年“理论”便被炮制了出来。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一个研讨班上宣布他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即“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曰“两个30年”的“理论”。这个“理论”，等于下令不准非议毛泽东制造的四大灾难。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解放”后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30年的邓小平（含江、胡、习）时代，由于党国社会主义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因而是非法的，他们的社会主义也因而始终处于遭人民唾弃的危机之中。
在毛、邓前后两个30年的时代里，他们处理危机的方式基本相同，即软硬兼施的镇压和欺骗两手，但也有差别。
为了平息老百姓的反抗，他们对付老百姓的手段首先是镇压。毛泽东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里，被关（刑徒入狱）、管（管制改造）、劳（劳动教养）、杀（枪杀打死）的老百姓数以千万计。不仅如此，他在位的二十七年中，利用痞子、流氓无产者等“群众”的冷酷和暴虐，先后发动了27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的所谓“群众运动”，以“群众”之名，实行批、斗、打、抄、杀的红色恐怖，使广大群众处于法西斯式的红色恐怖之中。到了邓小平时代，关、管、劳、杀的镇压形式和规模有所收敛和改变，但镇压回、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枪声、炮声不断，其中“六四”天安门的枪声至今还在人民心中回荡。
同所有专制独裁政体一样，毛、邓、江、胡、习的中共，不忘对老百姓实施软的一手，如以雇主的身份“关心群众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也不忘用“大救星”、“党妈妈”的美名往脸上贴金。直到今天，许多基层党组织还在教训纳稅的老百姓，不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肉是党给的，“不要忘本”。但要永享权力和既得利益，光贴金、教训不行，还要善于欺骗，让芸芸众生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于是，“舆论一律”、“主旋律”等人治的洗脑“法规”，都被他们炮制了出来。
在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洗脑术是欺骗的主要手段。那些年，所有媒体必须姓党，更要姓毛，否则格罪无论,可以说是只准党媒散布谎言，不许百姓诉说真情！到了邓小平时代，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迫使他们改用“主旋律”洗脑术进行欺骗。但媒体必须姓党，接受中宣部统一领导,也就是说，只准官方利用媒体以假乱真地胡说乱道，不许百姓利用媒体实事求是地陈述真象。因此，无论是“舆论一律”，还是“主旋律”，都是控制传媒、保障谎言、制衡真话从而使中华民族集体失明的洗脑机制；换句话说,从毛泽东的“舆论一律”，到邓小平的“主旋律”，再到习近平的“两个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封杀老百姓民主、自由权利的洗脑史。
梁柱在《亮剑》中对异议人士横加指责，他用“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透过个别现象而否认本质，孤立的分析历史中的阶段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的“两个否认和两个否定”，抨击批判毛泽东的异议人士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并不准确，因为它否定的是整个历史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某些方面。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都是党国主义者，他们并不讳言他们是站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场上去“亮剑”的，因此，准确地说，他们是伙历史装修主义者，他们要用他们为打扮楼堂馆所等建筑物的装修设计那样去打扮他们想要打扮的历史，并把这种装修设计戴上“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主流”和“本质”的帽子，并用“亮剑”进行威吓，不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说真话。
历史不断证明，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都是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去打扮历史的，这是解读他们言行的钥匙。当人们指责毛泽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残酷枪杀数百万人民群众时，他们便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用“历史的规律性”去论证大屠杀的必然性，教训老百姓“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当人们质疑五十年代推行“三大改造”和八十年代推翻“三大改造”的合法性并将其称之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胡折腾时，他们仍旧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先用“历史的规律性”去论证农业合作化、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五十年代“河东”时推行“三大改造”革命的正确性，而且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但当“三大改造”危及中共生存迫使其不得不作180度大调整时，他们依然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紧紧跟上，随着来了个180度大转身，再用同样的“历史的规律性”去论证八十年代“河西”时推翻“三大改造”即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改革的正确性，同样也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当“三个代表”登台后，他们不忘党国主义立场，又紧紧跟上，用“三个代表”去论证胡折腾是“一贯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人们抨击“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所引发的大饥荒，在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时，他们的党国主义立场依然坚定，先是否认，后来不得不黙认，半个多世纪后，又诡辩说，大饥荒是“支流”，数千万饿殍是“个别现象”，肆虐六亿农民二十五六年使其长期处于“瓜菜代”煎熬中的人民公社，是“局部现象”，等等，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和“本质”，因而不能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伟光正”。当人们痛斥文化大革命反人类时，他们的党国立场更加坚定，先称其为“浩劫”，后作淡化处理，“两个30年”登台后，他们又把长达十余年对老百姓进行批、斗、打、抄、杀从而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上千万人伤残的文化大革命，诡辩为“阶段错误”，抨击不同政见者的异议是否定毛泽东“伟光正”的“整体过程”。显然，他们赞颂的“整体过程”就是毛泽东建立的“独裁、迫害、经济滞后加百姓共同贫困”的党宗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可见，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维护毛泽东、毛的社会主义和毛的文革是荒谬的，反人类的，其党国主义立场是卑劣的，邪恶的。
今天，处于危机的中共，不思悔改，死抱住毛泽东那具僵尸不放，以为只要毛泽东那面红旗不倒，便能确保他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世袭下去。然而，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面前，任何逆潮流而动的独裁者和专制者，无论他们打的社会主义旗号多么美丽，颂歌唱得多么动听，手中权力多么强大，一旦时机到来，他们也会像当年“柏林墙”轰然倒塌那样，变成一堆人类不齿的垃圾。
厘请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在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中，由于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的干挠和破坏，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务必加以厘清，为批判、清算毛泽东扫清道路。
误区之一是文化观念缺失。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革文化的命，或者干脆叫武化革命，他们在书写“文化大革命”时，往往要加上个引号，示意不仅仅是引用,而是具有特殊含意的否定。其实，毛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亦即用马列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丛林赤色文化去批判、丑化、颠覆华夏儒释道文化和普世价值文化的革命。这种丛林赤色文化的突出表现是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亦即悍猴称王的丛林法则和成王败冦的封建思惟。今日中国人性泯灭，道德沦丧，是毛的文化革命恶果之一。因此，批判、清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批判、清算他的污垢文化。
误区之二是真假观念错位。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一样，中共离开谎言便无法生存。为了使谎言畅通无阻，“舆论一律”、“主旋律”成了谎言的可靠保证；为了塑造谎言的“真实性”，尘封档案又成了他们的必要选择。在长期洗脑实践中，官方和御用精英们，制造了这样一条谎言“法则”：“说假话的是骗子，说真话的是傻子，真话假话搀和者说的是君子，把假话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的是‘伟光正’大师！”于是，善于真假搀和并能在所有媒体上大显身手的御用精英们，在“主旋律”的高歌中，都成了横竖是理的“君子”；把持历史档案禁止老百姓查阅的官方，可以自由地打扮历史，在“主旋律”的高歌中，成了发布历史事实和数据的权威“大师”；敢说真话的“傻子”们，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都被封杀于所有媒体之外，几无立椎之地，更有诸多因言系獄者。在“主旋律”的高歌中，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四大灾难，好像压根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种悲剧可能要延续到终结“主旋律”和解封档案的那一天。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许多人（包括一些编导），对民间传说、观点和文章，鄙薄不已，却对中共官方发布的所谓权威信息、御用精英们真假搀和的谎言，青睐有加。这种真假观念上的错位，是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中必须矫正的问题之一。
误区之三是正邪观念颠倒。党国社会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党宗社会主义所制造的四大灾难，是野蛮的、邪恶的，是历史的大倒退，因而是反正义的反动派。当年曾被毛钦定为反动派的人和集团，其中有许多人虽抨击毛为独裁者，却不愿称毛及其集团为邪恶的反动派。这是正义与邪恶观念颠倒的表现。梁柱等御用精英们，学着主人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策略，在批判反毛的异议人士时，信誓旦旦地宣布，他们颂扬毛泽东是“为真理奋斗”，而“ 真理就是人民的利益”，他们“理直气壮”教训异议者要“光明正大”，不要违犯“起码的道德”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显然，他们是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打着正义的旗号去反对异议者的正义诉求。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对毛的党国或党宗社会主义的谎言、野蛮、邪恶本质视而不见，却把毛的罪行压缩成左倾、右倾、缺点和错误，甚至要求批毛者“言词舒缓”，不要“偏激”、“过度”等等，显然，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误导老百姓，使毛的思想、主义远离野蛮和邪恶，增加了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难度。
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造成的误区是是非颠倒的表现。在纪念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中共统治下已整整生活了七十个年头的笔者，对中国的前途虽不乐观，但不悲观。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目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已经把中国拖入绝境，政权崩溃指日可待；但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的两策挽救了中共。八九十年代，笔者深受国际绥靖主义的影响，以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必迫使中共改变专制政体，党内外必然会出现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维尔等那样的领袖，引领中国走向民主；然而，中共高层顽固不化，使政治形势呈倒退态势。
处于危机边缘的中共，始终处在保权、保党和保社会主义努力之中。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吴的“五不搞”是向老百姓宣战，强硬表示他们不放弃权力，不放弃党的领导，不放弃他们的党囯社会主义。从吴的“五不搞”到习不准批判毛泽东的“两个30年”，显现中共高层顽固不化；同时，也显现国际绥靖主义的幼稚，显现他们试图依靠中共高层进行自我政改希望的破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来之时，中共高层的顽固不化表明，揭露、清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人类罪行的活动，不能有些许松懈。据笔者观察，今天中国乃止全世界，揭露、清算毛泽东文革反人类罪行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系统地揭露、清算的文章太少了，而系统地揭露、清算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四大灾难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没有形成声讨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强大压力，这也是处于危机中的中共暂时得以喘息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共高层顽固不化，专制与腐败使官民矛盾日趋白热化；在维稳的高压下，反专制反腐败的风浪此起彼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今日中共，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迫使他们不得不经常用“亡党”“亡国”来警告、教训他们的党员自律。在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际，所有渴望中国新生的志士仁人，要团结起来，消除分歧，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只有清算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反人类罪行，才能顺利清算毛泽东在大镇压、大掠夺和大饥荒中的弥天大罪，才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思想基础。
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长期洗脑下，中华民族处于集体失明状態中，因而，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任重而道远。不思悔改的中共当局，正在酝酿第二个毛泽东于襁褓中，迫不及待地高唱什么《东方又红》、《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等等，力图把中国拖向第二次文革和其他形式的血腥革命中。然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历史不会去打扮权力，也不会让党国主义者打扮、篡改历史的行径得逞于永远。有鉴于此，年迈的笔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深信有如人间有许多使人眼睛复明的医生余晓临那样，在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中，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许多使民族集体复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率领中国终结党国社会主义，使天鹅绒覆盖中国山山水水，让茉莉花开遍华夏辽阔大地。——这是人们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时的共同期待！
一个步履蹒跚年已八十二岁的老人，正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2016.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