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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变
这边，歌声响起：
锣鼓敲的那个响
秧歌扭的那个欢
全国人民翻了身
全国的秧歌扭呀吧扭起来
扭的欢天喜地
扭的仰眉吐气
扭的自由解放
扭的人民胜利
那边，歌声嘹亮：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唬嗨嗨咿个呀嗨
呀唬嗨呼嗨
呀唬嗨
嗨 嗨
呀唬嗨嗨咿个呀嗨
上午，秧歌队在陈家庄街上扭，下午，四辆卡车全出动，把秧歌队拉到九阳城里扭。
在庄上，在城里，秧歌队整整扭了三天，好不热闹啊！
在扭秧歌中，青少年最为积极，中老年多为旁观者。很多儿童和小学生，在门口或院子里，自发扭起来，嘴里不停地敲着“锣”，打着“鼓”：“咚，咚，锵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
转眼间，到了元旦，那是新中国第一个元旦。在欢庆新中国第一个元旦中，秧歌队自然是首选。在庄上，在城里，秧歌队又整整扭了三天，热闹非凡！
转眼间，到了春节，那是新中国第一个春节。那些天，秧歌队没有派上用场，到了元宵节，秧歌队又扭了三天，其热闹程度，不必细说。
3月4日，元宵节刚过，一纸调令放在袁得富的办公桌上。根据九阳市委和警备司令部的决定，调任袁得富为九阳市副市长兼农林局局长，保留军籍。同时调其他4位军代表，到警备司令部报到，另行分配工作。
几天前，袁得富接黄司令口头通知，军管企业要撤销，全部移交地方，军人回部队。同时告诉他，市委认为你是个人材，不愿放你回部队，任命你为九阳市副市长兼农林局局长。已与工贸公司有深厚感情的袁得富，不愿离开公司，特别是在春耕之始。但不久，命令正式下达，军令如山倒，他必须服从，何况是升任。于是，3月6日，他向镇党委办了交接手续后，便携妻子董玉莲和刚满月儿子小小，乘车九阳，走马上任。
工贸公司撤销后，陈仁礼被委任为陈家庄镇政府顾问兼农林水站技术员。
对军企退民的内幕，袁得富并不知情。后来他才知道，把地主土地直接收为公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方向性的，因此错误十分严重。九阳市委书记沈怀德，为此做了深刻检讨。袁得富是执行者，错误不在他。令他想不明白的是，他多次听说，中央领导们经常强调，中国农业要学苏联老大哥，走公有制为基礎的集体农庄道路，公贸公司提前把地主私有土地收为公有，有什么错？但他也想通了，中央肯定是正确的；不明白，只能说明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急需进一步提高。
纠正严重错误的举措，是向九阳派出土改工作队。3月6日，当袁得富走马上任时，一支土改工作队进驻陈家庄。
进驻陈家庄土改工作队队长叫张兆祖，是平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名处长，是多年的土改老手。
他曾参加过鲁东鲁南土改，参加过冀东土改，曾到过山西土改过的地方“取经”，并写过一篇《土改刍议》的文章，颇受上级赞赏。
张兆祖在那篇文章里，他写道，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重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在这场革命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适时地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他说，革命初期，要“打破条条框框”、“放手发动群众”，如果群众有些过火行为，要在尊重的基础上加以疏导和劝诫。因为，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导我们：“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还说，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即要防左，更要反右。因为，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容易纠正，右是立场问题，改着较难。历史经验证明，凡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大多都陷入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他写的这些文字，大多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显然，这些文字，体现了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要防右，就要“过正”，就要牢记毛主席“对敌斗争要狠”的教导。
按照他的思路，陈家庄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半年多点，包括工贸公司公有土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和房屋，都分配给农民。浮财分配比较困难，主要是粮食、生产生活资料和金银珠宝，大多都被藏了起来，搜查起来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工作队的队员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把它挖了出来，除金银珠宝归公外，其他都分配了下去。
在立威上，工作队首先拿不愿把土地交给工贸公司的地主陈士禹开刀，就地处决。接着把敢说分工贸公司土地是胡折腾的七十五岁的张老头，执行枪决。其后，不到半年，又先后处决“恶覇地主”二十多人，震慑了敌对势力，大长了贫下中农跟党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共妻共女时有发生，由于工作队主动干预和说服教育，没有发生民愤，也没有闹出人命。在工作队的积极安排下，被“遗弃”的寡妻孤女，都有几家去处供她们选择，逼嫁現象相对较少，她们的衣食住行都有着落，也颇具人性。
2、跪灯
转眼间，又到了元旦，那是新中国第二个元旦。秧歌扭起，歌声亮起：
一九五一年呀
生呀么生产年
大伙齐努力呀
建设呀么大平原
工人呀忙穿梭织布千千万
农民呀忙下田粮食堆成山
那么人人有吃个个有穿
嗨呀么嗨
多呀么多喜欢呀
多呀么多喜欢
那天下午，陈仁礼和丁之瑜来到史家。他们是为四弟陈仁梓和史怀秀的婚事而来的。
陈家已经衰落，当年的辉煌早已不在，他俩在陈家庄，越来越感到不安全，正在想方设法要陈家的人都离开陈家庄。在去年，娘被妈接到了城里住，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他俩的六岁独女陈文贞，户口也在去年转到了城里丁家，由她的外祖和舅父关照。现在，在陈家庄只有四弟仁梓、小妹陈容和他俩四个。小妹陈容在涧北实验学校任教，他俩感觉那里很不安全，正想方设法把她往城里调，或在城里找个婆家，嫁出去。担心的是，家庭成份太高。仁梓呢？比较好办。再有半个多月，他就毕业了。没毕业，知情的西工东方红医院，提前录用他为内科医生，商定，毕业后就上班。在那里，人才似乎比家庭成份更重要。这次他来史家，是想同史家商量，尽快使仁梓和怀秀结婚，了却他俩的这段心事，然后集中全力解决小妹陈容的事。
史家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俩。史家与他俩的心情几乎一样，想让怀秀他俩早点完婚；特别是听说怀秀曾做过流产后，这种心情更加迫切。
这是双方家长当时的心情。
陈仁梓和史怀秀呢？他俩结婚的心情也很迫切。他们相爱已多年了，感情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深厚了。仁梓在校期间，他俩之间书信不断，寒暑期间，总有单独约会的时间。其间，陈家和陈家庄的巨大变化，似乎对他俩的爱情没有任何影响。就在几天前，仁梓在给怀秀的信中说，什么时候结婚，他听从大哥和大嫂的安排。怀秀拿着仁梓的信，叫父母看了，父母表示同意。毫无疑问，俩人结婚没有任何障碍。
当说到怀秀和仁梓的婚事时，史忠良夫妇当即表态：“仁梓说听你俩的安排，她奶奶和我们俩都同意由你俩安排。”
“那好！”仁礼说，“我想一切从简办这桩喜事，就像袁总经理那样，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愿意，我们都愿意。”史忠良说，“啥时候了，还敢讲排场？听说城里人办喜事，都不敢张扬，怕人说他有钱，遭共产。”
“听说看好儿，不叫看了，张铁嘴马钢嘴都给逮了起来。”徐氏也搭上了腔。
“我还听说，”史忠良又说，“南大街张铁锤，打铁手艺高，有绝活，挣了点钱。给儿子办喜事时，想摆几桌，排场排场。谁知。炉子刚砌好，就来了两个工作队员，吓得他赶紧把炉子拆了。”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忿忿不平地说，“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娘，”史忠良对娘说，“说怀秀的婚事，你往哪里扯？”
“我没有扯。”忠良娘反驳起儿子来，“结婚终身大事，都想图个吉利。算算八字，看个好儿，坐坐花轿，算哪门子迷信？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娘说得对。”徐氏也生气地说，“我家是种水稻专业户，偏给我家分了三十多亩旱田，连一亩水田也不给。哪门子分法。”
“你越扯越远了。”史忠良想制止老伴，“说怀秀的婚事。”
“不是说好了？按他大哥大嫂安排办。”徐氏回嘴史忠良。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仍忿忿不平，说，“分田靠抓阄，说我家抓阄抓得旱田。这是村长任长山他们揑好的点子，叫咱上套。太不讲理啦!”
“还有。”徐氏说，“俺家有两头牛，不知谁说一头是借你家的，便不由分说牽住就走，像强盗。”
“幸亏俺家没有半亩地，是贫农，否则，那一头牛也会被牵走。”史忠良也不由自主地顺起徐氏来。
“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忠良娘还在唠叨。
说着说着，徐氏想起了张老三，便抱打不平说：“张老三有什么罪？一生省吃检用买了几十亩地，刚够划上个地主，也给崩了。”
“那人是老实疙瘩，也给崩了。”史忠良说。
“听说有人控诉他是恶霸。”丁之瑜说。
“是王二旦家控诉的。这不，她在俺娘屋子里念了七天经。”徐氏说。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仍忿忿不平，说，“从张老三死那天起，七天来我这儿念一次经，直念到张老三的‘七七’。每次念‘那摩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108遍。”
见陈仁礼和丁之瑜不太理解，徐氏补充说：“她两家小孩打架，她家孩子大，打了张老三的小孩子，张老三不忿，便打了她家孩子两把掌。她很生气，不甘心，总想借机报复他一下，出出这口气。斗张老三时，工作队动员她控诉张老三，她便上台说张老三欺负她。她没有料到，刚控诉完，张老三被宣判为恶霸，拉到一边，崩了。她听到枪声，吓得她两腿一软，坐到地上起不来。邻居们见她神色不对，便把她架回家。谁知，她一进家门，便狠砍自己的脸，放声大哭起来。”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说，“王二旦家对我说，她一辈子没做过恶，这回却因孩子打架事，把人家崩了，做了大恶！她又说，佛祖说，四不妄言，七不恶口，她犯了天条。她想祷告佛祖，让人家上天堂，来生大福大贵，她下地獄，来生变牛变马，扶侍人家一辈子。”
“她怎么到你这儿来祈祷？”丁之瑜不解。
“她不知听谁说，我有一个三仙拱月灯，祷告可灵验。我看他心诚，又急，便拿出来叫她祷告。”
“你不怕没收？”丁之瑜说。
“她说她保密，不告诉别人。”
只听忠良娘还在唠叨：“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丁之瑜从忠良娘的唠叨中，突然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向她袭来……
3、预感
九阳解放后，嘹亮的歌几乎天天在唱，一扫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沉闷，颓废和失望，使解放区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世界。
在嘹亮的歌声里，陈家人中，心底最清楚的人，莫过于丁之瑜了。那不祥之兆不是空穴来风，那天天被听的歌声，就是证明：
镇压反革命
大家一条心
人民当家来专政
不许特务害人民
特务恶霸是豺狼
你不杀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来
坚決彻底干干浄浄全部肃清
肃清那反革命
丁之瑜料到，共产党要把镇压地主和镇压反革命合二而一，要大规模杀人了。她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杀富济贫的革命，就是制造新地主新财主的革命，因而就是瞎折腾老百姓的革命。共产主义是个美丽的旗帜，是个美好而无法兑现的画饼。几天前，她对夫君说：“他们要大规模镇压了，所有有钱的人，有才能的精英，包括敌伪县以上官员，都在镇压之列。因他们认为，这些精英是共产党的死敌，除他们树立的少数几个所谓开明人士外，其余一律消灭。因此，咱俩可能是这场屠杀的受害者。”
仁礼说：“你太悲观了。我想，他们镇压的都是少数反抗者；对拥护者、顺从者，他们会网开一面。他们曾多次说过，他们镇压的是极少数。”
之瑜说：“不是悲观，是现实。我听说，二战中，苏联俘获了二十多万波兰军人，民国29年，他们在放走全部士兵后，便把留下的两万二千多名排以上军官、军医、军技和政府官员等知识精英，全部枪杀在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中。苏联是中共的老大哥，他一定会学苏联的办法枪杀精英。”
仁礼说：“我也听说过，但苏联否认。”
“中国共产党是个聪明的怪物。”之瑜说，“他们不仅能用马列主义从理论上证明镇压的合法性，在实行镇压中，他们不会采用苏联卡廷的集体屠杀办法，也不会采用满清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集体屠杀办法，而是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角落里、各个时段里去杀，不让人知道杀人的累计数，也不让留下历史记录，从而使老百姓看见他们镇压的人很少，连后人都不知道他们倒底杀了多少。例如，咱们陈家庄就杀了二十多人，不到全庄人口的万分之四，比例很小。全国呢？有传说，杀了几百万上千万。我想，恐怕没有那么多，但杀了几十万，或上百万，可能性很大，不会比苏联杀得少，也不会比满清入关杀得少。”
仁礼说：“共产党人的确很聪明，我深信他们不会乱杀、濫杀，特别对有才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会网开一面。你不信，反正我信。”
之瑜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乱杀滥杀？我们知道陈家庄杀了二十多个，九阳杀了多少人，你知道吗？别提全国了。”
仁礼说：“这个他们也承认，叫‘内外有别’，内部信息不会传到外边去。”
之瑜说：“这一‘别’，就蒙住了我们的双眼，叫你我成了井底之蛙，只见陈家庄，不见九阳，更看不见全国。”
陈仁礼不得不承认，自己虽然是个农业专家，但在政治社会学方面，妻子读的书比自己多，分析问题更胜一筹。他承认妻子说得有道理，但几年的参政实践，学到的文件，听到的报告，使他很难接受共产党会乱杀滥杀的说法。于是他对妻子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们主动把财产全部交给了他们，又绝对服从他们们领导，又努力为他们工作。我想，他们不会那么绝情吧？”
之瑜说：“这是一种良好愿望，但环境是残酷的，我们必须处处当心。”
仁礼说：“也许你说得对，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只能当顺民。如果他们不放过顺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之瑜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走？”
“走？好轻松啊！我把可能的祸害留给你？留给仁廉？留给咱娘？或留给咱爹咱妈？我是人，最怕有那种卑鄙之心，我要一肩挑到底。”
丁之瑜嫁到陈家庄九年多了，对夫君陈仁礼的大丈夫气质，十分了解。但她还要提醒夫君：“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你是人民代表，又是开明绅士，没有人忌妒你？我担心的是这。”
仁礼说：“忌妒肯定有，在陈家庄就有这种人，他们会打小报告。但我是市政府任命的，在那里，他们不会忌妒我。”
之瑜说：“他们不会忌妒？但他们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例如，他们先同意土地归公司，统一管理，后来又叫全部分下去，这个分歧明显而巨大，你说是不是？”
仁礼说：“显然，分歧明显而巨大。”
之瑜说：“分歧虽不等于忌妒，但打小报告是忌妒心的结果；同样，上级否定下级某些做法，很可能与官员之间的忌妒有一定关系。”
仁礼说：“上级否定下级的一些做法，似与忌妒有关，但更多的是政策上的分歧。例如，当把公司的土地全部分下去，我认为，那不是解放生产力，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挑起占农村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仇恨，毁弃他们之间存续数千年和谐依存的道德伦理价值，迫使他们尖锐对立起来，变成你死我活、鲜血淋漓的阶级仇恨关系，使农民多数人依附中共，从而达到树立共产党权威、巩固农村政权之目的。当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们会再把土地收给国有，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
之瑜说：“是的，这叫折腾；但这是上面的既定政策。沈怀德不理解，想一下子土地国有化，想在九阳独树一帜，结果，生产上去了，政治走偏了，忘了政治动员策略，引起同级的忌妒和上面不满。所以，就把他调开。”
仁礼说：“沈怀德调走，可能与去年生产下降有关。”
之瑜说：“有关。生产上去了，可能被人忌妒；土地一分配，生产受到了影响，有人会幸災乐祸。我还感觉，沈怀德调走，可能与你有点关系。因为，许多人知道，你俩关系不错。”
仁礼说：“你太敏感了。我看不出，与我有什么关系。”
之瑜说：“但愿没有。但最近我听风传，有人调查陈仁礼主义。我听了可害怕，可担心你呀。”
仁礼说：“这个一年多以前就有，袁总经理就批评过：‘陈仁礼的意见怎么变成了主义？乱弹琴！’”
之瑜说：“他是否定了；但上面否定了没有？你知道吗？现在他们调查陈仁礼主义，明显冲着你来的。你要小心呀？”
仁礼说：“你太多心了。假若他们不放过我这个顺民，还是那句老话：听天由命。”
对于丁之瑜来说，也许她太敏感太多心了；但那不祥之兆困扰着她，使她放不下心来。
4、婚变
4月8日是农历三月初三，陈仁礼和丁之瑜，把陈仁梓和史怀秀的结婚好儿，定在这一天。因为，三月初三是个吉祥日子：“三月三，生轩辕”，是中华始祖轩辕氏生日，又是道教真武大帝的诞辰，又据传说，王母娘娘也是在那一天举办蟠桃圣会的。
三月初三那一天，在城里公平街陈家大院门扇上，贴了两个红色“囍”字。上午，史怀秀一家乘镇政府顺风26座“交通车”来到城里，下车后，步行来到陈家大院门口。
陈家老小出门迎接，史家老少上前与陈家人握手寒喧。张氏一眼便看见了史怀秀。在她的眼里，这个昔日的小丫鬟，是个给陈仁梓灌迷魂汤的小狐狸精。然而，今天呢？她见她上衣穿了件桔红色灯芯绒外套，两个辫子上，扎着一根红毛线绳，一身清素打扮。虽素衣素面，看起来，却比几年前当丫鬟时清纯靓丽得多，且不见一点妖气。两家人，不约而同地让开一条通道。通道上，没有红毡铺地，也没有乐队演奏和炮仗鸣声，静悄悄地。但见陈文梓与史怀秀手挽着手，走进陈家大门，过了垂花门，来到四合中院。在那里，一块红毡铺在地上。陈仁礼充当临时司仪的脚色。在大哥的手势指点下，他俩首先向亲娘张氏磕了三个头，接着向陈永庆夫妇和史忠良夫妇，也磕了三个头，然后他俩相互鞠了个躬，便牽手走入洞房。
这个四合院是陈家的老房子，登记在民族资产阶级陈永庆的名下。洞房位于偏厦的两间房内。外间是客厅兼书房，内间是内寝，布置得简洁而大方，傢俱也齐全。史忠良夫妇看了洞房，打心眼里比较满意。
结婚仪式简单而匆匆，没有喧闹，没有花边，只有默默地祝福。
忽见三个男子走进四合院，明言要见陈仁礼。陈仁礼闻声从洞房里走出来。但见来者是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另外两名他不认识。陈仁礼向前与副主任握手。副主任说：“新来的张书记想见见你。”
陈仁礼知道，原市委书记陈怀德，已调往新乡市；新来的市委书记是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寿光，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向家里人招了招手说：“我去一会就回来！”便同三人一块走出家门。
只见两个小孩飞快过来报信：“外面是三辆军车，上面坐着都是拿着枪的军人。仁礼叔出门就被带上了手扣，架上了中间的中吉甫车上。”
老三陈仁廉一听，便飞快地跑出门外，只见全副武装的三辆军车，绝尘而去。
当陈仁廉走进四合院时，全家人的目光全集中他一个人身上。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走着，好像已经精疲力尽。他在一张桌子边坐下，仰望天空，并不说话。
大家围在他的一边，急切地问他：“你看见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他们，而是在发楞。突然他举起一个拳头，狠狠砸向桌面，仰天大声喊了一声“大哥——”后，便俯桌痛哭。
这哭声，使丁之瑜的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坐在那里发楞；这哭声，使张氏突然瘫坐到地上。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张氏扶起来。
“嫂子，我想他不会有事。”陈永庆安慰张氏说。
“我看见那两个人腰里别着手枪！”不知谁说了一句。
“都往好处想，别想不吉利的事。仁廉，你也别说不吉利的话。”陈永庆大声吆喝大家。
仁廉不哭了，但当他仰起头来时，已经是泪流满面。
“娘，大嫂，你俩要想得开，大哥不会有事！”老二陈仁厚也劝解娘和大嫂。
“俺伯是个好人，他们为啥要抓他？”陈文贞拍着妈妈问道。
“贞贞，大人的事你别问。”李氏搂住文贞说，“走，咱到你四叔屋里。”
正浸润在幸福遐想中的仁梓和怀秀夫妇，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仁梓楼住文贞说：“贞贞别怕，你伯没事。”
尽管陈家和史家人都在相互安慰说仁礼没事，但在陈家人看来，这不是一场虚惊，是一场灾难，已经大祸临头，仁礼凶多吉少，很可能回不来了。
5、请愿
史忠良回到陈家庄后，面对恩人的遭遇，忿忿不平。很快陈家庄的农民们，大都知道了陈仁礼被捕的消息，也纷纷抱不平。一个叫李贤玉的实验学校教师，是学校党支部刚发展的一名预备党员，平时与丁之瑜友善，听说陈仁礼被捕后，也忿忿不平。她效法丁之瑜，主动写了个请愿材料，上书市委，为陈仁礼鸣不平。在上书中，她历述了陈仁礼的四大善行：1、拥护共产党，曾向解放军捐献大米20吨，自动交出全部财产；2、专业好，改造山河，使陈家庄变成青山绿水小江南；3、人缘好，与人为善，和谒可亲；4、历史清白，曾救助过多名抗日义士和共产党员。上书恳请市委从轻发落陈仁礼。李贤玉没料到，上书文本被人看到，拿了出去，竟有五百多农民在上面签字画压，力保陈仁礼。
李贤玉没有想到，他的上书帮了倒忙，成了催命符，连自己也被牽了进去。
当上书报到镇委后，把镇委书记张甲高吓了一大跳。这么大的事，他事前竟一点也不知情？这是非组织活动。事关重大，他敢紧拿去同工作队队长张兆祖商量。
张兆祖见到上书后，也被吓了一大跳。他没看上书内容，便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活动。他没有及时发现，显然犯了失职的严重错误。他同张甲高商量后决定，两人立即向市委汇报，并做深刻检讨。
张寿光是新任不久的九阳市委书记，是平原省委的原宣传部部长，也是平原省绝无仅有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赴任前，他得知，省委已收到多封举报信，举报以沈怀德为首的“陈家庄帮”袒护陈仁礼。来到九阳后不久，他又收到了几封类似的举报信，大都与“陈家庄帮”袒护陈仁礼有关。例如：在九阳土改中，仅市区的二十多个乡镇，就杀了几百个地主，但九阳最大地主陈仁礼却安然无恙；工贸公司搞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被推举为陈仁礼主义，与马列主义分庭抗礼，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相对抗；根据举报，陈仁礼当过汉奸，奸污过幼女，用女色腐蚀过党员干部，等等。恶迹斑斑的陈仁礼，却被原市委封为开明绅士，岂非咄咄怪事？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对阶级斗争的动向十分敏感，根据举报信，使他作出了初步判断：陈仁礼是个阴谋家和野心家，是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却在以沈怀德为首的“陈家庄帮”的保护之下。
张寿光的这个判断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素质之使然。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等。对于马列主义导师们的这些理论，张寿光早已烂熟于心，融化在血液里，成了理论家不可撼动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他认为，当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场动员和组织亿万贫苦农民阶级去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平原省委宣传部编写的《内参》中，他高度赞扬广东省委“村村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方针；他完全肯定南阳县委在去年一年处决一千一百多名地主和反革命做法的正确性；他激烈批判把地主土地直接收为国有，是超越“村村见血，户户斗争”的历史阶段，违犯了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伟大理论，因而是一个用和平过渡取消阶级斗争的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陕北、晋绥等边区，毛主席曾树立多个地主为开明绅士，如李鼎铭先生，那是基于当时统战大局的考量，是“退一步进两步”策略的体现。但他还知道，毛主席树立的多个开明绅士，许多人的命运，没有像李鼎铭先生那样寿终正寝。例如：曾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孙良臣，被“群众”打死了；曾任边区参议员的牛友兰，在兴县游街时，被铁丝穿鼻，由亲子牛荫冠“牽牛”示众，三天后暴毙；还有一位“红色绅士”刘少白，受“无端打击”后卧床不起……对此，他认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历史之必然，因此，在当前全面胜利的条件下，不能再“退一步”，要一步到位，因而，在九阳，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李鼎铭。基于这些认识，他同非“陈家庄帮”政法委书记唐志先等部分市委们通气后，便果断做出了逮捕开明绅士陈仁礼的决定。
张寿光的果断决定，向省委表明，他不仅是马列主义理论家，更是马列主义政治家，与前任沈怀德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不能同日而语。
陈仁礼归案后，他下令九阳政法委调查陈仁礼的罪行。
九阳政法委是新组建的机构，以取代撤消的警备司令部。原警备司令部包括黄司令在内的一部分在职的军事干部和战士，都回归部队，另一部分在职人员，改编为公安军九阳大队。原市委书记沈怀德拟杨建平为政法委书记，但张寿光来后，改变了沈的安排，任命与杨建平有嫌隙的原九阳市公安局局长唐志先为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军九阳大队政委。
正当唐政委接令组织调查时，李贤玉的上书，使陈仁礼案情急转直下。
见到上书后，张寿光勃然大怒，认定这是一起与“红枪会”“一贯道”等反革命组织性质等同的反革命事件；认定以李贤玉为首的组织，是陈仁礼组建的隐形组织，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甚至可能有纲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那五百多人联保，就是铁证。于是，他下令唐志先，立即逮捕李贤玉和主要签字人，并立即会同新华社记者，进驻陈家庄，调查陈仁礼的反革命罪行。
唐政委接令后，立即命令陈家庄镇派出所，逮捕李贤玉。很快，李贤玉被缉拿归案；联合调查组也迅速进驻陈家庄。
联合调查组不辱使命，迅速调查出陈仁礼“汉奸、恶霸、奸幼、色贿和陈仁礼主义”五大罪行，其中，陈仁礼主义是五大罪行之最。调查结果，汇总成文，上报市委。
张寿光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扩大当事单位的领导人张甲高和张兆祖参加，研究陈案的处理决定。
在扩大会议上，唐志先向会议报告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过程，报告了陈仁礼五大罪行的证据，其中“陈仁礼主义”为罪恶之首，建议判处陈仁礼死刑，立即执行；同时认定李贤玉是无形的尚无纲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的头头，判处她有期徒刑20年。唐志先的建议是有根据的：为了配合电影《白毛女》的放映，张书记的耳提面命，使他变成了扩大会议的主角。
张寿光原以为，会议会顺利通过他同唐志先拟定好的建议，没料到，副书记杨建平对五大罪行的论据提出异议。杨建平认为，五个罪行的头两项，与前市委授于陈仁礼为开明绅士的根据相反，显然是否定前市委的决定，应把否定前市委决定的理由说得更清楚些。对于五大罪行的后三项，他认为要进一步调查，使证据更加令人信服。与此同时，张甲高和张兆祖对李贤玉案也提出了异议。两张认为，李贤玉发动五百多人签字，是向市委施压的反革命活动，应予惩处；但念其年轻，是学校新发展的预备党员，没有反革命主观故意，建议从轻发落。杨和二张的异议，也得到一些委员的支持。
显然，张寿光的权威，受到了“陈家庄帮”的挑战。为了解围，唐志先主动为一把手迎战。他说：“不要用个人恩怨来要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杨建平知其所指，便强硬怼之：“什么‘个人恩怨’？请说清楚。”
“21块和800块大洋！”唐志先不屑地说。
张建平听后勃然大怒，猛拍桌子道：“这是市委早已结论了的事，你要推翻？”
“过去的错误为什么不能纠正？”唐志先毫不退让。
张寿光忽然发现，唐志先操之过急，干扰了他树立权威的大方向。他也发现，市委意见分歧，说明并非统一，而唐志先也不代表市委的多数。为了树立个人权威的目的，新来乍到的他，宜采取平衡权术，鼓励唐派的同时，要安抚“陈家庄帮”。他说：“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过去市委决定了的事，不能随便推翻。”
由于意见分歧，扩大会议没有就唐志先的建议做出决定。做为一把手，张寿光不能容忍他第一次的决定受挫，他要依靠省委的支持，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于是，他当场决定，将扩大会议情况，汇总上报省委，由省委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