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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寿
关怡早就张罗着给婆母过六十大寿。在娘家，关怡是个孝女，在婆家，关怡是个孝媳，与婆母关系十分融洽。她查了黄历，婆母属猴，生日是丙申年腊月二十，学校也刚好放了寒假。腊月二十那天，节气是“大寒”，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有“大寒过了就是年”的吉利话。尽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关怡还是提前告诉隽成，婆母的六十大寿，要好好操办一下。
贾隽成知道关怡的心事。那年借给她家的三十五块大洋，实在无力归还，尽管母亲说，都是亲戚，没有钱算了，但关怡对他说，她总觉得对不住婆母。近些年，岳父家尽管仍很困难，但生活毕竟有所改善，便拿攒好的60万元来还母亲的帐。恰逢人民币改革，60万兑换成60元。这60元能抵多少银圆，当时谁也说不清楚。银行工作人员说，按规定，一块人民币等同一块银圆，但黑市每块银圆的价码已抄到二十多元新版人民币。不过，黑市价码只是听说而已，因为，法律规定，买卖银圆非法，抓住就判刑，很少有人敢冒这个风险。岳父执意要还帐，不还，心有愧疚，但又拿不出银圆，只好拿人民币还，抵多少，算多少；但母亲说过几次“算了”。双方推来推去，有些难办。但他照着关怡的思路想出了个办法。他对关怡说：
“过去给老人家过生儿，弄四样菜，吃一碗长寿面条，或做成蒜面或做成炸醬面，就算过生儿了。这次给咱妈过六十大寿，到时候，咱们再拿40块，加上这60块，合计100块，办三桌水席，请你家人都过来吃一顿，喝一顿，就算把那三十五块大洋的事了结了，你说呢？”
“好！好！”关怡举起两手说，“我举双手赞成！”
九阳的7-8月间，天气闷热，人们纳凉全靠扇子。九阳人常在芭蕉扇子上，用毛笔写上四句顺口溜：“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然而，芭蕉扇脱销了，市场上买不到，许多九阳人不得不用竹编扇和裱糊的纸扇纳凉了。在放暑假前，学校给全校师生办了件好事，主管总务处的王副校长有本事，弄来了几大包芭蕉扇，每个学生可买一把，教职员工每人可买三把。那天，丁之瑜有事请假回城，贾隽成代她买了三把，当晚送到丁守义家里。
无巧不成书，丁守义恰好有事要请他吃酒，对他说：“老弟，马上要放暑假了。8月12日星期天，我想请你夫妻俩到我家，品尝一下我的手艺。”
贾隽成不解地问：“老兄，品尝什么？”
“那一天是七夕，我亲手做一桌水席，请你俩来品尝品尝，看看我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不能凭白无故吧，贾隽成当然要问：“呵呵，你会做水席？我倒想看看。不过，七七是牛郎会织女，你家肯定有什么喜事？说说。”
“有，你来就是了，到时你会知道。”
贾隽成正想找一个会做水席的师傅，这不是送上门来了。但他还是卖了个关子：“你不说，我不去。”
丁守义笑道：“你不来，我派人把你俩五花大绑捆来。”
贾隽成也笑道：“呵呵，你有本事；不过，不用你捆，我们自来就是了。”
丁守义请贾隽成夫妇吃酒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都十几年的交情了，双方的秉性、脾气都相互了解，感情上又合得来，这都不用说了；关友梅与关怡不仅同姓，三代前还是表亲。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听说贾隽成快要升河高副校长了，在市教育界肯定有不少朋友，他刚好有要事相求。
他的一个孩子已参加了升高中的考试，估计分数不低，想上重点高中。当时，九阳重点高中有三所，就是市一高、二高和河高。听说，重点高中审查学生家庭成份很严，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基本上不录取。他的家庭成份被定为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农村的富农或富裕中农，户口本上已注明叫“小资”，虽比不上地主和资本家，但仍属剝削阶级范畴。他怕孩子升不到重点高中，影响孩子的前途，因此，他想请贾隽成帮他想想办法。他还替他妹子丁之瑜着想。贞贞聪明过人，又好学，每学期期末考试，不是第一名，便是第二名，没有当过老三。她马上要上初中了，家庭成份是个大地主，父亲又被斃，光这两项，不要说上重点初中，恐怕连一般中学的门都难进。他曾劝妹子改嫁，给贞贞換个成份，当时，也有人来丁家提亲，其中就有关怡，他也向妹子说了，但他发现，妹子没有改嫁的意思。对于妹子家的这种情况，他也想请贾隽成给他出个主意。
他把想法告诉了妹子。但丁之瑜不同意二哥的想法。她对二哥说：“你的事我管不了；我的事你别管。”
“你想叫贞贞失学？”丁守义有些不满。
“我想，还不止于失学。”丁之瑜说，“万一上不了初中，在家自学，我来辅导。我是高中语文老师，我上过大学吗？不是全评自学？”
兄妹的争论，没有结果，各自坚持各自的想法。
七夕终于到了，祝福丁母六十大寿的寿宴如期进行。
当贾隽成和关怡天妇来到鼎新街丁家四合院时，丁家已在上房堂屋里，纵向摆了两桌酒席。堂屋条几中央，摆着一盏三层铜灯，旁边放着一台留声机；壁上挂着一幅红色帷幔，上面用金黄色的丝线，绣着“六十大寿”四个大字；两张酒桌上，已摆好了四荤四素冷盘。丁母端坐在上席的正位，孙男孙女们个个喜笑颜开，围她而坐。他对着迎接他俩的丁守义说：“伯母六十大寿，你不告诉我，叫我空手而来，丢人现眼？”
“什么时候啦！”丁守义笑道，“拜寿送礼，那是旧社会的一套，现在不兴了。”
只听丁母对贾隽成喊道：“你俩来我就高兴，送什么礼呀！”
贾隽成和关怡只好上前，向丁母深深鞠了一躬，说了句“祝伯母寿比南山”的吉利话后，便自动到下席落坐。在下席落坐的还有丁守忠、丁守义夫妇、丁之瑜母女俩，其他孙男孙女五人，由丁守忠家领着，围着丁母说笑。
关怡一眼便看上了长得秀丽的陈文贞。她把贞贞拉着她跟前紧挨着她坐下，问道：“你十岁了吧？”
“十一啦。”贞贞忙答道。
关怡爱怜地拢了拢贞贞的头发说：“该上六年级了吧？”
“嗯。”
“听说你的成绩好，总是头一二名，跳级上中学也是可以的。”关怡又说。
“我想考初中，俺妈不叫我跳级，叫我按部就班上六年级。”贞贞说。
“也好。”关怡搂住贞贞亲了亲脸。
只听丁守忠说了一句“开始吧”后，丁守忠家便上前点燃了铜灯，六根灯捻竖着红光，在白昼里闪烁。贾隽成和关怡正为铜灯纳罕时，留声机里也响起了轻快激昂、节奏明快的音乐《步步高》，丁家老小开始逐个向丁母行跪拜礼。
礼罢，丁守义打开一瓶宝丰大曲，先给贾隽成斟了满满一杯。贾隽成不敢先沾，他举起酒杯，走到丁母跟前，双手捧杯躬腰说：“请伯母先饮一杯！”
丁母呵呵笑着说：“我不会喝酒。这么着吧，我以茶代酒，咱母子俩先碰一杯！”说罢，她举起了茶杯。
贾隽成一万个没想到，丁母把他当成儿子了。他激动地举着酒杯碰了一下丁母的茶杯说：“请伯母先饮一口。”
丁母果真先喝了一口茶水，但见贾隽成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哈哈，”丁守忠家笑着说，“真是大喜，咱妈六十大寿要认干儿子了！”
“说说笑笑而已，你们当真了？”曾读过多年私塾的丁母笑呵呵地说，“认干儿子干闺女的事，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隽成三十多了，我能不懂这规矩？”
“妈，你说我不懂？”丁守忠家笑着辨白道，“你说‘咱母子俩先碰一杯’，我以为你要认干儿子了。”
“那是我看隽成和守义好的像一个人一样，咋不是我的儿子？”
大家都觉得老太太说得有理，于是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寿宴进行得不亦乐乎。
正吃着说着，关怡突然笑着对丁母说：“伯母您说得对，认干儿子干闺女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我生了两个男孩，就是不会生女孩。我想从您的孙女中挑一个，当我的干闺女，圆一下我有闺女的梦，不知伯母答应不答应？”
丁母知道关怡看上了漂亮的贞贞，便笑着说：“可以，可以。不过还得由她妈做主。”说罢看了丁之瑜一眼。
“太好了！”丁守义竟抢着替妹子回答说，“贞贞，快给你干妈磕个头。”
关怡说：“你说的不算，人家妈还没有表态哩。”
丁之瑜本来不想要二哥管她的事，特别是贞贞认干妈的事，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但对突如其来，有些踌躇，二哥却代她说了。对她来说，二哥是最关心她的人，咋能当面抢白他，办他丢人？只好笑着答应道：“好，好，贞贞，快给你干妈磕头。”
贞贞最听妈的话，俯下身子，便给关怡磕了个头。
贞贞下跪磕头，迎来了一片掌声，寿宴火热起来。贾隽成夸关怡“有本事”，认了个漂亮的干闺女；丁家人七嘴八舌地说，贞贞“有福气”，认了个有本事的好干妈。
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碗筷叮当、觥筹交错，好不热闹。
“上菜吧。”丁守忠说罢，丁之瑜同两嫂嫂同时起身，走进厨房，忙碌起来。
不多会儿，由丁守义主厨“水席”的八大碗菜肴，回笼或回锅加热了一下，变成热菜，都端上席来。所谓“水席”，一是热菜大部份是碗碗有汤；二是热菜要一道一道上，吃完一道，再上另一道，犹如行云流水，不断更新；由于主厨和三个主妇，都是就席者，因此，只好一次上齐。
九阳风气，水席第一道大菜，当属“九阳燕菜”，为水席中的上肴。那是由燕窝丝为主，配以海参、鱿鱼、笋片和鲜鸡汤做成。过去，在旧社会，这些主料和佐料，生意场上的能手丁守义，都能搞到，做一碗货真价实的燕菜，垂手可成；但现时不同，这些主料市场断货，很难做成，只好以假代之，变成“假燕菜”。所谓“假燕菜”，是罗卜切成细丝，粉芡勾兑过笼后，配以虾米和鲜汤，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九阳燕菜”。这不是丁家的发明，这是九阳的低档燕菜，一般家庭都能吃得起。其他热菜还有“条子扣肉”、“水汆丸子”、“连汤肉片”、“八宝糯羹”、“糖醋鲤鱼”和“鸡蛋花汤”等等，还有一道叫“蜜汁参汤”，是红薯切成棱形小块，过油后，配以酸甜浓汤而成。
吃着喝着，贾隽成和关怡对丁守义的手艺赞不绝口，特别是那道“九阳燕菜”，清爽利口，味道新鲜。
对于清爽利口，味道新鲜的“九阳燕菜”，丁守义并没有介绍他的做法，因为这道菜即便宜，做法又无什么秘密可言，但他的一句话，倒使这道菜神秘起来。他煞有介事地说：“这道菜之所以清爽鲜美，与这盏铜灯有关。”
一句话，引起了一阵哄议。丁家人虽然知道这灯是借来做寿用的，是丁之瑜从史怀秀那里借来的，名叫“三仙拱月灯”，也知道善仙善兔的故事，但他们并不知晓仙灯与“九阳燕菜”有什么关系，连丁之瑜也莫名其妙。丁家人尚且如此，外人贾隽成和关怡更不知其奥妙所在，况且他们刚到，便对这个丁家借来的铜灯产生了好奇。
“说说，说说。”家里人都不明白，异口同声地都叫丁守义说说，连丁之瑜也叫二哥说说，两位客人更不用说了。
丁守义咳嗽了一声说：“这没有什么新奇。”由于客人不知这灯的故事，在介绍了“三仙拱月灯”的故事后，他说，“在一本书叫《向日葵短篇童话集》里，有一篇叫‘兔子和燕子’的故事，说的是一只金丝燕飞往南方过冬时，掉队了，钻到兔子洞里取暖过冬。善良的兔子收留了它。”
“燕子也遇到善人了。”丁母也搭腔了。
“是的。”丁守义继续他的故事，“兔子每天用刨来的罗卜，撕成条条，喂养燕子；燕子为了感恩，便每天把粘液腺所分泌出来的唾液，吐到罗卜条条上，凝成团团，制成燕窝，叫兔子吃。由于这个原因，燕子没有饿肚，活下来了，兔子吃着燕窝罗卜丝，清香可口，也壮实起来了，于是，两人成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没想到二哥也会编童话故事！”丁之瑜笑着说。
“这故事编得好！”老太太又发话了，“这灯是六个善人的灯，今天又增加了一个善人燕子，为七善。七善应七夕，今天是个好日子。”
“伯母说得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一是伯母六十大寿，二是七善应七夕，是个很吉利的日子。”关怡情不自禁地说，“我还想再加上两个善人：牛郎和织女。你看，他俩每年都来鹊桥相会，对爱情坚贞不渝。忠于爱情的人，一定是善人。伯母六十大寿是九善应七夕，好上加好，更吉利。”
编织童话故事的丁守义又发话了，说：“关怡说得好。在个位中，九数最大，九善是最大的善。”
关怡笑道：“九数不仅最大，还是最高，所谓‘敢上九天揽月’，九善最高。”
丁之瑜觉得自己也应说一句。她说：“‘九’还最纯洁。《楚辞》说：‘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阳’者光明，没有虚情假意。”
贾隽成也笑道：“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乃最大、最多、最纯、最长久的概念。道家所谓‘九九八十一终成正果’，伯母到八十一岁时，一定正果成仙。再过三十年，到伯母九十大寿时，我们再来祝贺伯母仙寿万寿无疆！”
丁之瑜没有料到，这盏铜灯竟引起这么多的联想。
丁母也沒有想到，自己的生日，从六善到七善，又从七善升到九善，而九善是最大、最多、最纯、最长久的善，因而，她觉到，今天六十大寿，是她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她脱口而出：“今天我被善包围了，我发现，我周围都是善人。”
为了让老太太高兴，贾隽成和着说：“我觉得，咱们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善人！”
“还是隽成说得对。”丁母突然有感而发，说，“我看老百姓九成以上都是好人，那坏人不到一成。”
“是的，他们是极少数。”贾隽成继续和着说，想让老太太高兴。
“他们是极少数。”丁母忿忿不平地说，“可他们人少，权力很大，动不动抓人、杀人，还编造了许多杀的理由，连五百多人的联保，都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理由！”
丁守忠立刻发现，母亲又要大骂了。见大家都不动筷子和勺子了，便起身说：“妈，寿宴差不多了，该收了吧？”
母亲也立刻知道儿子的意思，怕他的客人面前大骂。想了一想，觉得儿子说得有理，便对丁守忠点了点头。
寿宴结束，丁守义请贾隽成夫妇到他屋里叙话。由于丁守义与贾隽成是多年的好朋友，心心相通，毋需闭口藏舌。
“我看老太太又为陈仁礼的事生气了。”贾隽成从丁母的不平的语气中，看出了她心中的忿懑。
“是的。”丁守义说，“她常为陈仁礼的死抱不平。”
“何尝是她？”贾隽成说，“很多人为仁礼抱不平，有什么办法？中央的政策是杀罪大恶极的，无疑十分正确；但到下面，就变了，好像杀得越多越革命。连仁礼这样的好人都杀，我真看不惯！”
关怡有不同见解，她直言批评起贾隽成来：“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像陈仁礼这样的好人杀的还少吗？这是现实。你看不惯，也得设法看惯；实在没法，也得憋到心里不说；不然，你会犯错误。我说过你几次了，你就是不改。”
“也可能是秉性难易吧。”贾隽成说，“我总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下面，被老左们搞砸了。几个月前，教国文的王老师曾对学生说，短篇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建议学生们课外阅读一下。不料，批胡风时，由于小说的作者路翎是胡风集团成员，有个政治教员叫赵永刚，是校党委委员，被人称为‘纯正的布尔什维克者’，总是提着棍子想打人，便抓住这个事不放，一心想把王老师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我看不下去了，说：‘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是不是《人民文学》的编审都是胡风分子？’一句话说得他张口结舌！”
“你以为你主持正义了？你知道你这样说会得罪多少人？”关怡又数落起贾隽成来。
“话到嘴边留半句。关怡说得对。”丁守义颇有感触地说，“医院大都是医护人员，与文艺界关系不大，偏偏有一个爱管闲事的医生，管不住自己的嘴说：‘胡风写了三十万言的建议书，正大光明地呈送给文化部，怎么变成了反革命？以后谁还敢提建议！’幸亏他很快做了深刻检讨，差一点被打成胡风份子。”
“话到嘴边留半句，我也知道，可是憋不住啊。”贾隽成说。
“憋不住也得憋。没到浪头上；如果在浪头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后悔都来不及！”关怡再次数落贾隽成。
“关怡说得对，咱们都得好好管住嘴，憋住点。”丁守义对贾隽成说，“譬如我被订为‘小资’成份，属有剝削行为的小资产阶级，虽不是敌人，可也不是什么好朋友，不找你的毛病，就算不错。因此，运动来了，我就顺大流：大家说谁好，我随着说点好，大家说谁坏，我也跟着说点坏；但顺，我只顺他个五六分，最多七八分，决不超过别人，不当出头鸟；路见不平，就憋住，少管为妙。”
“守义说得对，你得好好学学。”关怡对贾隽成仍不依不饶。
“我理解守义，他有个‘小资’出身包袱，是得谨言慎行。咱俩不同，你的出身是‘市贫’，我的出身是‘工人’，你怕什么？”
“看看，看看，”关怡对丁守义说，“他是不撞南墙心不死；但撞了南墙，想回头已来不及了。”
“关怡说得对，你要好好听听。”丁守义对老友直言不晦。
“你们说得也不错，只是世故了些。”贾隽成说，“眼下，错批、错斗、错抓甚至错杀，时有发生，都是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思潮造成的，都是不听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是一个党员，要维护党的纯洁，敢于同这些错误思潮作斗争。我深信，早晚有一天，毛主席会发动群众来批判这种错误思潮。”
“看看，看看，”关怡对丁守义说，“他只知道认真，不知道糊涂，更不知道大人物都说‘难得糊涂’是啥意思，连‘识时务者为俊杰’都忘了。”
关怡知道隽成固执，一时半会说服不了他，她也不想再在守义面前数落他了，便转移话题，对丁守义说：“提亲的事你说了吗？”
丁守义知道关怡说的是她给丁之瑜保媒的事，便摇了摇头说：“我看她还没有改嫁的意思。”
心直口快的关怡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贞风亮节？”
贾隽成说：“你当哥的要开导开导她，关怡给她介绍的那个人我认识，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贾隽成说的这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叫张荣辉，是关怡同学的丈夫。在旧社会，他曾是九阳红十字会于会长的书记员，是个有一两百亩土地的颇为富裕人家的后生。当年，关怡家有困难时，曾向同学求助，从张荣辉那里借到了十五块银圆。张荣辉的父亲是个聪明人，解放后不久，除留下十五亩地外，其余一百多亩地，全部以两折的价钱卖给了急需土地的农民；由于他人缘好，又热衷于善事，土改时，被订为下中农。由于出身成份好，张荣辉也很快入了党，在市民政局做事。由于人缘好，工作积极，深得领导信任，两三年后，便升任社会救助科科长。近来，又传说，他可能要升任市民政局副局长。在贾隽成看来，富有同情心是张的强项。前年，关家拿了50万元来还帐， 知道关家的困难，便按1万元一块银圆的银行规定，从50万元中只捏了15万元，尽管黑市一块银圆已抄到20多万元人民币。对此，贾隽成和关怡都十分感动。
“这人的确不错，是个德才兼备的好人。”关怡颇有感触地说，“我的那个同学没有福气，常年有病，也没有生个一男半女，去年八月，久病成癌，撒手人间。对爱妻去世，张荣辉悲痛欲绝，发誓今生今世不再继弦。我想，这不过是暂时的悲不自胜而已，把丁老师介绍给张荣辉，也许能疗治双方的精神创伤。”
“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丁守义说，“但你们不知道，我的那个妹子有些固执，叫我不要管她的事。”
贾隽成对丁守义说：“丁老师是你的亲妹妹，你要好好劝劝她，不要固执。张荣辉真是个好人，是个很有水平很有前途的干部；如果能成，对双方都有好处，贞贞的家庭成份也会改变，将来上高中上大学，都不会有什么困难。”
“好吧，我再试试看。”丁守义这么说。
正说之间，丁之瑜走了进来。话题立刻转到家庭成份上。
贾隽成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家庭成份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重要了。”
丁守义说：“你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很多人说，家庭成份是地、富、反的孩子，都不能上学，农村更邪乎，这是真的吗？”
贾隽成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有成份论者，又是不唯成份论者。这说明，对家长，要讲成份，这是分清敌我的一种办法，而对他们的子女，不能按他们父辈的成份看待。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但有些人很左，不按中央政策办，把子女与父辈等同看待，显然是错误的。”
“有些人的确有点左，像城改，就搞得满城风雨。”关怡说，“我在做家访时，遇到了一个自由职业的家庭，是个唱河南梆子的，是次要演员。剧团城改工作组规定，上层主要演员为‘民资’，相当于地主和富农，但属于‘朋友’阶级，是‘团结’对象；中层次要演员为‘小资’，相当于富农和富裕中农，也是‘团结’对象；下层打小旗跑龙套的一般演职人员，为‘市贫’，相当于贫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对象。政策宣布后，主要演员都去打小旗跑龙套了，一般演职人员风光起来，都争着去演主角。不到一个月，剧团揭不开锅了。市委知道后，决定停止剧团划分成份的试点，还原过去建制。不到一个月，剧团慢慢又有了些收入。幸亏学校没搞城改，否则，学校也得关门，我们这些当老师的，都得打扫卫生补漏锅去！”
丁之瑜则认为，不搞城改是暂时的，早晚还要搞，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共看来，在老百姓中划分成份，是分清敌友的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省略了许多庞杂冗长的司法程序。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使她懂得了说撒谎式的违心话的重要性，要不，干脆不说。今天这个场所，她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但她选择了沉默。
贾隽成气愤地说：“剧团城改是错误的，是市委中一些老左和左棍搞的，中央不承认。”
“看看，说着说着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关怡又数落起贾隽成来，“什么老左、左棍，你不会憋住不说？”
“在这里说说也无妨，没有外人。”丁守义说，“不过，关怡说得对，其他场合千万憋住，别这么说。”
“你们说的都对。”贾隽成说，“在教育界，许多同事都持有跟我相同的看法：对学生讲什么成份？成绩第一！但没人敢公开这么说。我想说，但也憋住了。”
关怡说：“这就对了。不然，枪打出头鸟，先拿你是问。”
“我不怕他们拿我是问。”贾隽成说，“咱们教育界里就有一些自称为‘布尔什维克者’，好像他们是多数派，实际上他们人数少得可怜，是‘孟什维克’，他们公开要求，重点高中一律招收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对此，市教委有些领导竟表示支持，说这是党的阶级路线在教育上的正确反映。但民心呢？我知道，相当多的同事不赞同那些所谓‘布尔什维克’们的看法。市二高孙副校长对我说：‘他说他的，我招我的；只要分数线达到了，管他什么成份，我一律照收。’”贾隽成对着王守义说，“我知道你家的老大要上高中了；放心吧，只要分数达到，孙副校长已答应我，他照收不误。”
丁守义没有想到，他想相求之事贾隽成竟主动替他做了。显然，他俩够得上是金兰之友。
贾隽成肯定地说：“剧团试点失败了，党和政府不会再在学校里搞城改。”
“也不尽然。”丁之瑜终于要说话了，“有些知名人士著文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阶级斗争’、‘划定成份是分清敌我的有效方法’等等，虽然文化界和教育界不会再搞城改，但換一种方式搞阶级斗争呢？如：批判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是维护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奴仆；批判大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思想；发动青年人批判红学家为唯心主义，把俞平伯教授搞臭；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是反革命思想，并把胡风和他的支持者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加以逮捕入獄，等等。这一切说明，革命在继续，城改方式在演变，阶级斗争在不断深化中。这些都是常识，但我们都要看见这些常识，还应认识和评估这些常识。”
“有人问我，”关怡说，“农村土改评成份能促进生产，剧团咋没饭吃？我一时答不上来。”
“个体农户的生产是小农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一般农民都会做。农民也好满足，有一二十亩地，就能养活全家，就会唱《农家乐》。”丁之瑜说，“演员和教师不同于农民。知名演员是许多年磨练出来的，教师是学校培训出来的，譬如你，就读了十二年书，还参加了半年多的音乐培训，都是脑力劳动者，他们创造的价值远比简单再生产高得多。因此，没有知名演员和合格教师，剧团和学校就组建不起来；组建起来的，也不过是简单再生产，如扭扭秧歌，跳跳大刀舞，唱唱《兄妹开荒》，最多是个‘乌兰牧骑’。”
在贾隽成看来，丁之瑜是很有水平的国文教师。他发现，授课中，她很少涉及政治，甚至有秘而不宣之嫌；但当回避不了时，她会粗略一句带过，从不深究细推。对此，他颇为理解，这很可能与她的身世有关。他还认为，正如她刚才所说，她说的都是些常识，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但对于这些常识，她不说则已，一说必有高人一筹的政治含量。——这是他长年对她观察的结果。
“丁老师说的有些道理。不过，”贾隽成对丁之瑜说，“你有点悲观了。我想，阶级斗争这根弦，不可能越绷越紧，绷得太紧会弦断琴毁，一切玩儿完。”
关怡说：“‘越绷越紧’也有可能，‘布尔什维克者’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这是现实。要改变这个现实，我们是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因此，只能去适应，不能去硬碰。”
贾隽成笑道：“照你说，那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用反了？”
“当然不是。”关怡反驳说，“当中央号召反时，我们再反不迟，现在只能去适应。”
丁守义笑道：“这里可不是你夫妻俩辩论的场合，回家去再辩。”
关怡说：“你当哥哥都没听出来，丁老师说‘阶级斗争在不断深化中’，是讲家庭成份越来越重要，怕再过几年，我们的贞贞上不了高中。”
当哥哥的早就知道妹妹这桩心事，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关怡竟先抖了出来。丁守义对关怡说：“我早就想给贞贞改变一下家庭成份，竟没有找到办法，正想找你俩商量商量，给我出个主意。”
“那个办法不成，还有个办法。”关怡又发挥了她心直口快的功能，说，“叫贞贞跟我姓关，或姓贾，不姓陈，怎么样？”
丁之瑜知道关怡所说“那个办法不成”的意思。她曾想把贞贞改姓丁，变成“小资”，总比“恶霸”成份好些，但她没有一点把握。
“太好了！”丁守义竟又替妹妹当了一次家说。
“不妥！”丁之瑜忙说，“贞贞家庭成份是恶霸地主，改姓关或姓贾，难道叫关怡他俩替我承担责任？太不应该了。”
“承担什么责任？干闺女就是我的女儿。”关怡满不在乎地说。
贞贞改姓，的确是个新问题。第一，政府允许吗？第二，改姓后，恶霸地主子女的身份能消除吗？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复杂，但贾隽成看来，也很简单。他说：“中央政策规定得很清楚：有成份但不唯成份。市民政局已为很多寡妇的子女改了名换了姓，孩子的家庭成份也跟着变了。”
“一点不错。”关怡对丁之瑜说，“你只要同意，贞贞改姓的事我包了。”
丁之瑜十分感动。她当即表态道：“我同意！谢谢你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