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回九
一纸调令摆在神垕镇公社钧瓷厂厂长的办公桌上，那是九阳市政府调贾隽成回九阳市的调令。厂长不想放人，但许昌专署和禹县县政府已批准调令，厂长只好放人。不久，贾隽成将家事都托付给了表姐，然后启程许昌，转乘火车，回到九阳。
不久前，在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九阳大学副校长彭烈先生提出，贾隽成是卓有成效的教授，特别是在国际前沿学科量子力学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是我国难得的人材，但仅仅因说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的一句话，被打成“攻击毛主席”，订为右派份子，发配到禹县神垕当一名烧瓷工人。这是浪费人材，建议市委重新考虑对他的处分。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统战部部长杨建平，认真听取了彭烈先生的建议，并做了记录。但当时没有中央关于甄别右派分子的政策，他无法表态，尽管传说中央某部曾为一个叫朱某某的右派分子摘了帽。过后不久，市政府接到市工业局转呈的市陶瓷总厂一个报告，要求将一名在神垕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调到该厂接受劳动改造。
九阳市陶瓷总厂要求调来的右派分子就是贾隽成。在一次全国性的展览会上，市陶瓷总厂汪厂长等科技人员，发现一件非九阳陶瓷产品——唐三彩，是禹县神垕陶瓷厂的产品。这件外观完美无瑕的唐三彩，马腿上那几条蚯蚓状裂纹，分明是均瓷工艺。如果引进均瓷工艺，九阳唐三彩必将会更上一层楼。当他准备去神垕取经时，却发现，将均瓷与唐三彩工艺结合在一起的是九阳大学的右派分子贾隽成。与其到神垕取经，何如将贾隽成调回九阳。于是，他们写了份要求调右派分子贾隽成来厂的报告，并强调调贾对改善唐三彩瓷业的重要性。市政府研究了市陶瓷总厂的报告，与党的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没有冲突，于是便签发了调令。
令汪厂长等人失望的是，贾隽成并没有烧出均瓷唐三彩。但他们并不怪罪贾隽成，因贾有言在先，他在神垕的两年里，尽管烧出了均瓷唐三彩，但只烧出了屈指可数的几件，那是经验和偶然性的结果，没有科学数据链的支持。
令贾隽成意外的是，好友丁守义夫人关友梅为他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天，贾隽成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丁嫂关友梅。关友梅对贾隽成说：“我领了一个人，她想见见你，不知你愿不愿见她？”
此时，贾隽成也猜到了八九分，但还是这样问道：
“谁？”
“关怡！”
“在哪？”
“在大门外等着。”
贾隽成犹豫了一下说：“合适吗？”
“是张荣辉让她来的。”关友梅说得很自然。
贾隽成顿了一下，想到，她来干什么？但说道：“好！我见她。”
贾隽成随关友梅来的大门外，只见关怡站在一棵榆树下。他大步快步向前，当距关怡五六步时，俩人的目光已交织在一起，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那交织的目光，瞬间，使他想起了他俩初恋时的拥吻。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她已是他人之妇，他已经没有拥吻的激情，且已失去拥吻的权力。他向前挪了几步，伸出了右手，郑重其事地说：
“欢迎你，关怡同志！”
关怡伸出她的右手，与贾隽成轻轻相握，说：“见到您，我很高兴！”
“好！到屋里说话。”贾隽成转身回走，关怡和关友梅肩并肩，紧随其后。
走进隽成的屋子里，那是个单人房间，关怡一眼便看见正面桌上那盞三仙拱月灯和贾母的遗像，便对隽成说：“能叫我给娘磕个头吗？”
当听到“磕个头”后，对关怡来的原因有所了解。“给娘”似乎关怡还承认他的母亲是她的婆母？但又一想，不一定，九阳风气，一般都称朋友的母亲为“娘”或“婶”。尽管如此，他对关怡磕头表示理解。他顺手拿了个垫子，放在母亲的遗像前，说：“请！”
关怡跪了下去，久不起身。贾隽成望着她的背影，似在抽动，但未闻哭声。关友梅拉起关怡在一边坐定，见关怡已是满面泪水。贾隽成拿出块毛巾，在水盆里摆了摆，拧干，递给关友梅。关友梅拿着湿毛巾，递给关怡，要她擦脸。关怡擦了擦脸后，说：“我对不起娘！”
贾隽成非常了解关怡，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他对关怡说：“事情都过去了，把它忘掉吧。”
“我忘不了！”关怡说，“我忘不了娘，娘是个好人，善人，我忘不了。”
听见关怡一个劲的叫娘，叫得贾隽成有点揪心。他动情地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误造成的，要怪，就怪我吧。”
“不！不能怪你。”关怡说着，眼圈又有点发红，“我违背的诺言，走了另一条路。我对不起娘，也对不起你。”
“请你不要再说对不起这，对不起那。”贾隽成说，“真正对不起娘的是我，对不起你的也是我！假如我不是右派，娘不会死；假如我不是右派，你也不会离；一切都会正常。”
“今天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关怡认真地说。
“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因为，应道歉的是我。你为两个孩子操够了心，吃尽了苦头。”
的确，贾隽成从关友梅那里，听到了许多关怡的难处。为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成份，她曾想与一个死人结婚，遭人揭发举报后，她受到了学校党总支的严厉批评，批她企图欺骗党和政府，批她不择手段，批她道德败坏，甚至威胁要停止她的党籍。她没办法，便求助于张荣辉。张荣辉早就看上了关怡，在他人的撮合下，他与关怡假结婚。假婚后，张荣辉帮助关怡非常尽心，不仅使她在学校里抬起头来，还使两个孩子改贾姓张，使他俩瞬间由白色的敌人后代，变成了红色的革命后代，顺利地通过了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政审关。关怡非常感激张荣辉，假婚后不到仨月，两人便搬到一起，同居了，由假结婚变成真夫妻。
关友梅认为，如果贾隽成不是右派，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关怡拿出二三十块龙洋，放到桌子上说：“娘给我了100块，我花掉了72块；这28块应该给你。”
贾隽成当即表态道：“你应该留着。两个孩子的未来还长着哩，还得靠你。你也知道我的处境，连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哪有能力去管孩子。拜讬你啦！”
“我们俩每月180多块，够花了。”关怡又把龙洋往隽成面前推了推说，“你现在每月只25块，不够用，这些你拿着去贴补贴补。”
“我够用了，你放心吧。”贾隽成把龙洋往关怡面前推了推。
关友梅发话了，她对关怡说：“我不叫你拿，你偏拿来。隽成每月虽只有25块，但瓷厂对他生活也有所关照，没把他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况且，他不可能永远是右派。你那两个孩子是正吃正喝的时候，我看，这钱还是你留下好。”说罢，她抓住龙洋，装到关怡的手提包里。
“丁嫂说得对，两个孩子花钱多着哩。”贾隽成说着，捧了一捧花生，放到桌子上说，“你别操我的心。你看，市场上买不到的花生，厂里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些，便分给我了半斤。你俩尝尝。”
关友梅抓了一把花生，给关怡了几个，自个儿拨着吃。关怡看着手提包里的龙洋，拿着花生，在手指里捻来捻去，没有拨着吃的打算。
“丁嫂说得对。”贾隽成看透了关怡心中所想，便强调说，“你不拿着，我娘在九泉之下也不愿意。”
听到“我娘”两个字时，关怡眼圈又红起来。再次致歉道：“我对不起她老人家。”
听到关怡再次道歉的话，贾隽成感到他俩之间的隔阂太深了。
“你误会了。”贾隽成对关怡说，“娘临终前说，‘我也是女人，也带过孩子，难处我知道。那时，年成比现在好，又有你爹在。眼下，她改变了主意，是被逼无奈，我不能怪她，怨她。’”
听到“被逼无奈”后，关怡控制不住，突然放声哭了起来。关友梅紧紧搂住关怡，劝道：“别哭了！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你的难处！”
贾隽成拿起毛巾在水盆里又摆了一摆，拧干后，递给关友梅。关友梅便替关怡擦泪，使关怡慢慢终止了哭泣。
“我对娘说，都怨我不能‘话到嘴边留半句’。”贾隽成的确有些悔恨。
令关怡意外的是，在梅表姐面前，贾隽成竟向她再次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说：“这都是命。”
“是的，这是命！”贾隽成也随声附和道，“临终前，娘还对我表姐说，‘告诉成儿，不要怨天怨地，也不要怨自己，怨，就怨命。’”
“是的，怨都怨命。”关怡深有感触地说，“‘命’使我俩结婚，生活在一起；‘命’又使我俩离婚，天各一方。”
“命”是什么？贾隽成十分清楚，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无法解决的命题。有人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人却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人提出“宿命论”，强调必然性和规律性，有人则提出“天命论”，强调天人合一和自由意志；有人提出“唯物论”，有人却在大讲“相对论”；有人认为有神，上帝是全能的，有人则认为无神，主宰天下的是人类中的天才和救星——凡此种种，似乎都与“命”有关，却各执一词，没有统一见解。在贾隽成看来，“命”题无解，尽管他所致力的量子力学，似乎正在向“命”解发展，但迄今不过假说而已。“怨命”，谁能说得清？但眼下，三个人关心的不是“命”的是非曲直，而是如何化解现实中的困惑。
“今天我到你这里来，向娘和你道歉，这可能是‘命’规定了的。”关怡继续说，“‘命’又把我同你联系在一起，没有办法掰开。”说着，她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叠复写的稿纸，递给贾隽成说，“做为你已离异的妻子，我有责任为你写申诉书。这份申诉书，已由张荣辉亲自递交给了市委副书记杨建平。”
贾隽成飞快地翻阅稿纸，足足有八页，是要求摘掉他右派帽子的申诉书。虽系粗看，已知她对他在婚后到离异前的所做所为，均持正面看法。他十分激动，以充满感激的心情对关怡说：“非常谢谢你！”
“张荣辉听说，”关怡继续说，“年前国务院计委有一个姓朱的工程师，被批准摘掉了右派帽子，还当了处长。他说这是个机会，要我以离异妻子的名义，替你写个申诉书。也许能引起市委的重视，或许你有同朱工程师一样的命运。”
贾隽成听了更加激动，便对关怡说：“请你代我谢谢张荣辉。”
尽管两人已离异，关怡还是以当年贤妻的身分教训她的前夫：“我还听说，那个姓刘的工程师，在摘帽时对党组织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妈妈打了孩子，不会嫉恨妈妈，会对妈妈更亲。’你看，多会说话；不像你，只会认真，不会装糊涂。”
“关怡说得对！做人就得学会装糊涂，说些违心话。”丁嫂也在教训贾隽成，
“梅表姐说得对。”这位当年的贤妻，如今以良友的身分，同关友梅站在一起教训贾隽成，“得学学那个刘工，会说违心话，真话少说或不说。这次你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是的，死了母亲，离了妻子，两个孩子改贾姓张，贾隽成付出的代价还小吗？两个女人一唱一和地教训他，他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拒谏饰非的表示，因为，他知道，她们俩完全出于善心，毫无恶意，尽管是教他学撒谎。
代价使贾隽成懂了撒谎的重要性。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了生存，在关怡关友梅走后不久，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诉报告。
两个多月后，一纸调令放在汪厂长的桌上：调贾隽成回九阳大学。汪厂长不想放，但又不得不放，难道要让一个高等学府里的教授继续在厂里当一名陶瓷工人吗？
调回九阳大学的贾隽成，经市委批准，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和教授职称，并上报省委备案。工资从每月25元，恢复为107元，不久又增加到128元。
历史记录表明，关怡替贾隽成的申诉，起了很大作用。离异的妻子为前夫喊冤，历史上闻所未闻，因而引起了市委的重视。主持右派甄别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杨建平，很同情贾隽成，九阳大学副校长彭烈、副市长兼工业局局长张甲高、市民政局局长张荣辉等党政领导干部，都为贾隽成请命，终使市委做出了给贾隽成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和教授职称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