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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入党
公社好比不老松，一年四季绿葱葱，人人都把集体爱，树大叶茂不怕风啊，不怕风，树大叶茂不怕风。
公社好比聚宝盆，五业兴旺粮满囤，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幸福的日子万年春啊，万年春，幸福的日子万年春。
三面红旗放光芒，穷棒子精神要发扬，忆苦思甜不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这是全国最为流行的歌曲，史怀秀最爱唱。当她把一碗热豆浆端给母亲后，便为母亲唱起了这首歌，催着母亲喝豆浆。歌声虽没有关怡唱得甜美，但在母亲听来，非常入耳，豆浆也喝得舒坦。
在徐氏看来，当年曾被亲家母骂称小狐狸精的幺女怀秀，越发有出息了。由于她有制豆腐乳的技术，又是响当当的贫农出身，几年前就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不过，怀秀入党并不容易。解放后，社会变化太快、太大了。她同仁梓都看见，即是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只要入了党，工作和生活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关照。为了生活得更好，他们必须入党，于是，她和仁梓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怀秀写入党申请书时，正在忆苦思甜教育运动中。她知道，要想入党，首要问题是对党要表现出忠诚老实，向党交待自己的一切，还要做到对党有利的话多说，对党不利的话不说。交待什么？说什么话对党有利？说什么话对党不利？她心里面也确实有一杆秤。在亿苦思甜教育运动中，她讲了他家在黄泛区的种种苦难，公司领导一听，就觉得她讲得好，实话实说，没有添油加醋地胡编乱造。思甜中，她想说说她家在当发家致富典型时的经历，但当想到那是沈怀德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时，她不得不咽了下去：这个“甜”不能“思”，说了对党不利。她还记得，她对农业合作化，曾说过很多对党不利的话，幸好，那是在家里说的，外人都不知道。今后要管住嘴，绝不再说对党不利的话。
然而，人们最想听的不是她忆的那些，而是她当丫鬟时受到的那个屈辱，但她却迴避了。虽然时隔多年，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大地主大恶霸陈仁礼强奸了所有丫鬟，史怀秀焉能例外？特别是在河洛医院做过人工流产，铁证如山，她不去控诉，反而有意回避，能说她对党忠诚吗？公司党委对她的看法呢？也许她不知道，但从上递了两次入党申请书都没有音信上看，党委并不信任她。人们对她的议论呢？由于她闭口不谈此事，有人认为她是顺奸，甚至有人认为是通奸，想当小婆。这些议论也许她也不知道，但从人们对她异样的目光里，使她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她开始认识到，在忆苦思甜教育中，这个问题是她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她申请入党时必须向党说清楚的问题。与仁梓商量后，决定向党组织如实交待这个令她难以张口的隐私。一天，她对公司党委王书记说，我有一个很大的隐私，想向党组织交待，但希望有个女同志参加。老书记一听，便知她想向党组织交待的是她曾被奸污过的问题。王书记答应了她的要求。
不久后的一天，在公司党委会的最后，王书记叫人把史怀秀喊到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但见王书记坐在办公桌的上端，六个党委委员分坐在两侧，其中一个是女委员，史怀秀便面对王书记坐在下端。只听王书记问她道：“你不是有话要向党组织交待吗？说吧！”
包括王书记在内的公司党委委员们，都想知道她没有控诉恶覇地主陈仁礼的原因。在公司内的一般人看来，尽管她被强奸的可能性很大，但顺奸或通奸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过，人们最想知道的是，强奸她的陈仁礼咋变成了她的大伯子哥？
史怀秀面对党委委员，突然有些失控，没说先哽，几乎想哭。那个女委员移动坐位到她身边，安抚道：“你不要激动，冷静点，慢慢说。”
“我在陈家当丫鬟时，”史怀秀冷静了下来，擦了擦眼泪说，“爹妈交待我，到陈家大院里，不要胡思乱想；但不知为啥，我丧失了贫农的阶级立场，一眼就看上了他家的四少陈仁梓。我也知道，这是门不当户不对，是妄想，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心里老装着他。后来，我发现，他对我也有意思，便同他接近，暗地里同他谈了起来。谁知，我太幼稚了，那年我十七，他十九，鬼迷了心窍，同他谈着谈着，竟怀了孕，隐情暴露。为这事，他在家里挨了打，叫我可伤心啦。没过几天，他大嫂带我到河洛医院做了流产。回到陈家庄后，我离开了陈家大院，到豆腐作坊学做豆腐乳。不久，仁梓考上了平北医学院，上学走了。也不知为啥，我心里总是牵挂着他。”
说着，又有些哽咽，想哭。女委员搂住她，慢慢抚摸她的脊背。只听王书记说：“慢慢说，别激动。”
史怀秀控制了一下情绪，继续交待说：“几年后，他老陈家败落啦，仁梓也毕了业。那时，已没有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在他大哥的主持下，我和仁梓结了婚。就在俺俩结婚的婚礼上，他大哥出了事，当场被抓走。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他大哥被判处了死刑。可我一万个没想到，他大哥的事竟与我在河洛医院做流产搅和在一起，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天天腌臜我。我哭了好几次，想找新华社记者论个理。仁梓挡住我说：‘记者和编辑都是法官，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我们又说不过他们。忍了吧，认了吧，咱俩吃个哑巴亏算啦。’我想了好一大阵子，最后，总算想通了：忍了，认了，吃个哑巴亏算啦。”
党委委员们似乎都凝固了，没有一点声音。是的，“记者和编辑都是法官”，亩产13万斤稻米，是“法官”们吹出来的，在“瓜菜代”的年代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饺子捞面大米饭，是公社社员的家常饭”等等，都是“法官”们喊出来的。对此，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人敢对“法官”说个“不”。眼前，他们只好用那双饱含温情的眼，默默地看着史怀秀，静悄悄地听着她的交待。
“说下去。”王书记又发了话。
“我认了后，以为事情总算结了。可我一万个没想到，这事现在又出来了，看来是没完没了，非要跟我一辈子过不去，死磕到底！”史怀秀流着泪继续说，“我请求党组织调查一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给我一个说法。”
党委委员们似乎仍在凝固中，面面相觑，似乎都在等待别人发声。静过片刻，还是老书记发话了。他对史怀秀说：“你交待的，我们都听清楚了。记者和编辑是法官？说的也对，上了报纸，便没法改变。但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党会给你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会后，史怀秀在党委会上的交待，在公司内传开，数百职工干部，议论纷纷。民心是杆秤。一个女职工悄悄对史怀秀说：“大家可同情你啦！都说你蒙了羞辱，受了委屈！”党委并没有给史怀秀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因“法官”是尊贵的，庄严的；但根据史怀秀的第三次入党申请，公司党委委员一致举手同意，批准她为中共党员。
由于史怀秀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入党后不久，又被市食品公司领导提拔为豆腐乳车间副主任。今年，她官运不错，从车间副主任直接提拔为公司销售部经理。
当了销售部经理的史怀秀，第一个难题是销售豆腐渣。“豆腐渣上秤，啥货？”这是当年九阳人的口头禅。如今，与过去不同，要勤俭持家了，豆腐渣就要上秤卖。由于豆腐渣不是政府计划配给的食品，公司平均每天都有三百来斤的待售鲜货，而市计委早有规定，每斤售价不得超过一毛二，因而豆腐渣成了市民们的抢手货。不卖谁，就要得罪谁！已往，有人利用职权，买了许多豆腐渣，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了防止腐败，史怀秀提出了个销售方案：每月6000斤平均分配给城内四个区政府，由他们分配给个人，凭票供应；剩余的1500-2000斤，平均分配给申请需要豆腐渣的公司职工。史怀秀方案得到公司的批准和上级的认可。根据这个方案，公司生产的鲜货，都能及时售出，史怀秀每月也能买到豆腐渣8-10斤。
史怀秀不爱吃豆腐渣，但她非买不可。在城里，是社会主义，食品由政府定量计划供应，市民每人每月配给粗细粮26斤，食油半斤，肉半斤，鸡蛋5个，蔬菜除罗卜白菜按当年产量平均配给外，其他允许到蔬菜公司自由购买。政府的配给政策，使史怀秀一家四口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可是，娘家呢？那里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叫人民公社，是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但在这个通天的桥梁上，没有计划供应，只有多劳多得，生产多少吃多少；如果粮油生产得少了，你就得“瓜菜代”，粮菜二五开，也或三分粮食七分菜，吃不饱，饿肚子，党和政府想管也管不了，连毛主席都号召“瓜菜代”。对此，她不敢想。因为，住在陈家庄的娘家人，在“粮满囤”歌声中，必须经常用些干菜和豆腐渣之类的食品来补充营养，改善生活。
这两年，陈家庄发生了巨大变化。涧河上游修了一个大水库，原来修的几个小堰塘，已全部报废，陈家庄的几百亩水浇地，基本上断了水源。不过，关西村的几部水车，起了很大作用，救活了他们的几十亩菜地。由于“钢铁元帅升帐”，老树和一二十年长成的新树，大部份被砍去炼了钢，有些人想吃嫩点的树皮，也没有地方剝。过去，陈家庄的黄色，星星点点，都在绿色中喘气，如今，黄色统治了陈家庄，点点绿色，却在黄土中挣扎。任长山仍是关西村的头面人物，人民公社化后，仍是村书记兼村长，不过官名不同，叫关西村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显然，他老了些，鬓角也跳出了几根白发。他眼睁睁地看浮肿病在不断扩大，干着急，没办法。在学大寨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领导们根据上级的报告和报纸电台的说教，都在大力宣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大寨经验时，他却大胆提出：能不能将田间地头的撂荒地分给社员，让他们种点可以吃的东西；能不能把社员自家只准养一只鸡一只鸭的规定放宽到五只。他的意见受到了批判，认为他要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鉴于他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犯过严重错误，受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指派到县委党校学习一个月，他的意见说明他学习没有成效，也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免去他关西村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的职务。任长山去职后，应有二把手大队会计主任继任，但因有人揭发，张树德早年去世的父亲曾是一贯道道徒，便改认三把手民兵连连长孙宗汉为关西村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
也许是萧规曹随在起作用，孙书记没有创新，仍沿着老书记的套路走，张会计仍然掌管财务，职称升了，叫大队会计主任。有社员反映，有人在田间地头私种茄子，栽青椒，他看了，跟老书记一样，只当没看见；有社员反映，政策是否变了，张老三家就养三只鸡五只鸭，他去看了，果然不错，但跟老书记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社员反映，王彆子家养了许多兔子，跟老书记一样，说，没有听说不叫养兔子的规定；菜地是大队重要收入来源，史忠良仍被委以管理水车的重任……关西村大队浮肿病比别的大队少得多，这是否是原因之一，见仁见智，任人评说。
不过，对关西村的农民来说，议论最多的已不是有多少公社社员得了浮肿病，病死了多少，都习以为常了，而年届四十的光棍宋洛南，从四川天府之国，领回了一个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寡妇，结束了他的鳏夫生活，倒成了大队里一颗闪光的明星。在关西村大队农民看来，宋洛南不务正业，会说几句溜西瓜皮话和几套把戏，便觉得自己有文化，甚至了不起。老书记批评他多次，叫他干点正经的，新书记也是这样劝他，当然，还有一般大的怼他。也许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认真干起来了。他喂了一窩兔子，养了十来只鸡。为了掩人耳目，他的障眼法魔术也派上了用场：平时，只让你看见一只公鸡一只鸭在院子里跑，其他十几只藏了起来，叫你看不见。他还有一个绝招，能叫母鸡下蛋时不叫唤，掩盖了他养鸡远超政府规定的资本主义不法行为。他还向史家学习，收集红薯叶和罗卜缨，扔到房上凉晒备用，把土豆红薯切成片，晒干后存起来备用。一年后，他发了，有肉有蛋还有干菜，比其他邻居强多了。温饱思淫欲，他想老婆了。当听说100斤小麦就可以从四川领回一个大姑娘时，他发现机会来了。生产队里大食堂解散后，他分了二十多斤小麦和几斤大米，不舍里吃，也不舍里拿，但有红薯干，便想到四川去碰碰运气。他装了两布袋红薯干，足有100多斤，带着一兜玉米饼和咸菜，扒火车去了四川。扒火车并非容易，但从掩盖与堂婶的男女关系中，变得机灵得多了。他曾向扒车老手们取过经，懂得了许多扒车常识。他知道：上四川，登陇海路向西，到宝鸡转宝城路向南；扒车以扒敞篷车为主，那里最舒适，也最保险，不易被发现；但敞篷车停车时间长，误事，要经常换扒运货车；扒运木材车，太暴露，最好不碰；扒运煤车，太脏，得将就些；扒车经常受到路警、巡视员的干扰，还要善于同他们捉迷藏，等等。凭着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七八天后，他竟然到了成都。他没敢在成都停留，直接扒车来到崇阳农村。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两袋红薯干，竟打动了一个寡妇的心。这个寡妇，一年前，多病体弱的丈夫，得了浮肿病，“走”了，留下两个小女孩，生活十分艰难，不得已，便跟着他扒车来到了关西村。第二天，他杀了只兔子，宰了只鸡，煮了十几个茶鸡蛋，用仅有的两斤大米，做了一顿白米饭，想摆摆阔气，让新婆娘和小闺女们口服心服，跟着他好好过日子。那天，老书记拿了多半瓶陈家庄大曲，前来祝贺，新书记送来一包螺丝糖，前来道喜。他想留下两位书记吃点、喝点，都被婉言谢绝了。新婆娘和她的两个女儿，看见宋洛南那么富有，又那样体面，来前的疑虑，全都打消了，便跟着他过起日子来。
另一个被农民关注的是，当年代头加入农业社的致富典型史家。这个致富典型，也败落了，蔫了。尽管善于计算的史忠良，为了备荒，经常检点罗卜缨扔到屋顶，晒干备用，弄些菜根菜梗子和红薯叶，摊到地上，晒干备用，幺女怀秀，每个月还能从城里弄些豆腐渣来贴补，使史家比乡邻过得多少好些，但还是挡不住浮肿病的肆虐。去年，忠良老母得了浮肿病，不到一个月，“走”了。公正地说，村民们没有幸灾乐祸，看史忠良的笑话。
令怀秀没有想到的是，奶奶死后不久，母亲也染上了浮肿病。怀秀见势不好，硬把母亲拉到了城里。尽管城乡都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但城市是嫡系，乡村是庶出，粮油供应不同。在幺女的精心调理下，患了严重浮肿病的徐氏，来城里不到仨月，便完全康复。
“在关西村里，尽管书记村长換了人，但史忠良还是个名人，他一人就管了全村五部水车，维护保养他一人全包了。令他困惑的是，能拉水车的耕牛，才一两年，就死了三四十头，不得不请书记派青壮年来推水车。对关西村的农民来说，死耕牛并不稀罕，人都死了，谁还能去管牛呢？但被免去书记职位的任长山坐不住了，他同新书记孙宗汉和会计主任张树德商量后，由张树德起草，向省农林厅厅长袁得富了一封信：《救救农民》，恳请袁厅长把信转交给党中央。他们在《救救农民》中说，浮肿病治不了，农民没法活了。因此，他们要求，像解放初期陈家庄镇那样，分田到户，放开副业，允许农民栽树，自养猪、牛和鸡鸭。他们知道，他们的要求，与大寨经验相悖，风险是明摆着的。信本该由三人共同签名，但任长山坚持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他对张树德和孙宗汉说：“万一出了问题，请你们俩帮助我家老小，无论如何，叫他们活下去！”令他们遗憾的是，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似乎他们所信赖的袁厅长，拒绝给他们写回信。
关西村大队面貌依旧，浮肿病还在发展，公社社员们都在积极地收集红薯叶、罗卜樱扔到房子上晾晒，把土豆、红薯切片晒干备用，甚至男女老少齐上阵，把挖野菜活动推向高潮。其间，没有人能听到《救救农民》的呼声，但一首远比《公社是棵不老松》更好听的歌子《社员都是向阳花》，已被红色词曲家们创作了出来，很快，在全国，演唱这只歌已蔚然成风：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
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志气大，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自此，从中央到市县的广播电台，每天晚上都在播放这首歌，鼓励人们奋发图强，鞭策他们向美好的共产主义前进。是的，广大社员从这首歌里，汲取了力量，使他们深信：今天，收红薯叶、检罗卜樱、切土豆红薯片和挖野菜，甚至争着抢着吃豆腐渣，尽管累一点，苦一点，但只要“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明天，人民公社这个通天桥，就会使“幸福的种子发芽”，就会让社员们吃上白馍馍、捞面条，喝上白菜豆腐汤、羊肉汤，过上美满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市食品公司，史怀秀是个中层干部，但在参加业余文化活动上是个积极分子。公司党委规定，公司所有职工，都必须会唱《社员都是向阳花》，不会唱的，名字要公布在墙报上，示众。于是，有些年纪大的职工，都来找史怀秀学唱，史怀秀又成了教唱《社员都是向阳花》的老师。她教歌非常认真，还能从简谱上纠正他们的发音。由于学会了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名字没有被公布到墙报里示众，他们都很感激教歌的史老师。当他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史怀秀娘家很需要豆腐渣时，便主动让指标给史老师。史怀秀知道这是腐败，不敢要。有人把这种情况反映给党委后，老书记当众表态：“这不是腐败，这是团结互助的共产主义精神。”自此，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魅力，使史怀秀每月能从公司里买到 30-40斤豆腐渣，缓解了娘家人对食品的渴求，使他们的营养得到了些许补充，生活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