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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裁
张树德发现妻子淑珍有点异常，见她杀了只大公鸡，供在佛像前，一天三次烧香祭拜。也许与女儿莹莹考上河洛高中有关，但左看右看不像。为什么呢？淑珍不说。几天后，还是淑珍沉不住气，她主动对树德说：“那天我做了个噩梦，快把我吓死了。后来，我想通了，他错怪人了。”
树德笑道：“做了个什么梦，看把你吓得！”
淑珍说：“我看见我二姨父啦！”
“净胡说！”树德笑着说，“他‘走’了四五年啦，你大白天说梦话。”
“不是白天说梦话，那天我梦见我二姨父啦。”淑珍正色地说，“见他来到咱家，见啥要啥，见啥吃啥，活像个饿死鬼。见到咱家那只大公鸡，抓住撕开就吃，血顺着他的嘴往外流，弄得他满脸满身都是血，吓死我了，就把我吓醒了。”
“他是害浮肿病死的，和咱们无关。”树德说。
“咋无关？”淑珍说，“你忘啦？二姨对我说，是你带人到他家，挖走了他家一百多斤玉米，还有两包土豆干。”
“那天晚上，咱俩不是到她家去做过解释吗？”树德说，“那是反瞒产工作队硬拉我去的！”
“解释有屁用，人家只认识你。”淑珍说，“工作队队员都是外地人，谁认识？姨父的小儿子二蛋，见我都不理我。”
“照你说，我跳到黄河里洗不清啦？”
是的，不管张树德怎么强辩，都洗不掉他应负的责任。那年，在反瞒产私分的“民主革命补课”的整社运动中，任长山因瞒产犯了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派到县党校学习一个月，期间，张树德成了大队的临时负责人，成了“三面红旗”运动的一线代理旗手。
在“补课”中，为了保卫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工作队发动群众，揭发私藏粮油偷开小灶的农家。很快，二十一户煙囱曾冒过煙的家庭被揭露了出来。工作队队长立即组织由大小队干部、基干民兵和工作队成员组成的“抓鬼拿粮队”，带着步枪、斧头、铁锹和十字镐，到冒煙的家里搜查。这不是好事，是要得罪人的。工作队队员都是外地人，没有什么顾虑；十七八岁的基干民兵，头脑简单、发烧，什么也不怕；大小队干部则顾虑重重，以种种借口躲开了；只有张树德躲不开，又不得不去。经过两天的查抄，共搜出粮食500多斤，食油1.2斤，土豆干11斤，其中从淑珍的二姨家屋里地下挖出玉米粒100多斤。随着“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深入发展，浮肿病迅速扩大，学习归来的任长山急得直搓双手，没有办法。不久，淑珍的二姨父因浮肿去世，显然，张树德罪责难逃！
“补课”运动后，细心的张树德以各种方式，向被查抄的各家道了歉，并利用职权对被查抄的各家进行了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罪责。但淑珍的二姨并不愿谅他，因为，人死了，亡羊补牢，已经晚啦，有什么用处？不过，张树德也没把淑珍的梦放在心上，因为他问心无愧。
从“补课”，到“抓鬼拿粮”，再到每人三分自留地的新政，公社的社员们，开始轻松了些，至少能混个七八分饱。许多社员为三分自留地的新政高呼过万岁，但较有思想的农民，包括起草《救救农民》的张树德在内的农民们，并不以为然。但他们知道自己离权力太远，势单力薄，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見，甚至有时还不得不跟着别人瞎嚷嚷。
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开始，试点地區的消息已传来，双十条己经公布，“四清”要逐步在各地展开。最令基层干部不安的是，传说中说，中央认为，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已被“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把持，因此，“四清”工作队进村后，要“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用“洗温水澡”的办法，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要他们“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集中火力，向那些蜕化变质的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任长山与孙宗汉、张树德合计：关西村大队共有大小队干部37人，阶级敌人应该有11个多点，但大小队干部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连一个上中农成份都没有，谁是“地富反坏右”？谁是蜕化变质又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呢？大小队干部都是被运动者，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自然用不着他们操心。但“四清”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都是财务上的事，主管大队财务工作的会计主任的张树德和九个生产队的会计，自然首当其冲。
面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四清”运动，张树德已有所准备。他知道，像他这样的长期财务工作者，稍有闪失，就会变成众矢之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次运动中，他都曾当过怀疑对象，也被鸡毛掸子掸过，但由于他帐目清晰，记录细致，便轻松过关。他听说，这次搞“四清”，声势浩大，仅九阳地区，抽调搞运动的干部就有1万多人，其中市直属和九阳县，就抽调了3,000多人。显然，来者不善。但他很自信，不管他们咋整，他都会轻松过关。但他毕竟是个被鸡毛掸子掸过的人，对运动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他花了几天时间检查帐本和票据，感觉无误后，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而淑珍提醒他，在经手的财物上有没有问题。她说；“那天梦里二姨父来家要吃要喝，撕吃活鸡，弄得满身是血，是否与东西有关？”
树德笑道：“一个梦，你就当真了？”
淑珍正色道；“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这些年你经手的不光是钱，还有好多东西。咱家条几上摆的那个唐三彩，是哪里弄来的？”
树德笑道：“你说的那个唐三彩，不值钱。那年在信贷社，见桌上放了好几个，我顺手拿了一个看看。郭主任对我说，你喜欢就拿走。我不要，他硬塞给我了一个。”
淑珍说：“听说可值钱了。”
“物稀为贵嘛。”树德笑着说，“那些年有外贸干部说，外国有钱人喜欢这东西，会来中国收购这玩意儿，烧窑的人一听，便一窝蜂地烧起来，结果供大于求,一个两块钱都没人要。合作化后，都归公了，没人烧这玩意儿了，嘿，它又金贵起来。”
“咱家这个能卖几十块？”淑珍问。
“我估约摸能卖个十块八块吧。”树德说。
“会不会说你受贿？”淑珍担心地问。
“郭主任现在是县农行副行长，他会证明是送给我的。”树德胸有成竹。
“凭白无故送给你？”淑珍仍然担心。
妻子的一句话，像鸡毛掸子又掸了他一下。是的，一个老农民，郭主任是国家干部，凭什么要送给你一个唐三彩？他想到了打点，显然，这同打点有关。对于打点，有村委说是行贿，被任长山顶住了，大多数村民也理解。这次“四清”，长山能顶得住吗？大多数村民理解有用吗？他回忆，他自个儿打点至少也有二三十次，粗略估计，经他手送出的大米也有五六百斤，条鸡也有二三十只。但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事，这次“四清”，要清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吗？他想可能性不太大。他认为，最有可能清理的是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四不清。但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以来，说了算的都是公社以上端铁饭碗的干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都是他们干的，浮夸风也是他们逼着刮起来的，大小队干部不过是执行者而已。他敢打保票，他同任长山、孙宗汉一样，都是两袖清风，也没有打点过或被打点过，如果有四不清，最多是多吃了根油条，或多喝了一碗豆腐脑而已。他不明白，为什么“四清”不去清理那些瞎指挥乱平调的铁饭碗，而要清理他们呢？尽管他不明白，但他要有所准备，像过去运动来前的准备那样，把经手的帐目、单据和粮钱物，整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四清”来了，三十多个社教工作队队员进驻关西大队。队长是卢氏县公安局局长李熙和，是个办案高手，卢氏县许多大案，都是经他手敲定的；副队长是卢氏县教委副主任赵锋，是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者，卢氏县颇有名气的马列主义专家。工作队进村后，按计划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进行亿苦思甜教育，然后重组阶级队伍，用洗温水澡的办法，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要他们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集中火力，对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这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是谁呢？两个多月的摸底排队审查后，这个阶级敌人终于被挖了出来，他就是大队会计主任张树德。
在洗温水澡中，张树德见任长山、孙宗汉等大小队干部，都能轻松过关，而他却越洗越洗不清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党不放过他这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张树德不明白，但工作队队长们十分清楚。
办案能手李熙和，看了副队长赵锋写的报告后，内心不觉一笑。从报告上来看，尽管张树德的帐目清晰，记录细致，票据完整，也没有发现造假，但被揭发出的四不清，比别人多得多。初步揭发，几年来他多占工分高达300分以上，去年返销粮的分配中，他多占了200多斤返销粮指标，特别他家有个价值数十元的唐三彩，来路不明，等等。政治上也有不清，解放前，其父曾是一贯道道徒。不过，在李队长看来，这些四不清，都是些鸡毛蒜皮，甚至称其为两袖清风也不为过。之于政治上的问题，1954年入党时，已向党组织如实交待过，而其时其父已过世多年。从办案的角度来说，这些四不清，离立案的门槛太远；但这是运动，吹毛求疵或从小里挑大，甚至鸡蛋里挑骨头，是运动的规则，不能与立案相提并论。解放后，他历经了多次运动，对运动的启承转合非常了解，犹如他对立案程序了如指掌那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信条，是运动初期他必须遵守的规矩，否则，他很有可能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可怕错误。于是，他拍板订下了清理和批斗张树德的决定，尽管他曽“内心不觉一笑”过。
报告起草人副队长赵锋，对中央下达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颇有研究。恩格斯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列宁也这样强调过多次。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又从高岗到彭德怀，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导师们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此，他认为，双十条是天书，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那些四不清的腐败分子，就是对准党内的小高岗和小彭德怀，把他们把持的权力夺回来，并且清除他们，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必然。因此，他要求工作队队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要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清查张树德的四不清。为此，他成立了有十人参加的张树德专案组，要专案组用“一点两面三猛”的战术，即突破一点，两面夹击和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对张树德穷追猛打，把他揭透批深斗臭。
在清查中，专案组都认真贯彻了副队长的指示。
回到家里，张树德点起一支纸煙，猛抽猛吐，不住地咳嗽。
妻子不安地问：“今天斗你啦？”
“没有。他们面对面清查我去年的工分。”
“工分有啥查的？问问记工员不行了？”妻子又不安地说。
“他们不问记工员，偏要我交待。”树德无可奈何，说，“他们问我：‘去年六月十八那天，你去哪里了？’我说我想不起来。他们提醒我说：‘你说你上公社开财务工作会议是吗？’我想起来了，说有这么回事。他们又问我：‘有人揭发你只开了半天会，应记半个工，却记了1个工，多占了5分，对吗？’我说这你得问记工员。他们说：‘现在是问你！’他们不准我说想不起来，也不准我说找记工员，说我这么说是不老实，是抗拒四清。”
“他们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妻子十分不满。
“他们查了一下午，总算把去年查完了，说我多占35个工分，要我签字画押。咱队去年分值7分，35个工分才值两块四毛五。我想这不太多，便认可了，并在多占书上签了字。”
“两块四毛五还少？你晕了吧？”妻子抱怨树德说，“工分工分小命根，谁不知道？莹莹上高中，一学期两块五，六学期是几块，你算过没有？”
张树德当然知道“小命根”的重要性，他向妻子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清一年，我认了；要是清几年咋办？我担心的是这个。”
张树德担心担得不错，第二天下午，专案组又开始清查他前年的工分。经过一个下午的清查，又清查出张树德多占工分60个。前年分值更低，才5分，全年合计多占三块。两年合计多占工分钱为五块四毛五。张树德又认了，并签了字，画了押。
第三天，张树德冥思苦想，准备好了一份大前年的工出记录，以便回答可能的揭发。然而，他的准备没有用上。专案组非等闲之辈，见清工分成效不大时，便转移目标，清查仓库，弄得张树德措手不及。好在仓库有保管员，他可以从容对待他们对他的清查。
但在清查仓库中，张树德遇到了麻烦。他经手调出的粮食上万斤，其中有一筆3,000斤小麦，加工成面粉后去向不明。这是专案组发现的重大四不清案件，他有作案的重大嫌疑。据他向专案组交待，为了迎接省市生产生活大检查，检查团可能去的生产队，那天中午，都要吃上捞面条，或吃锅盔喝胡辣汤，不准吃粗粮和野菜。因此，公社决定，紧急抽调小麦一万斤，其中抽调关西大队小麦3,000斤，加工成面粉，分配给八十多个公共大食堂备用。由于时间紧迫，他接到公社李副社长电话后，便把3,000斤小麦直接送到公社面粉加工厂，出库凭单上由他代替李副社长签了字。他还交待，加工成面粉后，都送到哪里去了，因都是李副社长一手操办，他并不知情；他知道的仅仅是，他带着本大队的第四、第五生产队的两个公共食堂伙食长，从加工厂那里各领走了80斤面粉。
当工作队到加工厂查对时，负责人说，记得当年吃大食堂时，李副社长拉来一万多斤小麦，要我们三班倒加工面粉。面粉加工好后，留下麸子，面粉全由李副社长分给了几十个大食堂，我们没有做记录。
听了汇报后，赵锋认为，这是笔糊涂帐，混水抹鱼的可能性极大，张树德与李副社长有共同作案的重大嫌疑。但当他得知，李副社长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已自杀身亡后，张树德成了这笔糊涂帐的唯一嫌疑人。因此，他要专案组加大对张的审查力度。
回到家里，张树德又点起纸煙，又猛抽起来，又咳嗽个不停。
淑珍不安地又问：“今天又斗你啦？”
“斗啦。”树德说，“他们查了几天，也没查清楚那八千多斤面粉的去向。便说有人揭发，说我从四队和五队两个食堂里，要走了5斤面粉，证据确凿，要我签字画押。”
“你又签啦？”淑珍不安地问。
“我知道他们在诈我，便拒绝签字。”树德说，“他们骂我不老实，死顽固，直到吃饭时才放我回家。”
当看到清仓库成效不大时，赵锋要专案组把重点转到打点问题上。
赵鋒知道，打点是合作化以前的问题，属民主革命范畴，不是这次四清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有几个社员，对这个问题很有意见，揪住不放。然而，四清形势的发展迅速。据九阳《四清总团简报》报道，全市已清查出四不清的大小队干部多达数十名，清理出他们个人贪占的工分和粮食，数额很大，令人触目惊心。在已清查出的四不清分子中，贪占工分折合金额，少则数十，多则数百；贪占粮食少则几十斤，多则高达一百二十斤；多占自己出钱购买的返销粮指标，一般都在两百斤以上。反观他们的工作队，清了四五个月，全大队九个生产队，每队都有一个四不清人物被重点清查，但战果不大，总共才清出多占工分630分，约合41元，多占返销粮指标2,100斤。最使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大队清查的重点人物张树德身上，仅清查出多占工分95分，折合5.45元，多占反销粮指标105斤，简直无法与其他工作队相比。尽管他们知道，《简报》中的水分很大；但他们已大大落后了，是个不争的事实。
怎么办？赵锋决定拿打点开刀。但李熙和不太同意，他说：“那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事，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解决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事，不能走回头路。”他面对的是一个理论家，便小心谨慎地用“革命发展阶段论”去说明不走回头路的理论根据。
赵锋坚持自己的想法，说：“打点的确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事，但已过去了四个多月，我们清的成效太低，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总团怎么看我们呢？是我们能力太低，还是右倾保守了？‘补课’运动就是解决过去遗漏的问题，打点是其中之一。”为了说服这位公安局局长，他直言不讳地用“民主革命补课”这个“不断革命论”的命题去进谏。
赵锋的话提醒了李熙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如果说人犯错误是难免的话，那么宁犯左倾错误也不能犯右倾错误。因为：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则是立场问题；方法容易改，立场难以纠。革命历史不断证明：犯左倾错误的人，多数人最终都会变成了革命家；犯右倾错误的人，多数人最终都会沦为反革命。因此，宁左勿右已成了几代革命者的共识和共享。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赵锋的意见，似觉不妥，但好像双十条也没有说合作化前的事可以不清查。于是，他默认了赵锋清理打点的安排。
根据卢氏县的申请，经陈家庄四清工作分团批准，李熙和暂回卢氏处理一个与四清有关的要案，关西大队四清工作队暂由赵锋负责全面工作。
根据赵锋的布置，张树德专案组开始清理打点。他们发动群众揭发打点中的四不清。令专案组没有想到的是，光打点从仓库中提出的大米就有2,000多斤，条鸡68只。按当年市场价，大米值600多万元，条鸡为102多万元，其中落实到张树德身上的就有大米五百六十斤，条鸡二十七只，价值208.5万元。
显然，金额之巨，具有吓人的震憾力。不过，研究过数字心理学的赵锋知道，大数目虽能使民震撼，如果缺乏理性支持，吓人会适得其反。他要求专案组中的年轻成员和积极分子，把1955年的人民币改革告诉社员：那时，一万元兑换一块新版人民币。
其实，许多社员都知道币改这件事，才过去八九年嘛，用不着他们说。两百另八万多，不过二百另八块多而已。尽管币改后的数字并不吓人，但比他们现在收入多得多：他们劳动一年，才挣三千来个工分，不过一百五六十块而已；八九年前他就贪污了二百多块，能算少吗？
在批斗会上，张树德拒不承认贪污；但要他交待大米和鸡的去向时，他又拒绝回答，只说全忘记了。张树德的抗拒态度，激起了专案组和积极分子们的义愤，纷纷指责他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有人甚至想动手揍他，被赵锋阻止。
回到家里，树德对妻子说：“他们想打我，打死我也不说。”
淑珍知道树德不说的是什么。她也知道，为了说明大米和鸡的去向，树德想了好大一阵子，列出了一张打点清单，证明自已没有贪污一粒大米一根鸡毛。她看过那张清单，但被打点的人只有姓，名被xx取代。她对他说：“实在过不了关，就把这张清单交给他们。”
树德说：“你晕啦，路都叫你堵死了，关系咋疏通？当年大队是咋红火起来的？”
淑珍说：“那时是功，给村里办了很多好事，现在成罪了，良心哪里去了？”
“良心都叫狗吃了。”从不骂人的树德，竟张口骂了一句。
骂归骂，关还得过。淑珍主张把清单交出去，树德坚持不同意，说：“我就是不说，我看他们能拿我咋办？”
这次张树德想错了，因文明是有限度的。专案组和积极分子们警告张树德：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他的抗拒遭到了回报，挨了顿打：伤情不重，鼻子流了一点点血，并不算多；左脸脸颊上，留了一块微红色的掌印，但没有青紫；回家的路上，也没有踉踉跄跄，更没有东倒西歪。——看来对他够客气了。
回到家里，淑珍见他衣服零乱，脸上有伤，知他在批斗中挨了打，便扶他坐到床边。树德没说一句话，便点起了纸煙，猛抽猛吐起来，浓煙浓雾弄得她跟着他咳嗽起来。
淑珍用毛巾替他擦抹脸上残留的血跡，心痛得流着眼泪说：“他们也够狠啦！”
其实，淑珍不是不懂。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再到公社化，又从大跃进到反彭德怀再到“民主革命补课”，哪一次运动没有见红？那些被抓的、被打的和被打死的，那些上吊的、跳河的和喝老鼠药的，哪一个不是罪有应得的坏蛋？她见过的多啦，她同大多数农民一样，都习以为常了。但这次挨打的是他的丈夫，在她的眼里，他是个天下第一好人，她怎不心痛流泪呢？
挨了打的丈夫呢？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不再抽纸煙了。他把父亲留给他的水煙袋找了出来，用布擦了一擦，灌入了少半杯水，把纸煙揉碎，装到煙锅里，用火柴点着，咕噜咕噜吸了两口，又咳了几声。他似乎并不打算用水煙袋吸煙，吸了两口后，便把煙壶中的水倒了出来。水煙袋是组装的，一色黄铜製造。他把煙壶、煙仓、煙针和煙镊，都分解开来，放在桌上，用布一个一个仔细地擦。感觉已擦干净后，又把它组合在一起。他拿起擦拭干净的水煙袋对淑珍说：“你要包管好。虽不值什么钱，但这是咱家祖传的，别叫别人拿走。”又指着唐三彩说：“那是别人的，他们要拿，就叫他们拿走。”
他踱到女儿莹莹的房中，莹莹正在做作业。他对女儿说：“看到你刚才为我流泪，我心疼得慌。大人们的事你别操心，把心放到学习上。你比你哥强，考上了重点高中，成绩又好，一定要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将来也会比你哥有出息。”
莹莹哥大海咋啦？他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便回来务农，同老爹一样靠工分吃饭，对象都不好找。所幸遇到了大跃进，工厂扩招，他被拖厂招为车工。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工厂压缩，不搞大跃进了，他被裁减回农村，继续靠工分吃饭。不久，听说新疆建设兵团招工，便报名去了新疆。由于山高路远，老爹挨斗的事，他压根就不知情。
他对女儿说：“跟你哥说，我对不起他。”
天一黑，当人们看见满天星斗时，特别看到淡兮兮的天河时，大都上床睡觉了。因为，煤油断货，用香油不舍里。树德家里只有一盏油灯，点香油的，是给女儿做作业用的。
在床上，淑珍发现丈夫不断翻身睡不着，知道是因为白天挨了斗又挨了打，心里不好受，便安慰他几句，见他平静后，便放心地睡去。夜半醒来，一摸身边不见了丈夫，以为他上厕所了，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习以为常了，便又睡去。当她又醒来时，发现丈夫仍不在身边，觉得有些不对头，便起身上厕所里找他，竟不见他的踪影，到大门一看，门虚掩着，便有些慌乱。上街上看了一看，仍不见他的踪影，便有些惊慌。她喚醒了沉睡中的女儿，一块出去找。娘儿俩找了一会儿，也没有找到，便惊恐起来。她俩唤醒了任长山和孙宗汉，也喚醒了左右邻居，半夜十多人一块找。不大一会儿，找到了：在四清工作队住处不远的牛棚里，他吊死在那里。
一阵撕裂心肺的哭叫声，惊醒了工作队队员们。赶到现场，发现张树德已死亡多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舌尖半隐半露在两唇之间，非常恐怖。
人们把张树德抬到家里。许多人对他的死感到惋惜。忽听一个社员说：“他给咱村里办过许多好事，怎么都成罪过了？”在场的工作队队员们都听到了，也没有任何表示。但他们知道，昨天批斗会上，张树德写了认罪书，并写了退赔计划：1-2年内还清包括208.5元在内的所有多占和贪污款。
听说张树德的死讯，李熙和赶了回来。在卢氏县，他迅速处理了一宗四清杀人血案：一个被斗的生产队队长，在清理他的多占的“小命根”工分时，用刀砍死了一个工作队队员。凶手行凶后逃逸，不知去向，为此，公安部已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李熙和接案后认为，凶手没有跑远，很可能就在附近。很快，在洛河里捞到了凶手的尸体，血案告破。正在分析凶手行凶的动机时，接到他直接领导下的一宗血案，便马不停蹄赶回关西。在听取了汇报后，心中已有了自己的结论：两案表现形式不同，前者行凶，后者自杀，但性质雷同。
赵锋说：“我们已当众宣布，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并说，“等他们办完丧事后，再按计划清理他留下的浮财。”
李熙和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他首先要站稳阶级立场，然后才能谈论方式和方法。他说：“是畏罪自杀。但为了防止个别人的冲动，清理浮财可暂时往后放一放。”
赵锋认定李熙和右倾，之前他与他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之争，便是证明。但他毕竟是他的上司，“放一放”也无可挑剔。
其时，中央的“二十三条”已公布，赵锋同李熙和都知道，四清已经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已退据次要位置，“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四清运动的主要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赵锋不得不放松了对打点的追打和追讨张树德的浮财，李熙和也认可了赵锋的做法。
四清已变成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人们自然把目标对准了大队支部书记任长山。当年他树立史忠良为发家致富典型，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重大嫌疑。不过，不久，他又树立史忠良为走农业合作化的典型，有改邪归正的重要表现，不能算做走资派。当年，关西大队得浮肿病的比其他大队少，与他跳皮筋有关，对许多农民的资本主义行为，他睁只眼闭只眼，权当没看见，所幸没人告发，这当然也不算走资派。最能判他为走资派的根据是以他名义写给中央的那封信，那是个百分之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言论。当时，除合作化外，他，何止是他，对走“资”走“社”的理解有些模糊，只知道农民太穷，要上级领导们给农民们一条活路，这也附合党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经过这几年的批判和斗争，他懂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道理，因而，他曾为那封《救救农民》的信而担心，那是篇名副其实的陈仁礼主义。因为，他曾听过一个传闻，一个大队干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人民公社今不如昔，被批为反党反毛主席，批斗后自杀身亡。所幸的是，袁厅长将那封信压下不报，保护了他们。
任长山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队拿不定主义。其实，不要说底层四清工作队，连四清分团甚至总团的领导，都弄不清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从“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大寨经验中，他们看出了一些苗头。他们教育社员学大寨，抓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因为，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拌脚石，要坚决搬开。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总团根据党的政策和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做出了硬性规定：大牲畜一律归大队畜牧队词养；养鸡鸭每户不得超过一只，多出的，交生产队养鸡场；林副渔一律由大队经营。那三分自留地呢？明显是资本主义，大寨已全收归集体了，“共”了，这里要不要收归集体？对此，在讨论中，干部们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敢说“收”。于是，三分自留地姓“资”姓“社”便模糊起来，稀里糊涂地维持了下去。
“第一次‘共’是打土豪、分田地，叫土地改革；第二次‘共’农民的生产资料，叫农业合作化；第三次是学大寨，要‘共’农民的三分自留地和林牧副渔。第一次和第二次‘共’都成功了，唯有第三次‘共’，不知能否成功？。”——这是农民史学家发出的微弱声音。
经过几次运动特别是这次四清运动的教育，有了三分自留地的农民，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决心跟着党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养猪养羊的农户，阶级觉悟较高，都自觉地将自己圈养的猪羊交给了畜牧队；养鸡喂鸭的，阶级觉悟稍差一点，把多出的都宰杀了，吃得不亦乐乎，甚至有很多人做绝了，不留一只。善于精打细算的史忠良和史怀国父子俩呢？父亲坐在水车旁看流水，似乎在欣赏山间潺潺溪流和碧绿清泉；儿子下象棋有一套，成了打遍全村无敌手的象棋冠军；他们家对交出已怀孕三个月的老母猪，颇不理解，但想了想后，还是高高兴兴打开猪圈，叫人家把老母猪赶走。阶级觉悟最高的是赵山林，在学大寨的当天晚上，他把院子里的二十多棵苹果树，连根拔出，拿着几个青涩的果实，到工作队办公室报喜说：“我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对此，他受到了表扬；但许多队员面面相觑，不知何所。
经过八个多月的四清，工作队撤出了，原来的领导班子也恢复了，那个被阶级敌人把持的三分之一政权，没有人再提了，好像都忘了。工作队撤走后，张树德家的浮财没有被清查；他生前的退赔计划，无人问津；那个唐三彩，依然在他家的条几上放着；那个家传的黄铜水煙袋，仍旧锁在抽屉里。
四清工作队撤走后不久，张树德儿子张大海，从新疆建设兵团退团回来，被市铜加工厂特招为厂工会统计员。当他上铜加工厂报到时，任长山拍着他臂膀说：“这是党组织对你的关怀。希望你好好工作，早日入党，争取做一个像你老爹一样的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好党员！”
看着任长山闪着泪花的双眼，张大海向他的长辈深深鞠了一个躬，激动地说：“任伯，我是您看着长大的，请相信您的侄儿，我不会辜负您和我老爹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