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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叛徒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花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同《东方红》一样，几乎成了人人会唱，天天必唱的歌。
九大同整个社会一样，每天都必须要高唱这两首歌，同时还必须要“三请三祝”，没有人敢说个“不”，因为，刑场上的枪声在警告人们，敢说“不”的人的下场。
撕裂的枪声、热情的歌声和虔诚的敬祝声交织在一起，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是的，贾隽成和丁之瑜同亿万老百姓一样，每天都生活在这种交响官乐中。习惯了，麻木了，撕裂的枪声告诉你，不习惯、不麻木，不行！然而，在这种交响官乐中，一些麻木中的佼佼者们，制造出一种精妙的生存理论：他们能在“瓜菜代”的贫困中，使你心里充满着幸福感和优越感；他们还能把实践这种理论而卓有成效的人，加封为“识时者为俊杰”和“难得糊涂”的优秀专家。
贾隽成和丁之瑜不想麻木，但在麻木的社会里，他们必须与麻木打交道，共生存。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随声附和，但决不创新。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杨建平，被群众打成了叛徒。在揪斗杨建平的数万人大会上，他俩不得不跟着举手，不得不跟着呼喚“打倒杨建平”的口号，尽得呼喚的声音，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奉命在天安门上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说：“要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查出几个实质问题来，比如叛徒、特务，就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红卫兵战报公布，1967年头几个月里，就揪出曾因被捕、被俘而自首变节的中共党员，就高达五六千名，杨建平是其中之一。
杨建平被打成叛徒是命中注定了的。四清中，张寿光调回省委后，九阳市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唐志先任市委书记，杨建平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这是领导班子妥协后的产物。唐杨历史积怨颇多，又不得不走在一起共事，难度颇大；但由于俩人都善于弥合裂缝，化解矛盾，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努力构建互敬互信的同僚关系，把市政各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然而，世事无常难自料，唐志先被红卫兵打成了走资派，杨建平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
杨建平的叛徒身份，源于九阳解放前国民党处决两名共产党时，其中有他。庆幸的是，好友大地主陈仁礼用800圆大洋换回了他的命。解放之初，就有人质疑，顶替他赴死的人是谁？但当时没有人公开去质疑，十九年之后，这个问题却被造反派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当年，解放后不久，有关部门就应提出这个问题，查起来也比较方便、简单，当事人大都健在，查一下相关的当事人和有关档案，就会有明确答案，质疑声会很快化解。但在当时，由于杨建平对解放九阳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批准立一等军功一次，很快便被任命为九阳城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九阳市副市长。地位如日升中天的他，便淹没了质疑声。如今呢？毛主席要炮打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揪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为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的他，首当其冲。当唐志先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后，他便被以叛徒罪名揪出示众。
在九大校内游斗时，戴着白色高帽子的他，看见了站在路边的丁之瑜和贾隽成。当六只眼睛相交的一瞬间，他本能地止住了脚步；然而，他很快又走动起来，两眼遂移向举手并高呼“打倒”他口号的人群。
由于调查他的罪行需花费时日，特别是顶替他被国民党处决的那个人，是共产党员还是一般刑事犯，暂时搞不请楚。根据“先专政后调查”的惯例，被揪斗十多次后，便把他投入了监狱。
不久，丁之瑜和贾隽成听说，崔小红同杨建平离婚了，三个孩子都判给了崔小红。对于丁贾来说，崔张离婚是预料中的事。
曾两度在省党校深造的崔小红，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她曾在党校校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批判有神无害论，批判海瑞罢官，甚至批黑猫白猫论和驯服工具论，被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的张寿光，誉为马列主义后起之秀。
离婚是崔小红主动提出来的。在市总工会，她是个中层干部，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这个清水衙门的是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大多都是从其他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尽管这些头头文化较低，能力也差，但资格老，历史上又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是党长期依靠的对象；到总工会挂个闲职，显然是党对他们的关照。那些挂个闲职的头头们，常常闲庭信步在领导岗位上，有时还会装模作样地打打官腔，训训属下，却把具体的出力的工作，都推到了办公室。身为办公室主任的她，自然成了忙人。总想干一凡事业的她，对这种可有可无的总工会，特别是那些爱打官腔又不着实活的头头们，早就看不惯了。
市总工会官衔不低，权力很小，已被同级衙门边缘化，甚至没有其他部门的下级衙门吃香，崔小红早就想离开这个清水衙门。而朝中有人的她，戴着市长官帽的丈夫，却也没有利用职权把她调出总工会。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自己想办法。
这些年，上山下乡热火朝天，议论纷纷，连总理的侄女都下了乡，形势逼人啊。上面制定的政策，下面只有坚决执行的责任，没有消极怠工的权利。崔小红的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昕林，已有了工作上了班，不属于上山下乡范围，但两个女儿却身陷其中。大女儿昕苑读高三，小女儿昕岚上初三，都属于上山下乡人群。近几年，常有同僚抱怨，在工青妇等清水衙门里的干部，有职无权，上山下乡的孩子，很多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山区，成年没法看见孩子。特别是分配到北大荒和云南边疆当知青的孩子，那里山高路远皇帝多，许多女孩子成了土皇帝们猎艳的对象。
一天，她对杨建平说：“明年咱们苑儿高中毕业，又没有大学可上，恐怕得下乡。你先给市知青办打个招呼，分近些，我能常去到的地方，譬如陈家庄。”
“打招呼？”建平颇感为难地说，“上个月，市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个明确决定：在上山下乡的分配上，任何人不准利用职权给知青办施压或打招呼，否则，一经发现，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我是市委副书记，我能违犯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
“那也得想个办法呀。”小红担忧地说，“千万别把昕苑分配到云贵山区，听说那里的土皇帝们，强奸了很多女知青，我担心得都睡不着觉。”
“你以为我不担心吗？”建平无可奈何地说，“但这毕竟是少数。最近，内参里报道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枪斃了三个连长和一个营长，都是奸污女知青罪犯。”
“枪毙几个就镇住啦？”小红说，“有些色狼贼胆包天，他们才不怕你枪毙。你还是得去给他们打个招呼。”
“我去打招呼不如你去。”建平说。
小红忽觉建平说得有理。市知青办里的干部，谁不知道她的身份是市长夫人，而不仅仅是那个有职无权的总工会办公室主任。是的，她去打招呼远比建平安全得多。
然而，事态瞬息万变，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建平被打成叛徒，投进了监獄。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各级当权派都成了众矢之的，面对建平入獄，除了本能地掉些眼泪外，她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但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不愿任有别人摆布，她要为她的俩个女儿的未来做出安排。怎么办？时过境迁，打招呼已过时，她必须另辟蹊径。
从不断接触使她感觉到，无论是军代表还是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似乎都把她当成革命干部，这也许是她那几篇批判文章在起作用吧。他们对她的热情，使她意识到，在未来的领导班子里，很可能有她一席之地，因而就有了自我安排的主动性。但当杨建平被打成叛徒后，他们突然都对她冷淡起来，使她产生了不知所措的危机感。一位军代表十分明确地提醒他，要想进入市革筹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必须与杨建平划清界线。
怎么办？她再次陷入左右选择中。她不相信对杨建平叛徒的指控，当时她是地下党的当事人之一，她认为建平没有任何叛变的嫌疑；退一步说，八百大洋买了个替死者，他也是被动者，与“叛”无关，况且替死者的身份也没有搞清。她把她的这些想法，如实报告给了军代表。
军代表徐国栋是某部的一个师长，对群众揭发出来的杨建平叛徒一案，很有自己的想法，叛徒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群众运动中，宁左勿右的思潮是强烈的，谁也不敢冒然说个“不”，对此，他早已熟视无睹了。当下，面对杨叛一案，他宁可相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如果冤枉他了，运动后期实事求是地给他改正就行了。他警告崔小红道：“军代表和红卫兵造反派对你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有所肯定，希望你能成为工业部门的革命领导干部，但杨建平叛徒一案与你有牽连，你只有与杨建平划清界线，揭发他的叛徒罪行，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和支持。”
何去何从？崔小红站在十字路口上，向左转还是向右拐，选择颇为艰难。经过思想上的反复折磨、权衡，她选择了向左转。
向左转谈何容易？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与杨离婚，检举杨的叛徒罪行，与杨决裂并划清界线。
凭着良心，她不想伤害杨建平，难道二十来年的夫妻感情一下就崩溃了吗？她根本没想过，但形势逼着她必须去这样想，必须去这么做，尽管她想把她对杨建平的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凭心而论，形势给了她一个机会，她要利用这个机会去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权力，让时代对她的伤害、对她家庭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獄中的杨建平，显然知道，崔小红提出离婚对保全他们这个家的重要性，便提笔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
当然，崔小红也知道，离婚只是减少伤害的第一步。减少伤害的第二步呢？她必须为划清界线而揭发。
她向军代表揭发：杨建平是双料特工，是中统特务；在旧社会与陈仁礼、隆昌当铺王老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克良等人交往甚密；他们三人都是中统特务，可能接到中统指令，要他们设法买通有军统背景的警备副司令赵云飞，把杨建平从处决的名单里勾除。长期从政的崔小红，懂得编织的重要性；但她编织的并不高明，漏洞很多，甚至有些离谱，但她深信，她所涉及的陈王李三人已死，增加了调查的难度，客观上会冲击对杨是叛徒的指控。
徐师长对崔的揭发，虽有新奇之感，但并不重视；有些军代表甚至认为，她的揭发有为划清界线而虚构的嫌疑。
但红卫兵造反派却有不同看法。当他们发现，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李克良并没有死在獄中，而是保外就医在南阳家中养病。造反派火速去到南阳，找到了偏瘫在床的李克良。他们有了重大发现：杨建平不仅是中统特务，而且还是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岩井公馆”里的一名特工。重大发现使九阳造反派兴奋不已，他们立即同上海造反派取得了联系。很快，他们共同破获了一个重大案件：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刘人寿、翁从柳、叶闻晋和杨建平，是供职于“岩井公馆”的汉奸特工；抗战胜利后，他们潜逃到解放区，隐瞒历史，欺骗党组织，获得重用，有的已高升到军级和省级。案件的破获，使当事人袁、恽、刘、翁、叶和杨等人，在各地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和监押。
显然，崔小红立了大功，在新成立的九阳市革命委员会里，她被任命为主管全市工业生产的工管组组长。当有职有权后，她的大女儿昕苑被市知青办分配到宜川县平等公社插队，乘小汽车只有半天的路程。通过关系疏通，那里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都保证关照好她的女儿，使她放心得多了。
但造反派的重大发现，使她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她对杨建平是双料特务的揭发，原以为能增加造反派调查的难度，冲淡对杨是叛徒的指控，然而，她弄巧成拙，使杨建平双料特工的罪行上，又多了一顶汉奸特务帽子，增加了他的罪行。但木已成舟，她无能为力了，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