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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
以书告慰在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前 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和平环境里，发生了一场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或曰赤化大革命，痞子大革命。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不无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刚两年多一点，那场被他誉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保证中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他的继任人——中共中央右派（1）领袖们，谴责为“十年动乱”和“浩劫”。他的那些左膀右臂们，那些为他冲锋陷阵且荼毒生灵的打手们，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便被党内右派一网打尽，三年后又被送上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受审，分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结束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自恃、骄横和至尊，成了刑期漫漫的阶下囚。
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不假。
六十年代初饿殍遍野大灾难过后，在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国防部部长林彪为副的左派集团和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右派集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居中摇摆于两派之间。在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和大量饿死农民——中共官方称“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的残酷现实面前，党内右派有良知地、策略地承担了责任，他们在党内中摇派的支持和左派的默许下，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2）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3）等亡羊补牢措施，扭转了局面，当时颇得人心。在饿殍遍野面前的毛泽东呢？由于他鼓吹和顽固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政策，威望遭到重创，权力受到了党内右派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迫退居二线。但崇信枪杆子的毛泽东,不甘人下，他死死抓住掌管枪杆子的林彪、紧紧拉住党内中摇派，终于在1962年9月，打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旗号，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叫，开始向党内右派发难。
制造舆论，以舆论为先导，这是毛泽东夺取权力的拿手谋略。从《新华社》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大事纪》等文件中可以看到，自1963年到1965年间，毛泽东曾多次批判“有人不搞阶级斗争”，说“三和一少”（4）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指派他的夫人江青，借批判《“有鬼无害”论》、《海瑞罢官》等文章，大造舆论，推倒“神仙会”，无情地打击支持党内右派的知识分子，步步逼向党内右派。同时，他还纠集许多棍子打手，诸如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制造耸人听闻的白色恐怖谎言：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分子就会上台，就会使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批判的噪音越放越大，防修反修的口号越呼越响，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烈，全中国都被拖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中。事实已表明，在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打倒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的战旗已经竖起。到1966年5月，毛泽东依靠军队和舆论力量，剥夺了党内右派的中央领导权。但强大的党内右派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右派反攻倒算的危险，下决心借助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打倒党内右派势力，消灭一切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于是，他软硬兼施，迫使中共中央通过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从而使中国卷入了旷日持久地、一场接一场地、血腥地、大规模地批斗和屠杀中。
在这场反人类的血腥批斗、屠杀中，党内右派包括多数中间派，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终他们却笑到了最后；不可一世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集团，在文革中横行霸道，但最终却遭到了沉重打击！
在那场浩劫中，上层权力搏斗，使中国老百姓付出了惨痛代价：两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历史记录了这场浩劫中的大批、大斗、大屠杀、大改组：
1965年 舆论准备——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 批“彭罗陆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破“四旧”——文革第一轮大屠杀；
1967年 夺权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群众专政”——文革第二轮大屠杀；
1968年 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文革第三、四轮大屠杀；
1969年 斗、批、改，折磨死刘少奇；
1970年 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文革第五轮大屠杀；
1971年 批陈（伯达）整风 、副统帅林彪出逃摔死；
1972～1973年 批林（彪）整风；
1974年 批林批孔批周公(恩来）；
1975年 再批周公、整顿、石河子镇压、沙甸惨案——文革第六轮大屠杀；
1976年 批邓（小平）、“四五”怒潮、毛死、宫廷政变——文革第七轮大屠杀；
1977年 “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8年 批“两个凡是”、小岗村农民“造反”；
1979～1981年 文革余波：平反、改革开放、审判闹剧。
那一场接着一场的大规模批斗和屠杀，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回忆起来，至今还心有余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5月16日，即中共在1966年通过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文革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著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据官方统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群众，更是不计其数，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两万起，涉及干部、群众达几十万人。连同其他的冤假错案，共有300多万件；文革十年间，直接遭到非法处理的就达几百万人。
在文革的“横扫”、破“四旧”、夺权、全面内战、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夷平沙甸等系列反人类运动中，造成了空前人权大灾难，使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成为毛泽东夺取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死难者大部分被枪杀、打死或自杀，还有相当一部分备受折磨而死。在这些死难者中，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无辜平民百姓，甚至八九十多岁老人和刚满10天的婴儿（湖南道县），都不能幸免于难。
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人权灾难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中国多数学者认为，文革死难者约在300万以上，史学家丁抒则认为文革死难者不少于200万。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在北大《燕南评论》上撰文《文革学研究》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现在看来，死亡人数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无数的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考据后认为：叶是那么说的；但可能年老口误，把“伤亡”说成“死亡”！
文革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总之，人死了很多。”看来，在文革资料死不解密、独立调查研究受阻、文革独立调查报告和回忆录遭查封、打压的环境里，文革死亡人数还会继续研究、考证和争论下去。
此外，在浩劫中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许多专家认为在亿万以上。显而易见，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鲜血浇铸的赤化大革命，是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5）的蔑视和颠覆！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怒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两千多年后的毛泽东，因向刘、邓夺权，一怒之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终致伏尸200～300万，血流960万平方公里！
文革中的国民经济呢？邓小平和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都说：“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出于拯救中国共产党的考量，官方拒绝清算毛泽东的滔天大罪，对文革信息实行禁脔和封锁，力图使中国人在流逝的长河里，悄悄淡化、改变乃至最后洗刷掉文革的记忆。今日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已少之又少，五十岁以上的老者，许多人对文革历史，也正在悄悄淡化中忘却。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毛泽东暨文革的谎言、野蛮和邪恶，导致一党专政下的腐败，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扩展，从而使社会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其时，那些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以及他们的遗老遗少们，不去清算文革，反而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美好”，把鲜血淋淋的“横扫”、破“四旧”等红色恐怖，美化成“社会主义大民主”，竭力鼓噪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甚至扬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与此相呼应，党内以十七大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代表的文革余孽，正在摩拳擦掌，卷土重来。而在文革受难者中，竟然也出现了为文革招魂者。例如，中共十八大常委、现任政协主席的俞正声，据说文革中，他的母亲被逼疯，妹妹自杀，株连的亲友死了六、七位，但在2011年6月20日下午，他给上海交大学生上党课时，竟推波助澜，说他自己“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毛当年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人们会附和俞正声的“动机论”吗？
不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绝非来自于他的理想主义，那个乌托邦是个美丽的借口，一个克敌制胜的策略；他的动机源于他的本能冲动，而这种本能冲动，源于他心底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所谓“权力拜物教”亦即对权生万物的权力崇拜，是马列主义的灵魂，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马列主义的灵魂中枢，同君权神授理论一样，都是权力拜物教演绎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商品拜物教是资产阶级崇拜商品神力的商品情结，那么，权力拜物教则是共产党人迷信权力魔力的权力情结。这种权力情结，是欲望、贪婪、杀戮和恐惧的化身，是深藏于人类右脑中的潜意识，或称为“前意识”、“祖先脑”，亦是人类原始的、低级的、本能的需求，同雄狮竞霸、悍猴争王的丛林法则，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告诫共产党人，要充分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权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进而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毛泽东则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林彪更直接了当地说：“有权就有一切。”凡此等等，一言蔽之，他们都崇拜权力，都对权生万物的“必然性”深信不疑，且走火入魔。列宁赞颂马克思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时代，亦即在中共用权力掠夺了国家全部资源的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看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已蜕变成官僚特权阶级的中共各级官僚以物资占有者的雇主身分赐予或分配给佣工赖以生存物资的关系。这种由权力占有全部资源后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揭示了”毛泽东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失掉物质资源的老百姓依附于“大救星”的关系，“党妈妈”“哺育”八亿“子民”的关系，甚至从“不劳动者不得食”发展到“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关系，一言盖之，就是雇主拥有对奴隶实行物资分配和生杀予夺权力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在1965年春节谈话中，曾以雇主身分对文艺工作者发出过这样一条命令：“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与丛林法则不同的是，人类中的天才者毛泽东及其附庸，根据他们的恩师马、恩、列、斯的教导，能制造出许多“伟大、光荣、正确”的理想主义理论，把人类原始的、低级的、本能的权力需求，“论证”成公正的、均富的、科学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来颠覆人类社会区别于丛林兽行的普世价值和真、善、美的华夏文明，亦即用仇恨、杀戮的霸权来颠覆仁爱、宽容的人权，从而达到愚弄、折腾老百姓之目的。因此，就动机而论，如果说鼓吹大跃进是毛泽东以“大救星”自居的权力情结的疯狂，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要清除异己、屠戮持不同政见者和争当世界领袖的权力情结的暴虐。俞正声用“好心办了错事”亦即用理想主义来替毛泽东贪婪、嗜权成魔的邪恶开脱罪责，是徒劳的，历史也不会答应。因此，我们有责任反其道而行之：
唤醒记忆！
拒绝遗忘！
力主反省！
敦促忏悔！
今日中共党政领导，多是当时的党内右派或党内右派接班人，对于那场反人类浩劫的反省，大多都停留在党内右派官员们遭受不公正待遇上，而置数百万死难百姓于不顾。出于对中共历史形象和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的考虑，从而拯救中共，他们千方百计地粉饰毛泽东，把毛泽东的种种罪行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把文革中的文件、文字、影像等资料，封锁于绝密的密室中，只有部分资料恩准少数御用专家据有。但封锁疏漏，有些异议者摆脱监控，使一些文革资料得以散落民间。
三十多年来，学者们虽然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那场灭绝人伦的浩劫，但由于资料和信息被严密控制，少数据有档案资料的专家、学者，又听命于中宣部“主旋律”权力的安排，有意保护毛泽东，淡化甚至绕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的决定性的事实，使得多数人的研究，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这一官方权威性的政治宣传框架之下，使林彪和“四人帮”，几乎全部承担了毛泽东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得不到应有的清算。这种贬谪臣下、褒美君王的保卫江山的封建传统，至今还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宣传、教育和文艺舞台。这是对历史的戏弄、玷污和犯罪！
清算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要打破他对无产阶级的垄断。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权力拜物教理论，说到底，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夺取和保卫权力的理论。到了1957年，“无产阶级”同“人民”合二而一，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符号；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了强奸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符号。历史证明，不经投票，毛泽东的中共便自封为95%以上人民的代表，并赋于“人民”以新的内涵：“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样，毛泽东便把他和中共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等统治者，囊括在“人民”或“无产阶级”之内，与其相左的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乃至持中间立场的老百姓，不经调查，便知其为5%，都被他驱赶出“人民”或“无产阶级”范围，钦定为“阶级敌人”，或曰“反动派”、“反革命分子”等等。由此推见，毛氏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囊括在“人民”中的统治者，便当仁不让地“当家做主”；毛氏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囊括在“人民”中的官僚特权阶级，便又当仁不让地接受“人民服务”。因此，本书要为人民一词正名：人民是泛指区别于政府官员的工、农、兵、学、商、文、宗教和居民等普通民众，或曰老百姓；无产阶级则是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已变成备受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盘剝、奴役的老百姓。本书的人民称谓，与毛氏强加给人民一词的内涵绝然不同。
当毛泽东代表95%以上“人民”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笔者同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被迫身陷于浩劫之中；浩劫中历险和目睹的各种事件，至今还历历在目。当研究了散落于社会上少部分很不完整的资料，以及研究了被官方批准出版的部分个人著作后，笔者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权力拜物教理论，它使谙练帝王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个人权欲恶性膨胀，从而使他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名义，疯狂地、无法无天地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和屠戮无辜者。
在“人民”、阶级斗争和党的领导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熏陶下，中国固有的封建忠君文化进一步发展，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6）进一步发酵，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尽忠、一代臣民为了表忠，他们争先恐后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呕心沥血，自愿或违心地自残、相残，更有甚者，甘愿为毛虎作伥、当枪使、充炮灰，到头来虽惨不忍睹地成为毛泽东坐鼎江山的祭品，也在所不辞。
从毛泽东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倒刘少奇、林彪和拖死周恩来、到最后想打倒而没能打倒邓小平的火并中，在包括那些罹难的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下，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毫无权利的弱势者和那些面对暴政威武不屈的先知先觉的义士们，他们在贫病交迫下，在一波接一波的红色恐怖中，备受煎熬、欺凌、蹂躏和屠戮，为“君臣”之间的争斗从而蔓延致“臣民”之间的争斗，付出了惨痛的、血淋淋的代价。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无产阶级专政导致权力失衡因而引发权力重新分配的历史，亦即是一部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争权夺利的内讧史：文革之始，自封为“无产阶级”的左派，镇压右派，左派上台；文革之末，以“人民”自居的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击败左派，右派掌权。在中共左、右两派激烈火并中，中国老百姓在“舆论一律”的洗脑下，许多人在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摇旗呐喊中，有两三百万人丧命，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亿万多人受到株连、迫害，国民经济也因而倒退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正是：
毛泽东挟私夺权，老百姓蒙昧丧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造成的浩劫，是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结果：他们只认其功，否认其罪。1998年，在列宁主义的故乡，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为列宁下令惨杀的尼古拉二世及子女的安葬仪式上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遗憾的是，继承马列主义的中共各级当权派，至今没见一个人为过去的杀戮忏悔。
产自于西方的马列主义与中国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是权力拜物教文化，也就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美好的均富理想相搀合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它的灵魂，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故乡德国和产地英国，早已被那里的人民所唾弃，因而使那里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发祥地；列宁主义产地苏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改变了颜色，被毛斥为修正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修正主义者，纷纷抛弃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俄共变成为自由竞选的在野党。）但这个早已被西方唾弃的理论，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却变成了香饽饽，被他们崇拜得走火入魔。在他们的“科学”包装下，乌托邦共产主义及其灵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两个主要特征，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暴力崇拜”和“目的崇拜”。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列宁说：“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因而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继而邓小平说（网传待查）：“杀20万，保20年稳定。”“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等等，就是“暴力崇拜”的吼叫。“目的崇拜”就是“成王败寇”。“罪恶导师”马基雅维里说：“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普列汉诺夫谴责他的学生列宁，为了胜利“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胜利者不会受责备。”因此，打着虚幻飘渺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天堂”理想主义旗号的革命者，只要胜利了，他们的任何谎言、任何妖魔化敌人的卑劣手段，都是革命者的最佳选择，都应加以美化包装，任何批评、责备，都是对革命的“反动”。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这种崇拜丛林法则的理论，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已演变成马列加秦始皇主义，或曰马列毛主义。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颠覆华夏文明、挑战普世价值的丛林赤化大革命，或曰赤化革命、痞子革命。从广义上来说，赤化革命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已经开始，讫今尚未终止；从狭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赤化革命的一部分，从毛泽东利用中共组织下令实施《五一六通知》起，到毛泽东死为止。本书评说的重点是狭义上的文革。这种乌托邦共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制衡缺失、权力腐败，诚信式微，道德沦丧，从而为中华民族招来苦难和两极分化。这是造成今日中国腐败积重难返的根源。
遗憾的是，当今研究文革者，多从左、右来褒贬赤祸中的人物和事件，较少触及赤化的根源：乌托邦共产主义及其中国化了的马列毛主义学说。他们论述文革的长篇大作，远不如普通网民来得干脆：都是马列惹的祸！因此，不彻底清算文革的谎言、野蛮和邪恶，不推倒压在老百姓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两座大山，并用自由主义和民本思想的民主政治取而代之，今日中国之腐败，将继续恶化下去，直到酿成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犹如当年慈禧为满清自掘坟墓那样：囚禁光绪，扼杀变法，从而酿造了孙中山“驱逐鞑虏”的辛亥革命！
文革年代，是痞子当权时代，因而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被毛泽东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后，未经审判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旋即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直到被折磨致死。想想看，一个位高权重、处于“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人特别是下层老百姓的命运呢？看看本书各篇，你就会找到答案。
我们不应忘记文革！
我们不能忘记文革！
我们无权忘记文革！
忘记和掩饰历史真像就是背叛：背叛国家！背叛民族！背叛文明！
但是，抨击文革的野蛮，是为了光复仁爱，揭露中共的谎言，是为了恢复诚信，批判马列主义的蛊诱，是为了重修社会宽容，清算毛泽东的邪恶痞积，是为了重塑真、善、美的华夏文明！因此，抨击、揭露、批判和清算的目的，在于还原真象，了解实情，让人们记住历史，吸取教训，敦促开明的政治家和有良心的革命家们，以世人称道的儒释道华夏文明、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四大自由”和以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倡导的宽容、和解、自由、非暴力的现代文明，重塑中国的未来，断不可有以其人之邪道，还治其人之罪身的恶念！
本书引用的文章和图片，许多都是从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和数千张图片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和图片，好似闲言碎语，又似苦口良药，但却真实地、生动地记述了那个时代里的愚昧、邪恶、野蛮和疯狂。
本书引用、摘录和笔者改写的原文等资料，大多是从网上复制、下载的。因此，除笔者“评说”和改写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图片，大多是网络社会提供的。如果说网络社会提供的文字不实，图片有假，至少也是当局死不解密档案造成的。因为，有权接触档案的御用学者、专家们，大多都是以真假搀合来打扮历史的，许多人都是制造谎言的能手，他们甚至以假批假，以黑打黑，从而酿成了“小道消息”的泛滥。因此，在文革大部分资料仍处于官方绝密尘封的条件下，人们对这些文章、图片等资料的真实性见仁见智是可以理解的。在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是有选择的，并认同其真实性；但也不排除判断上的失误，特别是在统计数据的精准上。
今日大陆所谓“正史”，早已成了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真实历史呢？那些真实的档案纪录，能销毁的大都设法销毁了，能篡改的大都设法篡改了，能回避的也大都设法回避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当时明令“不准作纪录”的口头“命令”、“决定”、“通知”、“吹风”和“谈话”等等，随着年深日久，当事人或已作古，或年渐作古，调查越来越困难；他们中虽也有留下回忆录者，但有利害考量或惮于权力“主旋律”的淫威，有的对真实敏感问题躲躲闪闪，有的则为推卸责任而混淆视听，等等，其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仔细考证；剩下来的那些没法销毁、篡改和回避的真实历史，其中的多数，又被严严密密地尘封于国家绝密文档中，那允体制外学者接触？怎能叫老百姓翻阅？那些正直而认真的史学家，那些有良心的当事人和旁观者，以及那些备受蹂躏的受害人，他们的专著、回忆录里的任何客观议论和如实描述，都不可避免地要痛诉中共及其领袖们的胡作非为和残忍，必然侵害中共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触忤中共设定的“主旋律”的底线，因此，他们的专著和回忆录，不是被封杀于“摇篮”里，便是被拒于出版界之外，那容老百姓知晓？那些老百姓容易接近的“文革遗迹”呢？例如，重庆市所剩下的那座全国唯一的红卫兵陵墓，当局曾不顾人民反对，借筹建宾馆的名义准备铲平它，打算彻底消除见证文革的痕迹，使其永远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只是由于人民的强烈反对，才使这座陵墓暂时得以保存！
历史不应被权力垄断，不应被权力任意打扮。我们有责任不让昨天的权力支配现在，更有责任不让今天的权力任意打扮过去，强暴现在，遥控未来。历史的公正性在于：权力虽可以任意打扮历史，但历史不会去打扮权力，也不会让权力打扮、篡改历史的行径得逞于永远。本书之所以为“评说”，是为了揭露谎言，因而，它不屑与那“舆论一律”、“主旋律”或“导向”即权力打扮的“正史”为伍。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聚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恶的历史，它从反面警示人类，世界上还存在着谎言、野蛮和邪恶；因而，它又是一部光复真、善、美华夏文明和启迪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教科书。
笔者已老迈，如晚年有幸看到被中共“恩准”解密的文革档案资料，也许还能来得及修正可能的判断失误，以“评说”正视听。
我期待着。
前言附注：
附1、右派 （回原注处）
这里所说的“右派”是中共党内派别的左、右分类，而非中共制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附2、“神仙会” （回原注处）
“神仙会”是六十年代初，中共恩赐给各民主党派发扬民主的方式。他们恩赐在民主党派内，可以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借以改善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端正民主党派成员中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消除他们的紧张、不安和抵触情绪，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但到1962年9月，当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恩赐的“神仙会”，旋即消失。
附3、“三自一包” （回原注处）
在饿殍遍野的“三年人祸”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主持一线工作期间，“修正”了毛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定的“一大二公”指导思想，提出并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简称“三自一包”，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对抗，扭转了农业大幅减产和大面积饥荒的局面。
附4、“三和一少” （回原注处）
1962年上半年，中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针对毛泽东的“三斗一多”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少。”而毛泽东的“三斗一多”，与此相反，即“对帝、修、反要斗，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多。”
附5、《世界人权宣言》 （回原注处）
《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
主要条款摘要：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视为无罪。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干涉或攻击。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以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附6、人质情结 （回原注处）
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是指罪犯的被害者对于罪犯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赞赏或帮助罪犯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三女一男银行职员做人质。绑匪在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里，曾多次威胁被劫持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心理转变下，四名人质竟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并帮助绑匪逃跑。这起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四名遭劫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据说，其中一名遭劫持的女性，曾多次探望服刑中的一名绑匪，并与他订婚。
心理学者认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是：
⑴、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⑵、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⑶、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⑷、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可以发生在一个或几个孤独人身上，更容易发生在相对封闭社会里的某些群体里。
有心理学者在评论专制社会里的人质情结时说：生活在各种各样风险下的人们，被迫无奈地学会了妥协；对于长期经受着欺负、压制、剥夺的群体而言，一旦有人给予他们点滴的好处，他们或许就会失去理智，黑白不分，甚至不吝感情地去赞美那些直接或间接伤害过他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