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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没有结束，便直接进入肃反运动。
7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一场肃反运动，便在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事业（包括公私合营）的各个角落里展开。
各级政府、军队、学校、企业和街道，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肃反运动。运动重点是清查知识分子、留用人员和社会关系复杂人员的历史。数量“指标”，一般控制在5%。运动开始第一阶段，每个人必须详尽地向党组织交得自己的历史（包括隐私），接受群众审查，第二阶段审查重点对象，第三阶段组织处理。对重点对象审查的方法是：1、培训积极分子，其中不乏痞子、流氓无产者，向他们灌输“大胆怀疑一切”的同时，极力丑化或妖魔化重点对象；2、命令重点对象用口头和书面，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3、组织积极分子“帮助”重点对象坦白交待，其“帮助”方法是诱供、逼供、批斗、人格侮辱、罚站、罚跪、吊打、背上压砖、“车轮战”（不准睡觉）和限制人身自由等。笔者七岁丧母，父亲在中国远征军服役，可能早已战死在缅甸抗日战场，十二岁流浪，十四岁半参加解放军，二十岁被确定为“重点对象”，第一次受到了上述各项“帮助”。原因之一是有人怀疑父曾在新一军服役，后去了台湾（现今证明此乃子虚乌有）；又有人举报，笔者曾说过，胡风集团分子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写得不错。
在运动的“帮助”中，约有5万人自杀。笔者当时所在的仅千余人的重庆炮兵学校，就有两人自杀。
《人民网》编的《中共大事纪》中写道：“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这是今天中共对当年肃反第三阶段组织处理结果的表述。
但从当年文献中，我们看到了与中共上述表述不同的记录。
罗瑞卿在《学习》1958年第1期撰文《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中提供了这样几个数字：“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七十五万多人，还有上百万个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三百二十八万多人次。 ”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肃反的成果有多大？
1956年12月8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讲话中透露：全国共审查了四百多万人。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提出了以下数字：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名，现行反革命三千一百余名；
第二，投案自首反革命分子十九万余名；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第四，提高了群众的警惕性和识别力。
笔者根据上述数字推算，清查出的反革命子占被审查总数的2%，清查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占0.001%；投案自首占4.8%，搞清问题的占32.5%，还有60.6% 即242.6万被审查对象，不存在问题。笔者很可能属于后者；但没有人承认说审你审错了，更没有人向你道歉，反要求你理解和“正确对待”这种“帮助”，即所谓的“放下包袱”。
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如何处理？毛泽东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究竟杀了没有？抓了多少？笔者没有找到官方有关记录。据丁抒著作《阳谋》注释中的《上林县志》记载：广西上林县，抓出150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60名。在150名中，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四人未予处分。其他地方呢？只由等档案解密时才能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