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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着太阳吸袋烟。
毛泽东说: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58年，当农民们掌握了“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后，便“焕发出无穷的物质力量。”这首诗就是证明。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胸怀“大救星”权力情结的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指责他“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确认，“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宣布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红色狂潮。
1958年各项经济指标，按大跃进速度进行修订。那些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教授们，许多人在反右中已中箭落马，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些没有中箭落马者，大都心有余悸，“乖乖”得多了，一切听任政治家们安排，谁敢多说一句？
毛泽东规定：“每年增加一千亿斤(粮食)，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 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
由于怕反党当右派，怕犯右倾错误，各级干部们的高指标、浮夸风便泛滥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批转的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中说：“明年（笔者：指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笔者：1957年才524万吨，年均翻2.86倍），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是1957年的16倍多）。”在逢迎献媚和异想天开的竞争中，谁是佼佼者？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非冶金部党组莫属！
8月北戴河会议上，考虑到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决定“土洋结合”。他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土炉子”炼钢，实行书记挂帅，并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完成任务。到1958年年底，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9,000万人（另说6,000万人），“土炉子”全国遍地开花（见上图）。由是，1958年全年完成炼钢任务1,070万吨，虽比计划少230万吨，但比去年翻了一番多。(笔者：中间有多少不合格的钢材？)
9～10月，《人民日报》多次介绍推广商城经验：花100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斤木柴和木炭，就可以炼出一吨钢，并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炒铁”、“板铁”，是名符其实的“钢”。对此，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河南金榜第一名”。在毛下令“钢铁元帅升帐”之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们，也在中南海里搞起了“土炉子”炼钢，并恭请“伟大领袖”莅临指导。毛应诺前往视察（见上图）。
40年后人们才得知，1961年实际钢产量仅为870万吨，四年间比1957年增加了66%。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农业也“捷报”频传。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821.9斤，放出了第一颗单产“卫星”（另说为2,105斤）。几天以后，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亩产4,353斤的水稻“卫星”也飞上了天，从此，一场放“卫星”的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继四川卑县放出中稻亩产82,525斤的“卫星”后，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不甘落后，便放出的一颗中稻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创下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高纪录！9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个令人鼓舞又令人困惑的消息。为了证明“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许多报纸都配发了“嬉戏在卫星田里谷穗上的儿童”的照片！（见上图）
乘着大放“卫星”的狂风，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巡游祖国大地。6月14日，他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 8月4日，他在河北省徐水县回答粮食多了怎么办时说：“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见上图）对“伟大领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国亿万农民感激涕零。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对此，毛十分欣赏。
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笔者：1957年为3,700亿斤；另说为3,9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笔者：1957年为3,280万担)。
历史跨进1959年，频传的“捷报”变成饿死人的“丧报”，雪花般地飞入中南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果然，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彭德怀“跳”了出来，竟敢“我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率众反击，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中央，由此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
那难忘的三年，笔者在北大荒农场劳动。1958年中期，当时的农垦部部长后来在八十年代荣升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将说，下半年农场全部吃四菜一汤。秋，笔者在兄弟农场食堂，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吃得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60年吃水煮玉米粒和玉米穗衣淀粉。1960年冬，农场做人造肉展览，宣传“玉米秸秆全身都是宝”，属“国家机密”，参观回来后，笔者被指派用玉米穗衣做淀粉，人吃后拉屎干结，有时得用手抠。黑龙江历来都是“清明忙种麦”，王震“敢想”，下令种冬麦，结果数十万亩绝产。王震敢干，农场挣钱门路多。种大烟，花朵五颜六色，非常好看，花籽吃着比芝麻香。冬天进完达山原始森林里伐木，各总场、分场都建有伐木队，挣现钱，年年如此：靠山吃山嘛。伐木人零下40度取暖，把直径40～60cm的百年大树放倒，按50cm一节锯开，扳斧一劈四瓣，填进大油桶里烧……总之，笔者“得天独厚”，在大破环境中既没饿着，也没冻着，只是疚心难却。
到1961年，持续长达三年的“大跃进”，终以饿死农民3,000万～4,500万的代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据说，官方承认：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那个发射“超级卫星”的广西环江，全县16万人饿死了5万，创死亡率达31.3%的世界纪录。据安徽省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叫“石求明”的,上书毛泽东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1971年10月，笔者于林彪摔死后不久，曾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出差，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〇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地、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他们公社饿死人在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
对死亡，毛泽东早有“创见”。大跃进一开头，他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八届二次会议上，他讲大批死亡是“白喜事”。他说：“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鼓盆而歌是正确的。”（笔者：庄子亡妻后鼓盆而歌）“人死应开庆祝会”。如此说来，饿死几千万应开多大规模的庆祝会？草菅人命非其莫属也！
四十年后，官方资料显示当年粮食实际产量和征购情况：
1957年产粮3,900亿斤，征购961亿斤，占产量的24.6%（另说产粮3,700亿斤，征购960亿斤，占产量的26%）；
1958年产粮4,000亿斤，征购1,095亿斤，占产量的27.3%（另说征购1,175亿斤）；
1959年产粮3,400亿斤，征购1,348亿斤，占产量的39.6%；
1960年产粮2,870亿斤，征购1,024亿斤，占产量的35.7%；
1961年产粮2,960亿斤，征购809亿斤，占产量的27.3%。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许多反高指标反浮夸的言论。但我们无法否认，他是高指标的始作俑者和恣意妄为者。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那政痞式的“一分为二”：对同一件事，他既善于肯定，也善于否定，既善于褒扬，也善于贬斥，一切都要求他的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他的“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的痞子哲学，成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理论”根据。当发现高指标祸国殃民时，他摇身一变，便从始作俑者变成了个反对者。这是中共的赤文化，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赤文化确保了毛泽东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如果发生错误，也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是“大救星”权力情结产物，亦即权力拜物教的滋生物，因而没有使毛泽东的中共翻然悔悟。但为了推卸责任，他们除大喊天灾外，却把罪责推到苏联乘人之危的“逼债讨帐”上。然而，历史记录却推翻了毛的谎言。据报导，在三年大饥荒中, 苏联政府曾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都被毛“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事后，他还对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要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就这样，数千万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为毛泽东的“节操”和“志气”，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草菅人命之登峰造极者，非毛莫属也！
在这三年灾难中，有两件令人嗟叹欷歔的事，已分别载入史册。一件是，“伟大领袖”听到饿死几千万人后，心里很难受，表示三个月不吃肉，以此“悼念”饿死的阶级兄弟。御用精英们听了后，大为感动，纷纷著书立说，大讲毛主席与劳动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高尚情操”和不吃“嗟来之食”的“志气”。另一件是，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向上级要不到粮食，全县饿死十一万四千人。遭到上级批判后，怕当替罪羊被枪决，便领着老婆和三女一男全家六口人，夜半跳了井，14岁的儿子毕剑增，侥幸水里逃生。后人没人敢为他著书立传，却有不少人称，这位县委书记是“以死谢罪”，死而余情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