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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殍遍野的大跃进，使农民吃尽了苦头，他们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时那种关系已不复存在，埋藏在心底的只有仇恨。不愿认错的毛泽东，拒绝反思“三面红旗”的罪恶；但他是以农民运动起家的革命家，深知失去农民意味着什么，这种后果的可怕性在困扰着他。为了解脱困局，天才的谋略家又拾起了阶级斗争的武器，并找到了替罪羊——曾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和冲锋陷阵过的社队基层干部。当听到毛泽东估计说有20%生产队领导权在坏人手里后，周恩来便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刘少奇则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在这里，统计学再次变成了政治评估学。于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拿经济“四不清”的干部开刀，即清算他们的工分、账目、仓库和财物（简称“四清”），借以转移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对大跃进和对中共的仇恨，重树共产党的绝对权威。
为此，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在这里，他把“三面红旗”制造的饿殍遍野的罪恶，统统算到“反革命”身上。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
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在培训中，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站”，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队员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揭发内容包括：贪污、多吃多占、多计工分、欺压和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混线即与四类分子（1）关系不清，等等。
1964～1965年间，笔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参加过“社教工作队”，搞过两期“四清”，每期八个月。省里规定，有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社教”，以便接受改造，笔者便荣幸地当上了社教工作队一个工作组的材料员。在教育和接受改造中，曾目睹过许多场批斗会。其中有一次，批斗的是一个生产队队长。他的“罪行”很多，记得有这样几件“大事”：为了升官发财，他在1958年，“违犯毛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把亩产小麦320斤，虚夸上报成1,020斤，使生产队超交，短了半年粮，群众要他到“病死”的两个老人坟上磕头；在返销粮中（统购过头又返销给农民的陈年粮，1965年仍在执行），他给四类分子多分，同贫下中农一样多，混线；他自己家也多分了30斤，多占。批斗中，他不服，说他开始报亩产340斤，公社批他右倾，第二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他报520斤，县里批他企图“瞒产私分”，他受不了，就索性跟着别人报了1,020斤。他还顶撞说：“那时，你当干部试试！”对多给四类分子返销粮，他顶撞说：“他们也是人。”他的顶撞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他虽然“硬”，但在反复批斗和打骂、捆绑下，他终于软了，承认他自私、混线、犯了罪，“辜负了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显然，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他是本队“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代表。当清查到一个副队长的工分时，出了问题。他原是个“打头”的（领头干活），中农成份，活干得好，后来升副队长。他每年得的工分都是全队最高，1963年高达3,900多分。每天记12分，群众评议，当“打头”时可以，当副队长每天应记10分。算来算去，扣掉了他200分。去年生产队收入较好，分值八分，须扣他16块。他一时想不通，竟上了吊。这个意外，把我搞懵了。当时工作队就宣布，他是“畏罪自杀”。一个“反革命复僻”分子死了，正如“伟大领袖”教导的那样，他的自杀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来到他家，见到了他的媳妇和三个小孩。小孩子泪汪汪的，媳妇似已没有眼泪，她连连对工作组组长说：“他有罪。”全家五口，只有三床棉被。看着他那个几乎一贫如洗的家，我那颗早已“冷酷”了的心，此刻竟被弄得酸酸地，眼也禁不住有点湿，赶紧转身躲开去。
到了1965年元月，风云突变，中共下达了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下达后，“四清”内容从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突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明确“清”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者春节留守，直接向社员照本宣读《二十三条》，规定不许讲解。党支部书记和委员们听了后，紧张得春节都没心喝酒。当时笔者有些糊涂，不知政策突变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因不满刘少奇、邓小平党内右派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对“三面红旗”后果和“四清”性质认识等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怒出《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邓一伙。所以，学者大都认为，《二十三条》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四清”运动中有很多人自杀，笔者只见过两起。据报导，北京市郊区通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发生自杀70多起，死亡50多人。
全国有多少人死于“四清”？ 据报导，在城市有4,128人致死，在农村有73,432人被打死或自杀。
“四清”运动在面上只搞了三期，全国大约搞了三分之一的社队。第三期没搞完，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四清”由是结束。
图注17附注:
附1、四类分子 （回原注处）
指“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阶级敌人。文革中，又把右派分子包括在阶级敌人中，四类分子便发展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后，划分阶级敌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便出现了“七类分子”、“十类分子”、“二十一种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