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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是文革前毛泽东帝王权力的一次大发威。
1958年，中国大地上涌现一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浪。这是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实践。
反右派斗争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帝王和“大救星”的权力情结极度膨胀起来：他幻想通过以钢铁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大跃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通过组织城乡人民公社，来实现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和生产过程全面权力化，使他能以拥有巨大财富的雇主身份，毫无顾忌地调动全中国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使中国“跑步”进入他想像中的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想以此证明，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由于他所领导下的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中心，因而他还是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的这一“共产主义天堂”图画，实际上是蒙昧民族的冥冥神话，而“世界共产主义中心”和“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说，则是中华大帝权力情结的恶性膨胀。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反右后全民一片噤声中，这种乌托邦式的乖戾狂想，却能大行其事。
图01-6：彭德怀元帅 |
在毛泽东以及被其驯服了的党中央领导们的高压下，中央各级干部，大都成了强迫命令的乖张疯子：“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发动9,000万人大炼钢铁；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几乎在一夜之间合并成2.6万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数以万计的农民砸锅毁灶，在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高压下的党员干部们，丧失了理智，大放“卫星”，制造一个又一个粮食高产神话，其中，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放出的一颗中稻亩产130,434斤的“重磅卫星”，成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的头版头条新闻；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遍及城镇和乡村；供粮计划被破坏，整个经济生活失去了平衡。与毛泽东的狂想相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急剧下降，形成大范围饥荒，开始大量饿死人……当时被赞颂为“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的人民公社，面临全面崩溃，“共产主义天堂社会”发生了最严重的危机。
一向比较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图01-6），本来与毛泽东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建国后，又反对喊“万岁”，反对唱《东方红》，厌恶毛泽东玩女人，看不惯毛泽东的生活作风和民主作风，已经与毛积怨很深，这次更看不惯毛泽东异想天开又不许别人置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1958年12月“大跃进”期间，他曾回到家乡湖南做过调查研究。那时，在《人民日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鼓动下，“卫星”满天飞，湖南一些地方出现了亩产稻谷6万多斤、红薯50多万斤的“高产典型”。他家乡的乌石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说：“今年粮食丰收，产量高的亩产有1,600多斤，平均亩产900斤的生产队有不少。”但是社员背后跟他讲真话：亩产稻谷600斤都不到。他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煮饭的锅都砸了。在乌石学校，他看到八九岁、十几岁的小学生也大搞集中居住，集体开餐，而大锅菜里清汤寡水，没有几点油星，学生伢儿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在“幸福院”里，老人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在平江调查时，县委书记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部分高产田亩产才800来斤。为什么浮夸呢？平江县委书记向他反映：“虚报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番，钢铁加番，什么都要放‘卫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调查炼铁时，乌石公社干部告诉他，劳动力是全社统一调配，几乎所有男女劳力齐上阵，按军队建制把群众组织起来，搞大兵团作战。他问炼一吨铁要花多少成本？干部们回答：“为了‘保钢铁元帅升帐’，我们是不惜代价的，没有算过账。”由于炼钢铁没得煤，全靠木炭，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农民面临生存危急。调查中，他同群众算了一笔帐：土法炼一吨铁要比正规钢铁厂多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而且炼出来的那些铁根本不能用。1959年7月，他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在大放“卫星”河南境内，看到窗外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逃难者，食之无味。服务员项文芳问他何以不吃饭？彭德怀指着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说：“你看看他们！能吃得下去吗？”他想起了湖南那位老红军递给他的那首诗歌：“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多么沉痛的呼号！他愤然提笔将“请”字改成“我”，他要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向毛泽东犯颜直谏。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大区负责人和各业务主管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等政策的后果，议论纷纷，持批评意见的人很多。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认为，向毛泽东直谏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他并非没有顾忌：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维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给毛泽东提意见，有反对毛主席的嫌疑。但强烈的“我为人民鼓咙呼”的欲望，这种道德理性使他一厢请愿地认为：如果多数中央委员都有能如实陈词，毛会接受批评，改弦更张，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将可以避免。但这位英勇善战的元帅，想得太天真了。
首先，他在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多次发言，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他还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50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当时毛泽东插话说：“不会有庐山这样高。”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他意犹未尽，于是，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千言的意见信，被毛泽东批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史界称之为《万言书》。
《意见信》在首先称赞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之后，他批评道：（摘要）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
“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
“（农村公社化）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
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他写道：（摘要）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等关系混淆起来。”
“在这些同志看来，（隐指毛泽东）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这封《意见信》，无论从现在或当时的角度来看，都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时的部分实情，批评的语气相当舒缓，有些地方还着意淡化而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回避已经出现的大范围饥荒和开始饿死人的现实。这种淡化了的对国家最高领袖的批评，不要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司空见惯，非常正常，就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帝王，面对这种客观批评，也不得不下个《罪己诏》，以谢天下。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这种轻描淡写式的批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
对彭德怀素有成见的毛泽东，见信后非常懊恼：关键时候，彭又跳出来反对他了。尽管他已看出，彭信中说得都是实情，而从他亲自派员到下面做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实际情况，并不比彭信批评的实情好，甚至严重得多。他很清楚，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有强大的阻力，如果不排除这些阻力，他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就会被质疑，帝王地位就会动摇，后果是可怕的。此刻的毛泽东，想到的已不是理想“天堂”的危机，而是个人权力和“伟光正”形象的危机。因此，“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抛开了他常对全国老百姓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谆谆教导”，直面彭德怀的“挑战”。
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信》，就是对他帝王权力的挑战，他必须应战，而且必须战而胜之。毛泽东有信心、有把握战胜彭德怀，他的杀手锏就是“中共伦理共识”。
7月16日，在常委扩大会上，毛拿出了他的杀手锏，放出流氓痞话，威胁常委们：“如果党搞分裂，那我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我就另组红军。”又急电北戴河疗养的夫人江青，乘飞机上山，帮他斡旋串连。毛终于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中共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朱德和书记彭真等要员的支持，并在中共伦理共识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保卫总路线，反对分裂。到此，彭德怀的一纸批评政策的信件，变成了分裂党的破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