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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开大会的目的 （回本章目录）
1961年9月，在中共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据说，北京市库存粮食只够七天用，城市粮食脱销的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心情不会轻松。
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按这种情况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偌大一个农业国家，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
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问题的严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照不宣地指向地、县委书记一级。1958年，批他们右倾保守，是“睁眼瞎子”，看不见农民的积极性，迫使他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到了1959年，又把1958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全推到他们身上；庐山会议后，他们中许多人因同情彭德怀，质疑“三面红旗”，行动不力，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1960年大量饿死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在“民主补课”中，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撤职、判刑，有些还被判死刑、死缓，有的见大势不好跳了井，剩下来的只有忍气吞声，听天有命。本来是毛泽东制定和推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惹的祸，但在高压下，谁敢说“三面红旗”个“不”？因为党的伦理哲学已经确定：毛主席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为了保全自己，地、县委书记们，不得不暗地里把“屁股坐在农民方面来”，一听征购粮食，感情上就“抵触”，便大声“困难”。因此，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就得克服地、县委书记们的抵触情绪。
深谙权术又熟知中共各级干部情绪起伏脉络的毛泽东，对如何克服地、县级干部抵触情绪早已成竹在胸：稍施民主。于是，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
会前，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不了解毛的谋图，他们按往常惯例去筹划大会。他们设想：大会以作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的工作报告开始，用讨论报告来统一大家的思想，预计10天会议，就可达到开会的目的。为此，他们组织写作班子，起草了《刘少奇工作报告》（下称报告稿）。毛泽东看过报告稿后，做出了出乎刘、邓意料的反惯例行动：报告稿先交大会分组讨论，然后再做修改、定稿。
对于毛的反常举动，有人一厢情愿说是“充分发扬民主”，有人基于反右的前车，认为是“钓鱼”，也有认为是“不赞成”报告的某些内容，等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精通“宽猛相济”权术。“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三年多以来，批斗刑罚，猛多而民怨而官慢(抵触)，应以宽济之。当他了解到干部们特别是地、县级干部们的抵触情绪后，决定打民主牌，即用“民主总结经验”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方针，让下面各级干部各抒己见。毛相信，以今天民主包容舒畅之宽，济以昨日专政批斗刑罚之猛，就能克服抵触情绪，从而“统一思想和鼓足干劲”，使各项工作包括征购在内，达到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目的。显然，这种封建帝王将相的“人治”权术，既非“充分发扬民主”，也有别于“引蛇出洞”式的“钓鱼”。
然而，即使这种“民主”也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稍有不慎，门缝过大，“阶级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招来麻烦，反右就是例证。不过，毛泽东成竹在胸的是，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已经知道什么叫驯服，也知道拒绝驯服的后果，这三年大饥荒里没有出现大乱子，就足以证明。因此，他稍施“民主”，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令人感恩戴德的效果。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会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预想发展。
张素花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披露，中央在报告稿中说：“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为什么会犯错误？张在书中披露，中央在报告稿中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张文披露的报告稿中看得出，中共中央承认在三年中犯了“三高”、“一刮”、几个“大办”、瞎指挥、平均主义等等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二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等等。也许报告稿在刻意回避这个基本事实：恶果源于专制、独裁和体制腐败。
当报告稿下发后，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官员，对报告稿进行了热烈讨论。由于反右派和反右倾的前车之鉴，他们大都知道发表意见的分寸，但也有人在“发扬民主”的承诺前，跃跃欲试。
大会讨论时，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诸如“三高”、“一刮”、几个“大办”，还有瞎指挥、平均主义等等，是明摆着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当追究这些深层次问题时，便纷纷议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