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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会犯错误？ （回本章目录）
许多官员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主要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有官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发生在1958年9月。当时刘少奇到江苏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出身农家的刘少奇，难道连农业生产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举例人说“难以理解”。笔者认为：刘不是“不懂”；用谎言开道，是毛共发动群众的高招；“一万斤”是发动大跃进、放“卫星”最好、最难得的谎言。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58年广西大放钢铁“卫星”的时候。当时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省委书记指着烧黑的矿石，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点头称是。省委书记和技术员竟分不清石块和铁？举例人说“更加难以理解”。笔者认为：省委书记是明知故问，以假求假；技术员投其所好，以假报假。在没有民主不敢说真话的时代，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所以有人说：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官员们不敢深究“不敢说真话”的原因。
有人说，为什么会产生高指标？大家当时为什么相信它、接受它呢？其中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心里认为完不成，但是不敢说；一种是为了迎合领导，投其所好，明知不行，硬说能行。这两种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而是属于思想问题。笔者认为：这是绝对服从的恶果，明显是个民主问题，只是太敏感了，与会官员们不敢说，只好归为“思想问题”。
还有不少官员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党内斗争过火。他们说，几年来光是从反右上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笔者认为：“言者有罪”跟有无经验风牛马不相及。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亦即撤职查办，致使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这句“强调”的话是那位高官说的？是毛？是刘？笔者从资料中查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为了强竖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毛泽东把一切质疑、抵触和反对者当成“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官员们，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湖南官员质疑：“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作人做个报告。”
笔者认为：“请省委加以说明”，把省委权力估计过高了；“请创作人作个报告”，可说是“胆大包天”的英雄也！之所以称之为英雄，因为这个湖南官员敢于挑战毛泽东。为了收拾替罪羊，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又说：“三类社、队要成立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显然，挑战者知道“创作人”是谁。
天灾和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安徽、西藏、山西等很多省有不少基层官员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
湖南有人更大胆地直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好一个“人祸第一”的“三权”论者，他把“主”和“奴”的关系，摆上大会，真乃又一英雄也！
有官员甚至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地方官员把矛头含蓄地指向了毛泽东，虽当不上英雄，也应算作好汉！遗憾的是，笔者没能找到这些英雄好汉的名子！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
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有的官员私下讲，焦点在毛主席身上，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这么说。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事后诸葛亮，或是门里耍棍棒。
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呢？（图02-5）
图02-5：三面红旗 |
在专制、独裁条件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的话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就是倒在批评“三面红旗”上的。倒彭后，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说：“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三箭齐发是毛泽东的自信！
但有不少官员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自信”，他们大胆地就“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他们说：“三面红旗”是否正确，原则好讲，具体难说；丰收地区好讲，灾区不好讲；工业好讲，农业不好讲；总路线、大跃进好讲，人民公社不好讲。还有人说，大跃进这面红旗要不要都可以。
惧于毛泽东的权势，很多官员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等等。
有个官员更直捷了当地说：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显然，曾为毛泽东的乌托邦疯狂过的官员们，在饿殍遍野面前已经有所清醒；但在中共伦理共识的氛围里，他们没有勇气理直气壮地质疑1959年庐山会议做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右倾危险是主要的”结论，更不敢理直气壮地批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独裁体制。
这些声音，对听惯了歌功颂德、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和“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来说，相当刺耳，也出乎他的意料。他察觉，同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遇到了“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不同的也最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中央，在他的身边，也出现了“反对派和怀疑派”，就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刘少奇和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