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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彪讲话和“出气会”
机会终于到来。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空前绝后的学费啊！拿饿死3,000～4,500万个农民当学费，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领导人敢于这么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可悲啊，就是这位为毛泽东开脱罪责的林彪，在发言九年八个月另十四天后，竟被毛逼走，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27分，同老婆、儿子一起，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汉！
曾以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的杨国殿说：“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这是他后来说的；当时他敢说吗？
毛泽东非常满意林彪的讲话。在这次大会上，其他人的讲话，毛没有给予评论，唯对林彪的讲话当场带头鼓掌，并称赞其讲得“很好”。大会原定1月30日结束，林彪讲话后，天才的毛泽东发现扭转并主导大会方向的时机已经到来，迅速作出了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决定：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召开“出气会”是打民主牌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毛泽东看来，让下级官员出气，就能沟通上下关系，克服抵触情绪，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和鼓足干劲”使各项工作（包括征购）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目的。他有意把下级官员出气的矛头引向省部一级。
为了让下级官员出气，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对各省省委领导大加鞭挞。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偏要摸老虎屁股”的号召，立即引起了热烈响应。这步“棋”，聪明而圆滑。
当时有不少地、县级头头已经摸清了毛、林的意图，所谓“老虎屁股”，就是一些省、市、部级领导，所谓“出气”，就是要把矛头对准他们“出气”。于是，他们中便有人在会上献谄说：“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 “歪嘴和尚”就是指一些省、市、部级领导。他们在会上纷纷向省、市、部级头头们开火。
湖南有官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给省委提意见说：“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组织的问题上去了，全省一下子就发现了32个三类县，可见省委心中无底。”——“五风”，是从毛的“一大二公”那里刮起来的，这才是“关键问题”。湖南省领导敢抓吗？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听听这口气，就知道他的权力有多大，无须再去证明这话是谁说的！
河北有官员说：“1960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 “三类队划分的标准是谁规定的，究竟全省有多少被敌人掌握的大队，为什么出入这么大？整风整社，整下边干部，真是整伤了心。” ——整风整社是毛决定的，信阳经验是毛肯定的，省委敢不执行吗？
有官员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毛多次指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为了保卫这个“阵地”，保护好这个“心脏”，省委敢不从中抓坏人？
还有官员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省委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在毛的压力下，各省、市、部级头头们，也纷纷在会上作检讨，让下级在他们面前出气。
下级在上级面前出气，大多数可能属真；而省、市、部级头头们的检讨，大多数真中带假，其诚实度需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就在毛“痛斥”省、市、部级头头、表示要坚决摸“老虎屁股”的当天晚上，毛曾安抚过他们。
那天晚上，毛泽东通过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向省、市、部级头头们传话说：
“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讲的东西，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即使人家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如果你只有十条错误，人家讲你二十条，你实际上还是只有十条嘛。”“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对敌人不要承认，对同志也不要承认，也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带帽子。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当民主人士，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
毛的安抚使省、市、部级头头们，心中都有了底。
对此，有精英著文说：“什么叫领导艺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叫人不能不服。”——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如果把这种真真假假玩弄权术的游戏当成“艺术”加以赞美的话，就要颠覆中国词典中关于“诚”字的全部释义！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在2月6日检讨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认为农村需要反右，把解散食堂也看成是右，实际是农村“左”的情况未彻底解决，反而掀起了反右浪潮。加之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几个大办，搞过渡试点，结果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1960年的减产。再一段是1960年冬，就减产和生活上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坏人当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得过分；而对“五风”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这不都是毛倡导的吗？刘的聪明在于代毛受过。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1958年冬我曾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少种高产，全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其实是170斤。”（笔者：“伟大领袖”那么容易骗？陶在投其所好。）陶后来回忆说：总的看，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笔者：揣摸毛的心理。）陶还检讨了反倾向斗争中的“机械过火”错误：第一次1957年反右，第二次1958年的拔白旗，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批彭，第四次1960年冬到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
广东省委检讨说，这几年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检讨中说：省委1958年11月召开过一次思想混乱的会，会上提出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吃的方面实现按需分配，强调拔“白旗”等等，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因为反右倾的斗争，搞到基层扩大化了，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又伤害不少人
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检讨中说：“每当主席、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总怕退得太多，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紧跟毛的柯庆施，一席真假搀和的话，同陶鲁笳揣摸毛的心理，以便投其所好，有什么差别？
粮食部在检讨中说：1959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另一说为1,348亿斤) ，占三分之一强。全国出现大饥荒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征购过头是其重要原因。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但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
图02-7：毛泽东的超英批语 |
冶金部在检讨中说：大跃进期间，冶金部看到毛主席和中央很重视钢铁的产量，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当毛主席在成都会议谈到用“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的想法后，冶金部立刻写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国钢铁工业“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图02-7）（笔者：又一个投其所好者）对此，毛泽东十分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年5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对此，冶金部检讨说：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也有份。
外贸部在检讨中说：1959～1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和“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1959年出口粮食从1958年的266万吨提高到415万吨，出口量猛增56％，即猛增29.8亿斤，等于夺走了约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
《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检讨中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吴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图02-8-1）
人们不会忘记，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四个小孩站在生长着的茂密稻穗上嬉戏。图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实实，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图02-8-2）并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从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鼓动“大跃进”的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吴冷西的“新闻为（毛的）政治服务”，深受毛泽东的赞许和信任。
图02-8-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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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袖的关照下，有些下级干部大胆出气，省级官员也纷纷过关，个别省级大员如大跃进中饿死了630多万人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泉，因作风霸道被调离外，其他各就原位。毛泽东主导的“出气会”，也算达到了他的目的。
下级敢于在领袖面前批评上级，上级能够在下级面前做检讨，这是中共党内民主的萌动，理应看做是“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收获。因此，许多与会官员认为，这次会议是“最民主”的会议。于是，有人得意忘形地打油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笔者：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个“七千人大会”是个失败的大会。
首先，大会起草的报告他不满意，成绩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缺点和错误说得太多，描得太黑。其次，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令他震惊：刘竟敢把形势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完全否定了他常说的“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关系”的“指头论”，还怀疑“三面红旗”完全正确，甚至有“秋后算账”的嫌疑。邓小平有意回避“三面红旗”，躲开天灾和人祸的评介，却大谈民主问题，大批党内缺乏民主，蓄意影射他。在开得比较成功的“出气”会上，下级官员们在“出气”时，尽管他们避免涉及党中央，那是投鼠忌器，但具体的“气”还是“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和整社等一系列他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政策上。受“气“的省、市、部级头头们，虽在压力下做了检查，但那“代人受过”的委曲和“替人背黑锅”的怨气，无论如何伪装，也逃不出毛泽东的锐利目光。
毛泽东虽在口头上也肯定了这次会议，但心里却“憋了一肚子恶气”。“憋了一肚子恶气”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心态，那是江青在文革中得意忘形时信口披露出来的，
“憋了一肚子恶气”的毛泽东，散会后对他的左右侍卫们说：
“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麽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又说：“什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完全放屁”，是毛泽东对他批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成果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七千人大会”是宣布“三面红旗”失败的大会，这对于好斗而不愿认错的毛泽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人在权在，人们竟敢在他面前“放屁”，那么百年后呢？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的阴影笼罩了他，“警惕赫鲁晓夫情结”由是产生。刚过半年，他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便彻底推翻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几年后，他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并把“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锁定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身上。
第02章附注： （回本章目录）
附1、苏联大饥荒 （回原注处）
由于斯大林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农庄和公社化，枪杀了100多万个反对集体化的“富农”，使苏联农业大幅度减产，从而引发1932～1933年的全国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由于俄罗斯不肯解密档案，史家众说纷纭，有饿死几百万、数千万和六千多万人之不同说法）。其中，有苏联“粮仓”美誉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1,000万人（另说饿死750万）。对此，六十五年后的1998年，乌克兰总统下令把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八十二年后的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集权主义影响和清除其标志的法案”，宣布宣传共产主义为非法！
（第02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