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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反击谋略之一：以阶级斗争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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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取得了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毛的独断独行作风也有所收敛，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对毛泽东的霸道作风，应该说是清楚的；他们对毛的“自由王国”论和毛对林彪发言的赞美，也理应意识到他们与毛在对“七千人大会”作用评估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利用大会的形势，将毛泽东免职或靠边；但在党的伦理哲学前面，他们犹豫了，错过大好时机。也许他们不完全清楚毛泽东对大会所持的否定态度，以为毛是不得不给他们以信任，放手他们在第一线工作。于是，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他们便开始积极贯彻大会精神，而对毛泽东在暗箱内策划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警觉。
1962年2月27日，针对不顾国内存在大量饥荒的严重现实而无偿外援朝、越、阿等国与美苏争霸的错误作法，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建议：“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在困难形势下，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即对苏联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等“修正主义”的斗争，要和缓一些，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的援助，要少一点。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周、陈、邓等中央的首肯。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3月27日至4月16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到8月，包括笔者在内，全国甄别、平反了600多万人。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 (图03-1），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据林默涵回忆，《文艺8条》强调“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八条》的下达，使文学艺术界不少人士认为，他们翘首盼望的春天即将到来。
图03-1：《文艺8条》 |
6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彭的长信，受到了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官员们的普遍同情。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主张，得到了刘、邓的积极支持，1961年3月在安徽省就开始试行了。那时，在饥饿和不断增加死亡的威胁下，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有效地缓解了饥荒的发展，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于安徽的作法曾报告过毛泽东，并得到其首肯，于是全国许多地方纷纷效法。
应当肯定，刘、周、陈、邓的这些有限作法，是对毛泽东僵硬乌托邦主义的有限人性化修正。这些修正使经济、政治关系等方面有了一些发展：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有所回升，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群众，得到了甄别和平反，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和缓，政治环境比以前稍有宽松。他们这种人性化修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共党、政府与民众的紧张关系。
“七千人大会”后，迷恋权力的毛泽东，丧失对中共党和国家的控制权力极为恐惧。曾几何时，苏共赫鲁晓夫的出现，令他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身后，中共党内也有人会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落得个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在他的眼里，只有工农业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换句话说，只有当他成了全国唯一雇主时，才能使他的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确保他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世永传不衰。然而，保证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的“三面红旗”，却在“七千人大会”上遭到了“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的质疑、批判、甚至诋毁。“三面红旗”中的大跃进，已以失败而告终，人民公社已从“一大二公”撤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如果“队为基础”这块最后的根据地也守不住，他所创造和亲自督导的“三面红旗”就会全面彻底崩溃，建立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天堂”的美梦，就会化成泡影，中国的赫鲁晓夫们，就会以此为借口，把他赶下台，甚至搞得他遗臭万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竟也与“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同流合污。偏执狂使他把“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他在1964年12月12日提出的新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显然，他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由各级雇主代理和权贵们组成的官僚特权阶级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中共一党专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看到他的党的一些掌权者“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毛在暴虐中闪现的一丝人性。然而，这仅仅是他挫败党内敌人的手段。他没有也不愿意承认，他所指责的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同他和他领导的左派“官僚主义者阶级”，都是高度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化的产物，都是中共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基础。因此，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势必导致反对和危及中共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事实证明，毛泽东死后不久，党内右派集团迅速击败党内左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使邓小平等党内大批右派“官僚特权阶级”，重新上台执政，从而挽救了行将分崩离析的中国共产党和威信扫地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已经察觉到这个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存在，正在挑战他的权威和领袖地位。他的偏执狂使他每每想起“七千人大会”，就像看见八公山一样，草木皆兵了。他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中说，反对他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因此，他变得极端多疑、猜忌，甚至感到大权旁落，在党内日益孤立，发现人们对他已经敬而远之，出现了“我孤独一人”的恐惧。以“与人斗其乐无穷”狂躁的毛泽东，是不会认输，更不会服输。“领导中国舎我其谁”的毛泽东，自“七千人大会”后，按捺住恶气，调整了一下心情，便面对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开始了巩固绝对权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新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