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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海瑞罢官》
就在“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江青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向刘、邓右派集团投出了第二颗重磅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图04-4)。署名作者是浑号叫“棍子”的姚文元。
图04-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据江青说，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她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
为什么“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呢？其一是，她当时仅仅是中宣部下属一个文艺处的副处长；其二，四位都知道，毛泽东对她的评价：“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持肯定态度。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图04-5主演海瑞的马连良 |
毛主席的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讲话精神一传出，各地争先恐后演出海瑞戏。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胡乔木约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文章，吴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陈丕显继续写道：
1961年剧本发表并正式上演时，定名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了饭，对他的演出大加赞扬(图04-5)，毛主席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十分感动，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说明这出戏是成功的，吴晗也感到无比欣喜。
如此说来，江青忤逆毛泽东了吗？否！恰恰相反，忤逆毛泽东的却是吴晗、周信芳、马连良等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这些尊贵令人向往的高级学者和艺术家们，竟然都是健忘的蠢人：刚刚过去四年，他们竟然忘记了1957年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引蛇出洞”的“阳谋”，忘记了毛泽东在历史上曾多表演过的“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哲学。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是个政治意志坚定的人；但为了实现他的某个政治目的，又是一个不择手段出尔反尔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例如：
1945年9月，毛泽东在书面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的“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又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 但到1949年10月夺得权力后，他彻底推翻了“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到1957年7月7日，他在回答罗稷南向他提的“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时，他不加思索地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因两人发生争论，毛泽东怒骂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两年后，果真把刘打倒了。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说过：“要讲真话。”“要实事求是。”但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写道：“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但在1957年的莫斯科演讲中，毛泽东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毛泽东在1963年3月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但到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人们都知道：
毛泽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着足戒”的民主作风倡导者；
毛泽东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方针的提出者；
毛泽东是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政策多次抨击者；
毛泽东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发明者；
毛泽东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民主政治论述者。
…………
话说得多么动听、多么感人啊！
但做的呢？远的延安“抢救”不说，翻开“建国”后的历史看看，在他当权的二十七年中，从镇反开始，到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反彭、民主补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多少人被整、被斗？多少人自杀、被杀？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保守估计，被枪杀、自杀、饿死者，不下五千万！
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总之，毛泽东诡谲狡诈，言而无信。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毛泽东真乃一国妖也。
当时文化部负责人林默涵写道：“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主席改变看法了”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任务变了：现在要倒刘整邓，就要首先清除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清除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要先拿彭真手下的大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开刀。于是，他改变了称赞《海瑞罢官》的态度。
为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江青到上海得到了柯庆施的支持。柯将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找来了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棍子”姚文元。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姚文元为“笔杆子”的三人组合，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经过八个多月的十多次修改，署名姚文元（实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陡然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开始了围歼北京市委的外围战。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阴暗内幕。她说：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图04-6：吴晗 |
这显然是非组织的阴谋活动。在“中共伦理共识”的词典里，凡毛泽东暗中搞的活动，都叫光明正大，别人这么搞就是阴谋。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仅仅看法相近，分别交换过意见，便被视作阴谋分裂活动，终被打成反党集团。
196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改变了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表态，使批判更加火爆，吴晗和北京市委成了众矢之的。到了文革，主演海瑞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被逼服毒自杀身亡；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捕入狱后，头发被拔光，不堪凌辱而自杀殒命(图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