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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艺座谈会和《二月提纲》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给已经开始了的文化大革命火上浇油，但却受到了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等党内右派集团的抵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江青又于1966年1月21日，跑到苏州去找林彪。她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请这“尊神”，目的在于震慑党内右派！
林彪的态度呢？他在《林彪日记》中写道：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笔者: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笔者:萧华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江青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要求，还是得到了林彪的首肯。
根据林彪的安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江青的座谈会，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
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6人乘机飞到上海。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江青就宣布约法三章：“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座谈会一开始，江青便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文艺哨兵”。接着，她“介绍”说，她常“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作调查研究，“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她说，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江青的“介绍”，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观看电影《逆风千里》。
据悉，在18天所谓座谈中，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她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她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了几十部电影，她“没有一部满意”。这样，原本由部队几个人参加的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看电影和聆听江青训话的“一人论坛”。(图04-7)
图04-7：江青 |
2月19日座谈会结束，刘志坚等追忆江青多次谈话内容，理出了个头绪，写成了向总政党委汇报的文件：《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不料，江青看到这个《纪要》后，很不满意。她的秘书电话通知已回京的刘志坚说，《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总政“不要传达，不要下发”。电话里还说，江青“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参加修改。
总政派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乘机飞上海参加修改。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笔者：十七年指1949～1966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笔者：中共党史中结论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此处却把他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很多座谈会根本没有提及到甚至没有想到的内容，其主要是：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显然，这是陈伯达把对“文艺黑线专政”的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
同时，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
此时的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已经由江青的“一人论坛”，变成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三人论坛”。
毛泽东对《纪要》极为重视，在江、陈、张的修改过程中，他在审阅中曾先后作过三次修改。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他不但肯定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还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时，他还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很快“文化大革命”就演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到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江、陈、张“三人论坛”，已经变成毛、江、陈、张“四人论坛”。
最后，未经林彪同意，毛泽东就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而使江青的名字，名正言顺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这是典型的毛式政治造假：在少量真货中，搀入大量假冒产品，用以达到以假乱真兜售其奸的目的！
这是典型的毛式领导“艺术”：以诡秘取代阳光，以武断统一思想，以权力强奸民意，从而体现领袖的天才、英明、和正大！
这种政治造假和领导“艺术”，其典型示范作用之大之强，远非《纪要》本身所能比！
既然“伟大领袖”已经御批“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林彪无话可说，只有认可。《纪要》很快履行完批准程序，以中共中央中发(66)211号的红头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通告全国。
“偶而露峥嵘”的江青，正式甩掉“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的金箍咒，昂首阔步跨进中共中央决策高层。
也许是巧合，1966年2月3日，即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第二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引起文化思想界的混乱，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是毛泽东为了加强文化思想工作的领导而提议专门成立的。因为《汇报提纲》是在二月起草的，又被称之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他们认为的正常学术讨论轨道。显然，在一党专政下，《二月提纲》比《座谈会纪要》较有人性。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刘少奇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
此时的毛泽东已派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借助军队的力量，进一步推动批判文艺黑线运动。由于《纪要》尚未出炉，便对《二月提纲》采取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他只向彭、陆问了一些问题，并没表示不同意见。对此，江青在1967年４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追述道：“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在反复无常的领袖面前，聪明一世的彭真和陆定一，竟认为毛泽东同意了。于是，彭真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将《二月提纲》批转全党。
前面说的“巧合”，是一“阴”一“阳”的“巧合”。这种“巧合”，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斗争的展现，反映了中共党内阳谋与阴谋之间的角力，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必然性。
当3月17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定稿后，3月28～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分别作了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正、副组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批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批“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批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批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批吴晗、翦伯赞（笔者：史学家）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笔者：指彭真）；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是时，邓、吴、廖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等等。
随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公布，毛泽东的“严历批评”也传开来。刹间，文艺界、学术界阴云密布，恶浪滚滚，在指名道姓地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全国各地也像当年抓“小彭德怀”那样，纷纷抓起本省、本市、甚至本县的“三家村黑店”、“燕山黑话”和“反动学术权威”来！
例如，黑龙江省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抓出了个“三家村黑店”：他们是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和，副院长李默林和王志超三人，批判他们是哈尔滨话剧院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根子，并撤了他们的职。由于嫌他们职位较低，又抓出了个市级“三家村黑店”：他们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郑依平，哈尔滨市文联主任牛乃文和文化局长章子岗，也是三个人，批判他们是哈尔滨市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根子，也撤了他们的职。黑龙江省一些县里，也抓出了“三家村黑店”。当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边境上的一个农村公社里，曾参加过一次“愤怒声讨‘三家村黑店’大会”。会后，我问当地一位颇有文化的农民知不知道《三家村》时，他说：“我没去过！”
在当时的党政领导看来，只有同时批判和打倒三个人，才能叫“三家村黑店”，才算与中央保持一致！毛泽东式批判在夺权前，已经荒谬到了可笑、可怖、可悲又可咒的地步！
1965年3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党内右派领袖总书记邓小平无可耐何地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要求“赶快刹车”。但一个摇摇欲坠自身难保的总书记，谁听他的？
从1963年5月6日江青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起，到1965年11月10日姚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再到1966年3月30日毛点名批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止，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丧钟已被敲响，从文化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亦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集团向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舆论准备已经完成。于是，毛泽东便吹响了向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的进军号！
附1、“约法三章” （回原注处）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意愿；但同时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以后又出现了“约法三章”的多个版本。但史学家们认为，在多个版本中比较可信的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版本。王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对江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附2、马基雅维里主义 (回原注处)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鼓吹君主制，他教导君主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头等大事。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告诫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他推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由于马基雅维里鼓吹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亦即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或叫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他的《君主论》亦被称为“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也成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同义语。
附3、《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回原注处)
（此系文革工作者“彩色小吉普”根据当年“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和“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三个造反组织于1968年1月发布的资料编纂而成）
⑴、故事片200部
其中有：《 清宫秘史》、《武训传》、《烈火中永生》、《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铁道游击队》、《雷锋》、《狼牙山五壮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鸡毛飞上天》、《周信芳舞台艺术》、《洪湖赤卫队》、《鲁迅传》、《李双双》、《红楼梦》、《逆风千里》等。
⑵、新闻记录片30部
其中有：《万象更新》、《珠穆朗玛之歌》、《安源煤矿》、《北京紫禁城》、《刘少奇访问印尼》、《春节大联欢》、《美丽的西双版纳》等。
⑶、科教片30部
其中有：《桂林山水》、《杂技里的秘密》、《飞向宇宙》、《泥石流》、《揭开棉蚜生活的秘密》、《菊花》、《龙门石窟》等。
⑷、美术片20部
其中有：《神笔》、《大闹天宫》、《孔雀公主》、《牧童与公主》、《黄金梦》等。
⑸、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20部
其中有：《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啼笑因缘》、《孽海花》、《渔光恋》、《野玫瑰》等。
⑹、外国翻译故事片100部
其中有：苏联40部，匈牙利4部，捷克7部，波兰5部，东德5部，保加利亚4部，意大利5部，法国7部，法、日合作1部，墨西哥14部，日本2部，印度2部，印尼1部，阿根廷2部，希腊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