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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及其他
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也殃及教育界、卫生界和学术界
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的“名言”是：“书读得越多越蠢。”
也许是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和五十年代的教训，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农民，容易蒙哄，因而“便于领导”，而知识分子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不愿盲目跟随，有些甚至向毛挑战，分庭抗礼，不“便于领导”。因此，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借以弹压知识分子；而这句“名言”也成了文革中驱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伏笔。在此期间，二战后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用比中国多十数倍（GDP比例）的教育投入，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为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从1941年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始终同时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的胡乔木著书说，毛泽东“他确实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不用胡乔木证明，翻翻文献，就能找出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这类话：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
1965年1月3日，他在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
1965年1月5日下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娃娃在那里搞四清，讲教授比助教差一点，助教比学生差一点。读书越多越蠢。”
…………
为了给“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找出了许多“证据”。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时说：“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当日毛泽东又说：“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XXX(笔者：转引的原文如此——下同)，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XXX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XX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XXX、XXX、……，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1965年6月26日，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
这是毛泽东“解剖麻雀”哲学：以少代多，以偏盖全，以个别概括全局。
这是毛泽东偷换概念式造假：以“自学”“自修”等同于老粗，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
由于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作祟，毛对各界知名人士横加指责，对学校教学秩序横加干涉，并鼓动学生造反。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
——这同“自学”“自修”一样，等于说学校可以停办。今日中国教育落后，投资奇少，居世界倒数前列，国民整体素质低下，不能不说这与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无视教育的思想有密切关联。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周信芳（笔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员就作‘十年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从“赎买”到“收买”，露出了毛泽东思想“诚实”的一面。但也有不够诚实的另一面。《党史博采》第9期《毛泽东私人财产》一文，披露了毛的存款和开销。毛曾用他自己的存款“犒赏”过一些知己。他给1920年曾资助过他2万银元的章士钊10万元，叫“借钱还债”；他给斡旋十年、最终促成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反蒋归顺的无党派人士程思远10万元，叫“犒劳功勋”；他前后给贴身“秘书”张玉凤15万元，叫“结情联谊”；他给“大总管”汪东兴4万元，叫“修膳房屋”；他先后给夫人江青38万元和2万美金，叫“亲情使然”；而他那笔相当于周信芳49年工资总和的百万元存款(文革中存款高达7,582万元)，当然叫“正常收入”了。这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足150元的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笔者算了笔小帐：中国普通工农家庭，按一家四口平均年总收入600元计，挣汪东兴的4万元须67年，挣章士钊和程思远的10万须167年，挣张玉凤的15万元须250年，挣江青的38万元须633年，挣他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存款须1,667年，挣他在文革中的存款（那是个天文数字）须12.64万年，而挣周信芳的年工资2.04万元，只须34年。青年演员想“要赶上周信芳”，何腐之有？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这是毛泽东的权力哲学：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复僻问题，甚至是人头落地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1961年前为校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以“伟大领袖”的“一分为二”观点进行逆向逻辑思惟，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发现后，遂被毛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受到了围攻和批判。1965年9月，杨被罢掉中央党校一切职务，逐出校门，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差点毙命，真是“罪”有应得。其实，“一分为二”即不神奇，也不新鲜，它源于春秋时代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此，隋代杨上善在注《黄帝内经·太索·知针石》中，首次明确用了“一分为二”这个词，说“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朱熹又认为 “一分为二，节节如此”。所不同的是，毛在“一分为二”中加进了“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即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并利用权力，把它打扮成唯一的绝对真理。其实，“合二而一”并不是“一分为二”的反叛，而是“一分为二”的补充和完善，也符合列宁的说教。“一分为二”突出对立面的“分”，强调其斗争性；“合二而一”突出对立面的“合”，强调其统一性。“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也可看作是事物分析与综合发展的表现形式。例如，化学中的分解与化合就是这种表现形式。在宏观宇宙中，一定区域内黑洞大爆炸是一种分裂，一定区域内收缩为黑洞则是一种组合，这是一生万物与万物归一现象的最典型的表现，也是分析与综合规律存在于自然历史中的根据。因此，作为认识事物方法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有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尽管“一分为二”在表达辩证法上不够准确。为什么这个明显的学术问题变成尖锐的政治问题呢？盖因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也。毛泽东的理论是“顶峰”，凡人不可并列，岂可超越？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又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为了权力斗争，毛泽东竟发明了“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的荒谬理论。诚然，毛在农村搞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有丰富的权力斗争经验，在哲学上也有些许著作，如此而已。毛死后传出，毛的那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著作，出自于他的理论家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之手。如果这个“传说”不足为信的话，我们还可用历史观点来反诘：古今中外的大哲人、大思想家，如中国孔、孟、老、庄等，外国的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康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有几人产生于农业劳动？有几个是权力中心的帝王？历史毫不夸张地证明，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绝大多数出自于学识渊博、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之中；毛的“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论，是权力哲学的演绎，是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谬种：既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手段，也是动员和“收买”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农兵的政治招数。
196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下令：“文学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动，动一些也可以。其他统统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这是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又一个谬论。这无疑是要让学欧洲史的学生，从“马、牛、羊”身上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特征；让学文学的学生，从鸡鸣、狗叫和豕睡中去发掘真善美；让学语言学的学生，从“稻、粱、菽”的生长中去厘清“主谓宾定状补”；让学法学的的学生，从“麦、黍、稷”的结实中学会逻辑与断案，……政治手段之可笑、可鄙、可恶，可谓世界之最！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首都红代会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又说：“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作过工人、农民就学哲学，那么哲学叫作’窄学’。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仇恨学校，仇恨教师，这话似有偏激，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例如，毛曾大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为了他的“教育革命”，使中学停课三年，大学关闭七年，迫使适龄青、少年辍学上山下乡当农民。他的“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镇压自由、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于是，他利用红卫兵在“横扫”中，把数十万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其中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侄孙女王海蓉(文革后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做了四次谈话，鼓励学生造学校的反。他说：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
毛泽东棒打知识界，与把矛头指向在一线工作的刘、邓是一致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是刘、邓党内右派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了向刘、邓夺权，先要打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