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业学大寨运动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农村，曾悄悄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
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公社问题，即“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演时，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总体方案。到8月初，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先后合并成两万六千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说，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毛泽东断言：“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11月21日，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然而，苏联没被他逼上“过渡”路，中国却在他的率领下去“过渡”，结果，3,000～4,500万农民在“过渡”中变成饿殍，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也被迫“渡”回到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给历史留下了可悲、可耻又可咒的一页。
为了活命，在党内右派“修正”力量的支持下，农民们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级市场模式，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相对抗，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和残酷镇压。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代，亿万农民在贫病交迫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忍无可忍，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勇敢行动，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响应，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很快，中国农民们，把罪恶的、横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农业合作社送了终。
在中国横行的20多年里，人民公社产下了一个怪胎——大寨。
“寨”，往往使人联想到“兵”，事实也确如此。所谓大寨，原是屯兵的营寨，住的是“平定”周围的官兵及眷属。然而，大寨这个怪胎，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命令下，却在中国红红火火地辉煌了十五、六个年头，使六亿多农民吃尽了苦头。
请看，当年的大寨何等辉煌！
自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学大寨精神”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止，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高达700多万人次。在国外，世界134个国家的25,470多名外宾，也到大寨参观。在国内，除毛泽东外，从国务院总理到省、市、地、县直到公社生产队长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来大寨“学习”过。来大寨考察、“学习”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教授等学者络绎不绝，文学家、诗人、记者连篇累牍地发文、咏诗、题辞，赞颂之词充斥全国大小报章，歌唱家们吼声高放，把“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期间，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一路飚升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跃升为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农民宰相。
大寨，一个六、七十户农家、不足300口人的小山村，何以能如此辉煌？要解读大寨，就要读懂他的领头人陈永贵，因为，陈永贵是解读大寨历史的钥匙。九十年代，史学家吴思写了一部书，书名是“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吴思的书名准确地道出了大寨辉煌的原因：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毛泽东看上陈永贵决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个人崇拜政治谋略之一。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捍卫“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正确性，狠批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单干风”。尽管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他，但他十分清楚，反对人民公社的，无论党内党外都大有人在。因此，在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单干风”的同时，他必须树立典型人物来“说服教育”反对者。这个典型终于找到了，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
图06-5：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
陈永贵虽是个文盲，却是个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狡黠而长于计谋的农民。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什么呢？（图06-5）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感谢共产党是真心的，不计较他曾经是“陈二鬼子”。
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六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父亲陈志如先后卖掉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后，带着他来到大寨。一年后，父亲不堪生活的窘迫，活不下去了，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一根绳子吊死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夺走了他的父亲，使他成为孤儿。他在贾氏宗族孟老人和她的儿媳妇稳周老人的收养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棒小伙子。二十七岁结了婚，生了长子陈明珠。
乱世出英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扫荡和反扫荡中，有四、五百人被日军刺死、烧死、活埋和机枪射杀，遇害事件比比皆是。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的大寨当权人，就想请一个人出来维持维持。他们看中了长工出身的陈永贵，看中了他胆大心细、能言善辩，又能随机应变。于是，陈永贵当上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伪村长、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常出入于日本人的炮楼和村落之间，时称“陈二鬼子”。其时，他也给大寨人办了一些好事。
日本投降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枪杀或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他被拘留起来，五花大绑在村里挨斗、挨了不少拳头。他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就向他的好友共产党第一任大寨村村长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和有些村民，替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他们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吧？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又没作什么坏事。话说得很有道理，被共产党采纳。共产党的谅解不仅使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在被史称“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的土改运动中，还分给他一处窑洞、十几亩地和几件家具。为感激共产党不杀之恩，感谢共产党分田之德，一句话便挂到他的嘴头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永贵！”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共产党，把大寨的农民一步一步硬拉进了人民公社。
1946年，陈永贵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了共产党员贾进才组织的好汉互助组。不久他发现，村子里还有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没有组织起来，其中有的是曾养育过他的，有的是在反奸中替他说过好话的。陈永贵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离开了“好汉组”，成立了一个“老少组”，把困难户都吸收到他的组里来。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和不怕吃亏的报恩心，当年秋季单产就超过了“好汉组”。到1949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1948年，经贾进才等人介绍，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被评为山西省农业劳模，成了昔阳县内颇有名气的人物。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1952年，由贾进才推荐，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大寨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成立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代领农民们开始走他们不愿走的路。这一年统购任务四万二，他咬牙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扬。
1955年，毛泽东说：“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2月，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自任社长。同全国各地一样，用“说服教育”、行政命令加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亦即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将农民们的农具、牲畜“作价”收为高级农业社所有，从此，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
1958年是“辉煌”的一年。那年，为响应毛主席“超英赶美”的“伟大号召”，各地丰产“卫星”纷纷上天，重磅“卫星”亩产竟高达十三多万斤。一流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著文凑热闹说，根据他的“科学”计算，亩产可达五、六万斤。紧跟形势的陈永贵已按捺不住。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伙同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亩产达到14,436斤；在神土角，干圪梁上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0多倍；他们培育的1.2亩高粱，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6,375斤。笔者认为，陈永贵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放十多万斤的大“卫星”，只放了五万斤以下三颗中不溜“卫星”，符合钱学森“科学”。据报导，他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
1958年毛泽东发出了的“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陈永贵又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就对社员“耐心说服教育”说：“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社员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阻扰他。24日，他倡议创办的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被史称为“中共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在“第二次掠夺”中，陈永贵提刀纵马，成了先锋官之一。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还多次警告：“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陈永贵响应号召、牢记警告，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还一度实行过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大寨办的公共食堂，尽管一年多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仍以窝头稀饭为主，但陈永贵还是高度赞美了他的公共食堂：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一年多后，大寨的公共食堂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一片愤怒地反抗声中垮了台。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的“大批促大干”，符合他的“革命加拼命”思想。
1953年，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制订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当年首战白驼沟，一个月中，他们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据说,首战当年大功告成，陈永贵豪气冲天地将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1955年冬，陈永贵开始了劳民伤财、破坏环境的三战狼窝掌沟。狼窝掌沟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一战狼窝掌沟时，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当年再战，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精光。他没有灰心，当年排除异议，进行三战：70多个劳力苦干了27天，搬运数万土石方，用石灰30吨，筑大坝32条。据说，“终于驯服了狼窝掌沟。”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救济物资和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为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据说，农民们眼巴巴地望着到手的救济粮和物资又被拉走了，敢怒不敢言。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革命加拼命”，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说，1963年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据说“比原来的更好，创造了一个奇迹。”据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80年11月，这些战天斗地的先进事迹，很多都变成了真假搀合的谎言。
毛泽东最看重陈永贵轻视生命、漠视人权、压制自由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路线觉悟和管理才干。
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的一个不平凡的夏季里，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装起下台架式。一次大会，群众问永贵怎么没来呀，县派驻队干部郝兑元依陈永贵之计说：“他还能参加会呀？”暗示陈已下台。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是计，七嘴八舌地出起气来。
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带头指责陈永贵向国家卖粮太多，农民吃亏太多，指责办高级社“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
接着，胆大的农民们便骂将起来：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
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
干活没轻没重、没黑没白，还不如去当长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
不久，毛泽东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风向变了，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报导，“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陈永贵学着毛泽东，对他的农民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1958年“大跃进”期间，有位社员对办食堂不满，说了句怪话，激怒了陈永贵。他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这种无限上纲的毛式批判，吓得那个社员再也不敢乱说了。
1963年秋，面对大灾，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还有个口号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根据毛主席“革命加拼命”的思想，干起活来就得不要命：人们白天干在地里，晚上干在村里，早晨披星星，晚上戴月亮；对这种超时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敢说一句“草包”话。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社员赵小和赶着车困得睡着了，颠簸的大车把他从车上摔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村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永贵说，赵小和是为保护集体财产不幸牺牲的，是个好社员，“死得重如泰山！”
1966年，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大寨，大寨的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证明“大寨有新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爱情必须服从政治，没有恋爱自由可言。他决定首先解决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于是，大队支委会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问题，“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年仅19岁的郭凤莲泪下如雨，拒绝党支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陈永贵抛出杀手锏：“如不答应，开除党籍。”少女终于屈服。其余的少女们也只好斩断前情，被迫发誓“死了也不出大寨”。一场爱情的政治危机，就这样以陈永贵的全胜而告终。
此外，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是个全国惟一什么经验都能出的地方。除“三战狼窝掌”外，诸如什么“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大批了还要大批”, “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等等，都是大寨总结出来的推向全国的“革命加拼命”经验。可以说，陈永贵为树立毛泽东在农民中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大功。
对毛泽东树立的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各级干部谁敢怠慢？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表忠，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帮助大寨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命名为“友谊水池”；听说大寨要搞“人造小平原”，有关单位马上派出了推土机；握有实权的一些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时，还带来了化肥、良种、机械等生产物资，做为赠品、试用品，赠予或廉价售于大寨；农忙时，一些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自愿”来大寨帮忙播种、收获……后来，由于“帮忙”人太多应接不暇了，才被陈永贵谢绝。
1964年12月21日，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原则、精神和风格的概括，把大寨典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死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寨这个被大树特树的典型，在多方指责下，也悄然倒下，随毛泽东而去。
1979年春，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博士，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第一个揭开了大寨“盖子”：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他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大造山间小平原，结果是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穷光蛋；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杨显东博士还对陈永贵提尖锐批评说：“我认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1979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据高级记者杨继绳披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例如，在湖北省红安县，由于不堪贫困的煎熬，1975年的几个月中，就发生过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又据1979年８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2,061人，造成冤假错案3,028件，导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据作家凌志军记载，非正常死亡的141人中，多是上吊、投水或跳崖自杀，有两人死于乱棒之下。
那么，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呢?由于档案尘封，无据可查。笔者估算：全国2,000多个县，如平均按昔阳县的25%计，则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一百五十万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施工在内的死亡人数至少在二十万以上！“农业学大寨”运动，被人们称作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
在各方压力下，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加了批语。《批语》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批语》还第一次承认，对大寨这个“先进典型”，有些领导和部门“……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批语》回避了“农业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积极推行者周恩来的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冤假错案和伤亡。但这个《批语》，还是把造成二十多万农民死亡的可悲、可耻又可咒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送了终。
在“农业学大寨”的冤假错案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所写的随感《西风残照大寨行》，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写道：
中国真正的英雄是谁？绝不是追随毛泽东搞“穷过渡”，与天斗、地斗、人斗的陈永贵，而是李云河、戴浩天、徐适存、冯志来、陈新宁、杨伟名这些坚持独立思考、见识卓异、舍身为民请命的人！
可是他们在当时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云河24岁时即任浙江省永嘉县委书记，31岁的戴浩天是县委农村工作队长，二人在1956年不赞成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最后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举家遣送农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会上喊过“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农民徐适存，不“适”不“存”，瘐死狱中。1962年，浙江青年冯志来、陈新宁等人投稿人民日报，讨伐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斥为“单干理论家”，二人历经劫难，九死一生。陕西户县的大队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文化程度虽不高，却能清醒把握中国的脉博。他们三人联名、杨伟名主笔的《当前形势感怀》，写于1962年5月，却不止于批评人民公社制度，而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稿：他们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判断，对尊重“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多么具有远见！可是，在权力即真理的中国，导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于一身。陈永贵在他们面前，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是一抔黄土！
在鄢烈山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三句这样的话：农民徐适存“瘐死狱中”，浙江青年冯、陈“九死一生”，陕西队干部杨、贾、赵“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鄢被国内誉为“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但话到嘴边却留了半句，令人遗憾。仔细想想，也不能太责怪他。在国内，除颂扬唱诗派外，体制内作家们都知道，文字与饭碗、牢狱的关系。他们写作中创造了诸多隐喻暗语、旁敲侧击、闪烁其辞、拐弯抹角和打擦边球等笔法，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笔法”去描述当局认为的敏感话题。我们并不期望像鄢这样所谓“敢说真话”的作家，也用《红岩》中描绘渣子洞里受刑共产党员那样夸张、渲染的手法去描述上面六个人的下场，我们只期望他们实话实说，把实话说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吝啬地把“敢说真话”桂冠戴在遇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鄢烈山头上。由此推见，那些尚不“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学者、记者、编辑以及当事人们，他们在报导、史著、传记、回忆录等等里面，究竟肯定了些什么？渲染了些什么？回避了些什么？曲解了些什么？甚至篡改了些什么？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
笔者不得不搜肠刮肚，终于从纪念《当前形势怀感》发表四十周年一组文章中，了解到了杨伟名的下场。
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的《当前形势感怀》，又名“一叶知秋”，当时曾引起轰动。他们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感怀“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毛泽东看信后勃然变色，遂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怒斥道：“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杨伟名惨遭批斗迫害，终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卒年46岁。毛死后的1979年6月29日，杨伟名始得平反昭雪。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承担者陈永贵呢？
杨显东博士批评陈永贵“欺骗了党中央”，笔者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在当“陈二鬼子”、搞互助组时，没见他欺骗过谁（不排除曾骗过鬼子）；他带领大寨走所谓“共同富裕”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道路时，也谈不上他欺骗，他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制订这种祸国殃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放卫星时有点欺骗，但那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跟上，跟不上就挨批；三战狼窝掌和大战天灾，更谈不上欺骗，而且还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哩。当树成典型后，他变啦，变得欺下骗全国了，但既谈不上瞒上，更谈不上“欺骗了党中央”。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党中央纵容或默认他骗，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或旁观他骗，从没有去过大寨的毛泽东，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需要他骗。他可能是进了官府，身不由己，在充满“假大空”即“假”获重用、“大”能升迁、“空”受表彰的官场里，不骗人则被人骗，他便顺着大流渐渐看惯了骗，习惯了骗，又渐渐学会并熟练了这种政治骗术。这不是为陈永贵开脱，仅仅说杨批他“欺骗了党中央”的话，不够恰切。
陈永贵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理应为此付出代价。1979年12月17日，他被免去兼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８月30日，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９月１日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成了一名退休干部。1986年3月26日，71岁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结束他由长工到“陈二鬼子”，又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跃升到国务院副总理既辉煌又可悲、可咒的一生。
